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关于科学与人生的关系问题的激烈论战之际。这场论战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所谓“玄学鬼”阵营的领袖是张嘉森，他提倡“内省精神生活”论，相信这种内心精神生活是超越科学范围之外的。因此张先生和他的好友，其中包括已故梁启超先生，主张恢复宋明新儒学的理学。另一个是由丁文江先生领导的现代科学家阵营。丁先生驳斥陈旧的哲学而力持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万能论。这场论战持续整整一年。当参加这场论战的文章最后搜集起来在1924年出版时，全书超过二十五万字。不消说，吴先生和我在这场论战中都是站在丁先生方面的。
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成分
我在1926年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此文同时刊登于日本的《改造》月刊和中国的《现代评论》周刊上。文章内容又用英文改写，作为查理·A·俾尔德教授编的《人类的前程》一书的一章。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立场是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与民主。我试图表明容忍像缠足那样的野蛮风俗达千年之久而没有抗议的文明，很少有什么精神性。我也指出科学与民主的宗教二者均孕育着高度的精神潜力，并且力求满足人类的理想要求。甚至单纯的技术进步也是精神的，它可以解除人类的痛苦，大大增强人类的力量，解放人类的精神和能力，去享受文明所创造的价值和成果。我公开地谴责了东方的旧文明，认为它是“唯物的”，以其无能为力地受物质环境所支配，不能运用人类的智能去征服自然界和改善人类生活。与此相反，我认为尽可能充分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来寻求真理，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变物质环境，以及改革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谋人类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
中国文明之不人道
吴稚晖先生和我本人的这种看法仿佛过于盛气凌人和过于武断。不过这些观点都是经过多年实际观察和历史研究得出的由衷之言。当一个像吴稚晖那样的老先生宣布他认为中国人道德很低下的时候，他是在讲大实话，这使他感到痛苦远远超过他的读者所能想象的。但是那是真情不得不讲。在我以缠足几千年或千百万人当牛做马为例谴责我国的文明时，我并不是仅仅从一些孤立事例作出概括；缠足代表全体女性十个世纪以来所受人的痛苦的最残忍的形式。当我们了解到宗教、哲学和伦常道德共同合谋使中国人视而不见，丧失良知，对这种不人道缺乏应有的认识时，了解到诗人作诗和小说家写出长篇描写女人的小脚时，我们必须作出结论，在一种文明中道德观念和美学意识被歪曲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其中必有某种东西是根本错误的。普及教育，普选制，妇女解放和保护劳工立法之所以未发源于实行缠足的国家，难道我们能说这纯粹是偶然的吗？
中国的旧文明
总而言之，我们对中国文明究竟有什么真正可以夸耀的呢？它的过去的光荣属于过去；我们不能指望它来解决我们的贫穷、疾病、愚昧和贪污的问题。因为这四大祸害是中国旧文明残存至今的东西。此外还有什么？我们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间曾经产生过一位画家、一位雕刻家、一位伟大诗人、一位小说家、一位音乐家、一位戏剧家、一位思想家或一位政治家吗？贫困使人们丧失了生活的元气，鸦片烟与疾病扼杀了他们的创造才能，造成他们的懒散与遭遇。难道我们还要再推迟那种能提供战胜我们死敌以唯一工具并为一种新的活文明提供唯一可能基础的科学和技术文明的到来吗？
中国的新文明
日本的例子使我们对中国文明的未来抱一些希望。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结果使日本的再生取得成功。由于极愿学习和锐意模仿，日本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而且使她具备一个现代政府和一种现代化文化。日本的现代文明常常被批评为纯粹是西方进口货。但这种批评只不过是搔到事物的表面，如果我们以更多的同情态度来分析这个新文明，我们会发现它包含着许许多多必须称之为土生土长的东西。随着由技术和工业文明造成普遍的兴盛的程度日益提高，这个国家土生土长的艺术天才已在数十年间发展了一种和全国的物质进步相适应的新艺术与新文学。她的风光和风景美还是日本式的，只是比以前管理得更好，现代交通工具也更为方便。今天日本人民的爱美和爱整洁仍同过去一样，不过他们今天有更好和更美的东西可以享受了。
我们所需的文化复兴
因此，让我们希望中国也可能像日本那样实现文化复兴。让我们现在着手去做日本在五六十年前着手做的事情吧。我们决不受那些保守派思想家们的护短的观点的影响，也不因害怕丢掉自己的民族特性而有所动摇。让我们建立起我们的技术与工业的文明作为我们民族新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基础吧。让我们表达如下的希望吧！如果我们有什么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将会在科学与工业进步所产生的健康、富裕和闲暇的新的乐土上开花结果。
（原载1929年《中国基督教年鉴》（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张景明译、罗荣渠校中译稿收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1990年3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