有时，他们也谈起主动反抗党的统治，但是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想要加入也并不容易。他对她说起了他和奥伯良之间存在的——或者似乎存在的——奇怪的亲近感，有时，他甚至一时冲动想走到奥伯良的面前，宣布自己是党的敌人，要求他的帮助。奇怪的是，她并不觉得这么做有多么荒唐鲁莽。她习惯了用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温斯顿只凭一个眼神就认定奥伯良值得信任，这在她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另外，她想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人——或者几乎每一个人——都偷偷地仇恨党，只要没有危险，都会违反党的规定。但她不相信存在着——或者有可能存在——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她说，哥德斯坦和他的地下军队之说纯粹是党为了自己的目的编造出来的垃圾，你必须假装相信。她无数次在党员大会和自发游行中扯着嗓子高喊处决那些她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人，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她也丝毫不相信。举行公审的时候，她会参加青年团的小分队，从早到晚包围着法庭，隔一会儿就喊“处死叛徒！”在两分钟仇恨中，她对哥德斯坦的谩骂比任何人都激烈。而她对哥德斯坦以及他所代表的理论的了解少之又少。她是在革命之后长大的，对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斗争没有任何记忆。独立的政治斗争这种事她完全想象不到：无论怎样，党是战无不胜的。它会永远存在，永远不会改变。你可以通过悄悄地不服从来反抗，最多只能采取一些单独的暴力行为，比如杀掉某个人或者炸毁某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敏锐得多，也不太容易被党的宣传左右。有一次，他刚好提到与欧亚国之间的战争，她随口说她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争，使他大吃一惊。每天轰炸伦敦的火箭弹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只是为了让人们害怕”。这个想法他确实从未想到过。她告诉他，在两分钟仇恨中，她最大的困难是忍住了别笑出来，这让温斯顿羡慕不已。但是，只有当党的教条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她的生活时，她才提出质疑。她经常很乐意接受官方制造的神话，只是因为对她来说真相和假相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例如，她相信是党发明了飞机，学校里就是这么教的。（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末，在他上学的时候，党只是声称自己发明了直升机；十几年后，当朱丽亚上学的时候，党已经自称发明了飞机；到了下一代人，党就该发明蒸汽机了。）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并且早在革命之前，就已经有飞机了，可她对这个事实完全不感兴趣。说到底，飞机是谁发明的有什么要紧？更令他震惊的是，他偶然发现，她竟然不记得大洋国四年前在和东亚国交战，和欧亚国和睦相处。没错，她认为战争完全是假相，但她显然没有注意到敌人名字的变化。“我还以为我们一直在与欧亚国交战呢。”她含糊地说。这使他有点惊骇。飞机早在她出生以前就发明了，但战争对手的改变仅仅是四年前的事，那时她早已长大了。他和她争论了大约一刻钟，终于成功地拉回了她的记忆，她隐约想起来他们的敌人曾经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她还是觉得这件事无关紧要。“管它呢！”她不耐烦地说，“战争总是一个连着一个，反正谁都知道那些消息是假的。”
有时，他对她说起他在记录处所做的那些厚颜无耻的伪造工作。这种事似乎并没有让她感到震惊。想到谎言变成了真理，她并没有感到脚下裂开了一个万丈深渊。他告诉她琼斯、阿龙森和卢瑟福的事，还有他曾经捏在指间的那张意义重大的纸片。她无动于衷。事实上，一开始她没有领会这件事情的意义。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她问。
“不是，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另外，他们比我的年纪大多了。他们属于过去，属于革命以前的时代。我只是见过他们而已。”
“那你担心什么？任何时候都有人被杀，不是吗？”
他试着向他解释。“这件事很特别。这不仅是某人被杀的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过去实际上被抹掉了，昨天以前的一切都被抹掉了。即使存在，也只存在于几件没有文字的物品上，就像那块玻璃。我们已经对革命和革命以前的时代一无所知。所有的记载都被销毁或者篡改了，所有的书都被重写了，所有的画都被重画了，所有的塑像、街道和建筑物都被重新命名了，所有的日期都被更改了。这个过程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发生。历史停滞了。除了无穷无尽的现在——这个党永远正确的时代，什么也不存在。当然，我知道过去被篡改了，但我永远无法证明，虽然我自己就是篡改人。这件事一旦做完就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唯一的证据在我的脑子里，我丝毫也不确定别人是否也有与我一样的记忆。在我一生中，只有那一次，在那件事发生多年之后，我终于拥有了实实在在的证据。”
“那有什么用？”
“没有用，因为几分钟后我就把它扔了。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我会把它留下来。”
“我可不会！”朱丽亚说，“我愿意冒险，但我只为值得的事冒险，不会为了一张旧报纸。如果你留着它，你会怎么样？”
“也许，不怎么样。但那是个证据。如果我敢拿给别人看，也许能在各地播下一些怀疑的种子。我不认为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改变什么。但可以想象，各地会发生小规模的反抗——一小群人团结在一起，逐渐壮大，甚至留下一些文字，让下一代继续我们未竟的事业。”
“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亲爱的。我只关心我们。”
“你只有下半身是个叛逆。”他对她说。
她认为这句话非常精辟，高兴得抱住了他。
她对党的教条的影响一点也不感兴趣。每当他说起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可变性和对客观现实的否认，而且开始用新话的词，她就感到一头雾水、无聊透顶，她说她从来不关心这种东西。既然知道是废话，干吗还要为它烦恼？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欢呼，什么时候该喝倒彩，这就够了。如果他说个没完，她有一个习惯让他无计可施，那就是睡着。她是那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睡着的人。和她交谈，他才认识到人是那么容易假装正统，其实根本不知道正统是怎么回事。在某种程度上，党的世界观对那些没有能力理解它的人影响最大。他们能接受最明目张胆的违背现实的行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完全理解党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罪孽，对公共事务也没有充分的兴趣，注意不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由于缺乏理解能力，他们保持了理智。他们简单地接受一切，所接受的东西对他们没有害处，因为那在他们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就像一粒没有消化的谷子通过一只鸟的身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