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天下》篇，《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我曾细细读了一遍，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现他有无矛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划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其他较小的长处，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赘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
再版自序
一部哲学的书，在这个时代，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这是我自己不会梦想到的事。这种出于意料外的欢迎，使我心里欢喜感谢，自不消说得。
这部书的稿本是去年九月寄出付印的，到今年二月出版时，我自己的见解已有几处和这书不同了。近来承各地的朋友同我讨论这部书的内容，有几点我很佩服。我本想把这几处修正了然后再版。但是这时候各处需要这书的人很多，我又一时分不出功夫来做修正的事，所以只好暂时先把原版重印。这是我很抱歉的事。（有一两处已在正误表中改正。又关于墨辩的一部分，我很希望读者能参看《北京大学月刊》第三期里我的《〈墨子·小取〉篇新诂》一篇。）
我做这部书，对于过去的学者我最感谢的是：王怀祖、王伯申、俞荫甫、孙仲容四个人。对于近人，我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学的同事里面，钱玄同、朱逷先两位先生对于这书都曾给我许多帮助。这书排印校稿的时候，我正奔丧回家去了，多亏得高一涵和张申府两位先生替我校对，我很感谢他们。
民国八年五月三日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
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就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民国七年九月写成付印，民国八年二月第一版出版。今年是民国四十七年，这部书出版以来，整整三十九年了。台北商务印书馆现在用“万有文库”的五号字本《中国古代哲学史》重印，仍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名称。我做了一个正误表，附在卷尾。
“万有文库”本是民国十八年用五号字重排的（原书是用四号字排的）。那时候，我在上海正着手写《中国中古思想史》的“长编”，已决定不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名称了。所以当时“万有文库”的编辑人要把我的哲学史上卷收在那部丛书里，我就提议，把这个五号字重排本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我的意思是要让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单独流行，将来我写完了《中古思想史》和《近世思想史》之后，我可以用我中年以后的见解来重写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我不预备修改这本《中国古代哲学史》了。
我现在翻开我四十年前写成的这本书，当然可以看出许多缺点。我可以举出几组例子：（一）我当时还相信孔子做出“删诗书，订礼乐”的工作，这大概是错的。我在正误表里，已把这一类的话都删去了。（二）我当时用《列子》里的《杨朱》篇来代表杨朱的思想，这也是错的。《列子》是一部东晋时人伪造的书，其中如《说符篇》好像摘抄了一些先秦的语句，但《杨朱》篇似乎很不可信。请读者看看我的《读吕氏春秋》（收在《胡适文存》三集）。我觉得《吕氏春秋》的《本生》、《重己》、《贵生》、《情欲》诸篇很可以表现中国古代产生的一种很健全的个人主义，大可以不必用《列子》的《杨朱》篇了。《吕氏春秋·不二》篇说“杨生贵己”，李善注《文选》引作“杨朱贵己”。我现在相信《吕氏春秋》的“贵生”“重己”的理论很可能就是杨朱一派的“贵己”主义。（三）此书第九篇第一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其中有一节述《〈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也曾引用《列子》伪书，更是违背了我自己在第一篇里提倡的“史料若不可靠，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的原则。我在那一章里述《〈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用的材料，下的结论，现在看来，都大有问题。例如《庄子·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知其伦。是谓天均。
这一段本不好懂。但看“始卒若环，莫知其伦”八个字，这里说的不过是一种循环的变化论罢了。我在当时竟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此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
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真是辱没了《物种由来》那部不朽的大著作了！
我现在让台北商务印书馆把我这本四十年前的旧书重印出来，这是因为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他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也许还可以补充这四十年中出来的几部中国哲学史的看法。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我在第八篇里曾说：
古代本没有什么“名家”。无论哪一家的哲学，都有一种为学的方法。这个方法便是这一家的名学。所以老子要无名，孔子要正名，墨子说“言有三表”，……这都是各家的“名学”。因为家家都有“名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
这个看法，我认为根本不错。试看近世思想史上，程、朱、陆、王的争论，岂不是一个名学方法的争论？朱晦庵把“格物”解作“即物而穷其理”，王阳明把“格物”解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岂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名学方法的争论吗？南宋的朱陆之争，当时已认作“尊德性”与“道问学”两条路子的不同——那也是一个方法上的争执。两宋以来，“格物”两个字就有几十种不同的解释，其实多数也还是方法上的不同。
所以我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可惜后来写中国哲学史的人，很少能够充分了解这个看法。
这个看法根本就不承认司马谈把古代思想分作“六家”的办法。我不承认古代有什么“道家”、“名家”、“法家”的名称。我这本书里从没有用“道家”二字，因为“道家”之名是先秦古书里从没有见过的。我也不信古代有“法家”的名称，所以我在第十二篇第二章用了“所谓法家”的标题，在那一章里我明说：“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至于刘向、刘歆父子分的“九流”，我当然更不承认了。
这样推翻“六家”、“九流”的旧说，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依据史料重新寻出古代思想的渊源流变：这是我四十年前的一个目标。我的成绩也许没有做到我的期望，但这个治思想史的方法是在今天还值得学人的考虑的。
在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据顾颉刚先生的记载，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他还特别提出“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说是“截断众流”的手段。其实他老人家是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辩护这一点。
四十年来，有些学者们好像跑在我的前面去了。他们要进一步，把老子那个人和《老子》那部书都推翻，都移后两三百年。他们讲中国哲学思想，要从孔子讲起。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办的。冯先生的书里，先讲了孔子、墨子、孟子、杨朱、陈仲子、许行、告子、尹文、宋、彭蒙、田骈、慎到、驺衍及其他阴阳五行家言——到了第八章才提出“《老子》及道家中之老学”。
冯先生说：
《老子》一书，……系战国时人所作。关于此说之证据，前人已详举（原注：参看崔东壁《沫洙泗考信录》，汪中《老子考异》，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兹不赘述。就本书中所述关于上古时代学术界之大概情形观之，亦可见《老子》为战国时人之作品。盖一则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故《老子》不能早于《论语》；二则《老子》之文体，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三则《老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Begging the question）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民国三十六年增订八版，页二一○）
冯先生举出的证据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我曾对他说：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证据。
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说的话。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挪移到战国后期去（留心这个问题的人，可以看看我的《评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及附录。这些文字收在《胡适论学近著》，页一○三以下；即台北版《胡适文存四集》，页一○四以下）。
二三十年过去了，我多吃了几担米，长了一点经验。有一天，我忽然大觉大悟了！我忽然明白：这个老子年代的问题原来不是一个考据方法的问题，原来只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像冯友兰先生一类的学者，他们诚心相信，中国哲学史当然要认孔子是开山老祖，当然要认孔子是“万世师表”。在这个诚心的宗教信仰里，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个老子。在这个诚心的信仰里，当然不能承认有一个跟着老聃学礼助葬的孔子。
试看冯友兰先生如何说法：
……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后世尊为惟一师表，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由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讲起。（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页二九）
懂得了“虽不对而亦非无由也”的心理，我才恍然大悟：我在二十五年前写几万字的长文讨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真是白费心思，白费精力了。
1958年1月10日 在纽约寓楼
哲学的定义
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例如行为的善恶，乃是人生一个切要问题。平常人对着这问题，或劝人行善去恶，或实行赏善罚恶，这都算不得根本的解决。哲学家遇着这问题，便去研究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人的善恶还是天生的呢，还是学得来的呢；我们何以能知道善恶的分别，还是生来有这种观念，还是从阅历经验上学得来的呢；善何以当为，恶何以不当为；还是因为善事有利所以当为，恶事有害所以不当为呢；还是只论善恶，不论利害呢：这些都是善恶问题的根本方面。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想，方可希望有一个根本的解决。
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例如：
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哲 学 史
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有时一种问题过了几千百年，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例如孟子说人性是善的，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荀子说性是恶的。到了后世，又有人说性有上中下三品，又有人说性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哲学史的种类也有许多：
一、通史。例如《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之类。
二、专史。（一）专治一个时代的，例如《希腊哲学史》、《明儒学案》。（二）专治一个学派的，例如《禅学史》、《斯多亚派哲学史》。（三）专讲一人的学说的，例如《王阳明的哲学》、《康德的哲学》。（四）专讲哲学的一部分的历史，例如《名学史》、《人生哲学史》、《心理学史》。
哲学史有三个目的：
（一）明变：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例如孟子、荀子同是儒家，但是孟子、荀子的学说和孔子不同，孟子又和荀子不同。又如宋儒、明儒也都自称孔氏，但是宋明的儒学，并不是孔子的儒学，也不是孟子、荀子的儒学。但是这个不同之中，却也有个相同的所在，又有个一线相承的所在。这种同异沿革的线索，非有哲学史不能明白写出来。
（二）求因：哲学史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学，何以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哲学？陆象山、王阳明的哲学，又何以不同于程子、朱子呢？这些原因，约有三种：
（甲）个人才性不同。
（乙）所处的时势不同。
（丙）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