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有《仲尼弟子列传》一卷，记孔子弟子七十七人的姓名年岁甚详。我以为这一篇多不可靠。篇中说：“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这话含混可疑。且篇中把澹台灭明、公伯僚都算作孔子的弟子，更可见是后人杂凑成的。况且篇中但详于各人的姓字年岁，却不记各人所传的学说，即使这七十七人都是真的，也毫无价值，算不得哲学史的材料。《孔子家语》所记七十六人，不消说得，是更不可靠了（参看马骕《绎史》卷九十五）。所以我们今日若想作一篇《孔门弟子学说考》，是极困难的事。我这一篇所记，并不求完备，不过略示孔子死后他一门学派的趋势罢了。
韩非《显学篇》说：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道藏本良作梁）之儒，有孙氏之儒（即荀卿），有乐正氏之儒。
自从孔子之死到韩非，中间二百多年，先后共有过这八大派的儒家。这八大派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如乐正氏，如子思，都是第三代的；孟氏孙氏都是第四或第五代的；颜氏仲良氏今不可考；只有子张和漆雕氏两家是孔子直传的弟子。
最可怪的是曾子、子夏、子游诸人都不在这八家之内。或者当初曾子、子夏、子游、有子诸人都是孔门的正传，“言必称师”（《论语》十九曾子两言“吾闻诸夫子”，《礼记·祭义》乐正子春曰“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故不别立宗派。只有子张和漆雕开与曾子一班人不合，故别成学派。子张与同门不合，《论语》中证据甚多，如：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子张是陈同甫、陆象山一流的人，瞧不上曾子一般人“战战兢兢”的萎缩气象，故他说：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又子夏论交道：“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驳他道：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看他这种阔大的气象，可见他不能不和子夏、曾子等人分手，别立宗派。雕漆开一派，“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韩非子·显学》篇）乃是儒家的武侠派，也不配做儒家的正宗（王充《论衡》说漆雕开论性有善有恶，是非性善论）。只可惜子张和漆雕两派的学说如今都不传了，我们如今只能略述孔门正传一派的学说罢。
孔门正传的一派，大概可用子夏、子游、曾子一班人做代表。我不能细说各人的学说，且提出两个大观念：一个是“孝”，一个是“礼”。这两个问题，孔子生时都不曾说的周密。到了曾子一般人手里，方才说的面面都到。从此以后，这两个字便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势力。
孔子何尝不说孝道，但总不如曾子说的透切圆满。曾子说：
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次能养。（《礼记·祭义》）
什么叫做尊亲呢？第一，是增高自己的人格，如《孝经》说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劝父母”。第二，是增高父母的人格，所谓“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尊亲即是《孝经》的“严父”。《孝经》说：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谓尊严其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什么叫做弗辱呢？第一即是“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意思。《祭义》所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子全而归之”，也是此意。第二，是不敢玷辱父母传与我的人格。这一层曾子说的最好。他说：
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亲，敢不敬乎？（《祭义》）
什么叫做能养呢？孔子说的：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二）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敢不违，劳而无怨。（《论语》四）
这都是精神的养亲之道。不料后来的人只从这个养字上用力，因此造出许多繁文缛礼来，例如《礼记》上说的：
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笄总、拂髦、冠缨、端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屦著綦。……以适父母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疴痒，而敬仰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捧盘，长者捧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内则》）
这竟是现今戏台上的台步、脸谱、武场套数，成了刻板文字，便失了孝的真意了。曾子说的三种孝，后人只记得那最下等的一项，只在一个“养”字上做工夫。甚至于一个母亲发了痴心冬天要吃鲜鱼，他儿子便去睡在冰上，冰里面便跳出活鲤鱼来了（《晋书·王祥传》）。这种鬼话，竟有人信以为真，以为孝子应该如此！可见孝的真义久已埋没了。
孔子的人生哲学，虽是伦理的，虽注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却并不曾用“孝”字去包括一切伦理。到了他的门弟子，以为人伦之中独有父子一伦最为亲切，所以便把这一伦提出来格外注意，格外用功。如《孝经》所说：
父子之道，天性也。……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又如有子说的：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
孔门论仁，最重“亲亲之杀”，最重“推恩”，故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后来更进一步，便把一切伦理都包括在“孝”字之内。不说你要做人，便该怎样，便不该怎样；却说你要做孝子，便该怎样，便不该怎样。例如上文所引曾子说的“战阵无勇”，“朋友不信”，他不说你要做人，要尽人道，故战阵不可无勇，故交友不可不信，只说你要做一个孝子，故不可如此如此。这个区别，在人生哲学史上，非常重要。孔子虽注重个人的伦理关系，但他同时又提出个“仁”字，要人尽人道，做一个“成人”。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只是仁，只是尽做人的道理。这是“仁”的人生哲学。那“孝”的人生哲学便不同了。细看《祭义》和《孝经》的学说，简直可算得不承认个人的存在。我并不是我，不过是我的父母的儿子。故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的身并不是我，只是父母的遗体，故居处不庄，事君不忠，战阵无勇，都只是对不住父母，都只是不孝。《孝经》说天子应该如何，诸侯应该如何，卿大夫应该如何，士庶人应该如何。他并不说你做了天子诸侯或是做了卿大夫士庶人，若不如此做，便不能尽你做人之道。他只说你若要做孝子，非得如此做去，不能尽孝道，不能对得住你的父母。总而言之，你无论在什么地位，无论做什么事，你须要记得这并不是“你”做了天子诸侯等等，乃是“你父母的儿子”做了天子诸侯等等。
这是孔门人生哲学的一大变化。孔子的“仁的人生哲学”，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孔子以后的“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参观第十篇第一章）。这种人生哲学，固然也有道理，但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如《孝经》说：
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
难道不事亲的便不能如此吗？又如：
爱亲者不敢严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为什么不说为人之道不当恶人、慢人呢？
以上说孝的哲学，现在且说“孝的宗教”。宗教家要人行善，又怕人不肯行善，故造出一种人生行为的监督，或是上帝，或是鬼神，多可用来做人生道德的裁制力。孔子是不很信鬼神的，他的门弟子也多不深信鬼神（墨子常说儒家不信鬼神）。所以孔门不用鬼神来做人生的裁制力。但是这种道德的监督似乎总不可少，于是想到父子天性上去。他们以为五伦之中父子的亲谊最厚，人人若能时时刻刻想着父母，时时刻刻惟恐对不住父母，便决不致做出玷辱父母的行为了。所以儒家的父母便和别种宗教的上帝鬼神一般，也有裁制鼓励人生行为的效能。如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说：
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亲，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不敢忘孝也。……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祭义》）
人若能一举足，一出言，都不敢忘父母，他的父母便是他的上帝鬼神；他的孝道便成了他的宗教。曾子便真有这个样子，看他临死时对他的弟子说：
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八）
这是完全一个宗教家的口气。这种“全受全归”的宗教的大弊病，在于养成一种畏缩的气象，使人销磨一切勇往冒险的胆气。《汉书·王尊传》说：
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九折阪，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病去。
这就是“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的宗教的流毒了。
儒家又恐怕人死了父母，便把父母忘了，所以想出种种丧葬祭祀的仪节出来，使人永久纪念着父母。曾子说：
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十九。《孟子》也说“亲丧固所自尽也”。）
因为儒家把亲丧的时节看的如此重要，故要利用这个时节的心理，使人永久纪念着父母。儒家的丧礼，孝子死了父母，“居于倚庐，寝苫枕块，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扶而后能起，杖而后能行。”还有种种怪现状，种种极琐细的仪文，试读《礼记》中《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诸篇，便可略知大概，今不详说。三年之丧，也是儒家所创，并非古礼，其证有三。《墨子·非儒》篇说：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其礼曰：丧父母三年。
此明说三年之丧是儒者之礼，是一证。《论语》十七记宰我说三年之丧太久了，一年已够了。孔子弟子中尚有人不认此制合礼，可见此非当时通行之俗，是二证。《孟子·滕文公篇》记孟子劝滕世子行三年之丧，滕国的父兄百官皆不愿意，说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鲁为周公之国，尚不曾行过三年之丧，是三证。至于儒家说尧死时三载如丧考妣，商高宗三年不言，和孟子所说“三年之丧，三代共之。”都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惯技，不足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