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提出创作生产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是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2011年的四川文学界继续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推出中国气派、巴蜀风格的优秀文艺作品，积极追求文化产品健康向上的社会效果，提升文化产品质量，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一）汶川地震的历史记录与深度书写
2011年是“5·12”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三年来，四川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三年来，四川文艺工作者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行着不懈地探索，一批经过时间积淀、深入思考和精心打磨的厚重之作陆续出现，完整记录了恢复重建的四川奇迹与中国骄傲。
由四川省“5·12”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出版集团等单位联合主编大型纪实文学丛书《感恩》由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作序。共计18分册，图文并茂，全面记录了18个省市对口援建四川18个地震重灾区进行灾后恢复重建的光荣历程和不朽业绩，真实记录了援建者们的感人事迹，充分表达了四川人民对全国人民和对口援建省市的感恩之情。由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丹枫、省作协主席阿来主编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国家行动——十八省市援蜀记》和《四川回答世界——来自灾后重建的报告》，前者收录了18个对口援建省市的作家作品18篇，书写四川人民和援建队伍一起创造的重建奇迹，铭记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见证灾区的崛起与重生。后者收录了23位四川作家的作品16篇，以文学形式记录了四川地震灾区的沧桑巨变，书写了四川人民坚强奋起的抗震救灾精神。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伍松乔推出了38.5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作者历时两年的扎实采访，30多次奔走于3000平方公里间的北川乡村城镇。该书着眼于地震后至今发生在北川土地上波澜壮阔的当代奇迹，通过零距离、全方位的记录、见证、描绘、解读，成为迄今为止对于北川重生史诗的第一部全景式报告文学专著，深刻揭示了灾后重建的“北川奇迹”的谜底。
著名诗人黄亚洲的《我扶着四川歌唱》和著名诗人梁平的《汶川故事》是地震三年后推出的抗震题材诗歌力作。前者精选了120首诗/散文诗，回溯畅想了悠悠蜀地几千年历史留下的痕迹，以简练朴实的方式迅速记录灾难，不仅反映了抗震救灾过程中生命与时间赛跑和众志成城共度时艰的壮丽画卷，还揭示了普通民众的血与泪、伤与痛，体现出深度的人性关怀。后者是作者三年磨一剑的叙事长诗，打破此类题材中概念化的局限，在宏大的叙事结构中浇铸着诗人血脉的跳动和奔涌，将灾后重建的现实场景切入历史的纵深，用“故事笔法”展示了一个又一个感人至深的镜头，具有一种客观面对灾难的品性与力量，呈现出面对灾难的社会群体、精神涅槃与民族气度。
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贺享雍推出了首部关注精神重建的长篇小说《拯救》，歌颂了乡村基层干部在抗震救灾中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弘扬了基层党组织执政为民的朴实情怀，展现了在突如其来的巨大自然灾害前，受灾群众的不同心态和行为，人性的伟大与卑下共存。既以慷慨悲歌颂扬了人性中神性的部分，也锋芒毕露地鞭挞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卑劣，从而提出了“精神救赎”重于“物质救赎”的社会性思考。
（二）异彩纷呈、佳作迭出的文学创作
2011年，著名作家马识途老先生笔耕不辍，推出了长篇电视文学剧本《没有硝烟的战线》，这无疑是国内隐蔽战线题材的重要收获。2011年是小说的丰收年，佳作迭出，作家们都拿出了自己的厚重之作。主题集中于三个方面：地域文化、人物命运、人生信念。
1.隐蔽战线题材与革命历史叙事的重要收获
著名作家马识途老先生推出了长篇电视文学剧本《没有硝烟的战线》，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作者认为，当下一些反映隐蔽战线的影视剧，在情节和表现方式上与历史的真实有一些出入，造成了观众对地下党工作、生活的很大误解，希望以此书纪念那些曾在没有硝烟的战线上奋斗牺牲的烈士们。本剧是根据马老过去发表的相关题材的小说改编而成。改编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一种再创造。这部电影剧本用文字塑造形象，记录历史，情节生动曲折而绝无向壁虚构，反映了极为深刻的思想内容。该剧讲述了一个叫李亨的青年，虽出身于川东一个袍哥家庭，但在大学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组织安排到了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毕业后被组织安排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取得要职，送出了大量的重要情报，多次及时地挽救了地方党组织、挽救了同志们的生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线上的英雄。但同时，他却不得不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爱情，一直到晚年才和大学时期一起参加革命的贾云英走到了一起。该剧对于当下充斥荧屏的“谍战剧”无疑是具有纠偏作用和示范意义的，其革命历史叙事的创新性、独特性、地域性同样具有重大价值和典范意义。
2.特殊文化背景之下的人物命运的诠释
在前些年的作品中，作家们的目光集中于历史、文化。试图通过人物的活动书写出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在这些特殊的文化属性中所孕育出的人的文化品格。《大河之舞》对于巴文化的书写具有代表性，罗家坝人的“尚武好斗”是古代巴人文化品格的集体传承。在2011年的小说创作中，人物的个体命运成为关注的焦点。作家们都是在哲学的维度上思考人物的命运：在某种严格限定的命运框架之下，个体的生命会呈现出何种色彩。安昌河、达真、罗伟章等的作品都是这种思考的上乘之作。
安昌河是一位多产的年轻作家，他的多部作品在网络上连载，有很高的点击率。安昌河善于讲故事，在他的讲述之下，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就像经过了发酵，变形，从中生长出别样的意味、悠长的思考。长篇小说《亡者书》在腾讯读书网上连载，后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在具象的故事中展开关于生命、命运思考的小说。故事虚构了一个短命的家族，家族中的成员都活不过38岁。当一个人明确地知道自己生命的限度的时候，如何拥有完整的生命？一个人的梦想又是如何支撑着一个人的生命？
闫连科的《日光流年》也写了一个短命的家族，这个家族成员的大限是39岁。每个成员在39岁或之前喉咙里就会长出东西，最终窒息而亡。但其终极原因是贫困、疾病所导致的死亡。所以，为了改变这种命运，现任村长带领村民们从外地接干净的水源。因此，人物抗争的对象是贫困和疾病。而《亡者书》中家族成员的大限是没有现世的原因的，它直指哲学意义上的“终结”。“我”的家族很富有，父亲给“我”留下了大笔财产，所以“我”所面对的死亡是一种无抗争对象的“无物之境”。“我”的先辈们为了改变这样的宿命，也进行过各种挣扎，但都无法逃脱这个宿命。
书中的三个主人公“我”、木耳、六福都生长于家族由盛而衰的“末世”之中。“我”只能活到38岁；木耳祖上是开妓院的，家族的没落是注定的。木耳是个抑郁症患者；六福早年离家出走，他的五个哥哥都因此而死于非命，祖上基业也毁于一旦。这三个命中注定不幸的人用自己的方式超越着似乎不可抗争的宿命：“我”认为“生命的完整不是以长度来衡量的”，“我要追求一个完整的生命”。于是，“我”给自己的余生定下了三个目标：一，帮助木耳完成一部有头有尾的长篇小说；二，和一个人相亲相爱并且跟她生养一个也会在38岁前死亡的孩子；三，让死神惊愕地看见一张幸福的面孔。他不打算像先辈一样做惨烈的挣扎，而是脚踏实地像常人一样恋爱、生子，平静地生活。木耳通过写小说来思考人生，但抑郁症使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无一例外”地意外死亡，他的小说总是处于未完成状态。如何让自己笔下的人物能够正常地“寿终正寝”成为他的生活目标。而他笔下的人物与他本人忧郁的生命互为隐喻。六福现年已九十多岁，出身于大户人家。由于父亲的多疑和眼疾，常年生活在黑暗中。六福是父亲最为宠爱的小儿子，也被父亲禁锢于黑暗中。一个没有“杀戮、欺骗、伤害”，明净、美丽的梦境，成为六福毕生的追求。
六福在外流浪多年，当过乞丐、土匪，被国民党拉过壮丁，在战场上杀过日本人。新中国成立后又因是地富子女受到批斗、劳改。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梦想，后来那个梦想具象化为一个明亮的玻璃房，在他众多的养子的帮助下，通体透明的阳光房终于修建起来了。而“我”和木耳短暂的、阴郁的生命是通过六福的执着追求而得以超越的：六福的完整生命使木耳完成作品成为可能；我为了完成早逝的木耳未完成的作品与六福相识，从六福完整的生命中我也窥见了生命的意义。
六福虽长寿，却历经风雨，命运多舛。看似随波逐流，其实生命过程完全在他内心强大信念的观照之下。其生命的完整不在于他的长寿，而在于他毕生对一个信念的追求。他的信念或许是虚幻的，但却是这信念使他多舛的生命过得如此纯正。
达真的长篇小说《命定》第一次细致地表现了一个喇嘛集灵与肉的冲突、救赎与杀生的矛盾于一生的传奇人生。土尔觉从九岁被家人送进寺庙当喇嘛时起，生命的轨道即已确定。土尔觉是一个聪慧的喇嘛，以他的天资本可成为一个满腹经纶的高僧。但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本情诗使他站在了神界和俗界的十字路口：“一边是通向光芒感召的天堂；一边是充满男女欲望的‘幸福’。”他与头人女儿贡觉措的相识更是让他坠入了欲望的深渊。仓央嘉措早年生活的藏南地区信奉的是宁玛教，僧侣允许结婚，而土尔觉所在的绒布寺信奉的却是格鲁教，严格禁欲。土尔觉陷于情欲与教规的矛盾冲突之中不能自拔，终被逐出寺庙。他和贡布一起参加抗日远征军后，又面临着教规教义与战争杀人的矛盾。“一个是吃斋念佛视一切生灵为伴的善徒，一个是拿枪杀人的战士，灵魂中植入水火不容的两者，他的生命也走入混乱无序之中。”他选择了做战地医疗兵，只救生不杀生，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战后他并没有回国，而是留在当地——一个“被称之为‘万塔之国’的佛教国度”缅甸，为牺牲的战友守灵，让心灵重归和谐。
罗伟章的长篇小说《太阳底下》是从搜寻历史真相的角度来书写人物命运的。故事由主人公黄晓洋的日记笔记、其妻杜芸秋的访谈录、其与父亲的信件往来、作者记笔等几部分组成。
黄晓洋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致力于抗战时期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他的曾祖父曾祖母均死于南京屠城时日军的刀下。曾祖母被杀时，日军官在举刀的同时是否喊过一声“欧巴桑”，引发了黄晓洋对自己以前的历史观及人性观念的怀疑。为了弄清曾祖母之死的真相及细节，他从南京来到重庆，想从当年曾祖父的同事、尚健在的李本森教授处寻找答案。于是，南京大屠杀与重庆大轰炸时期李教授、安靖、父亲、伯父等人的传奇经历及细节在他面前轰然展开。在由数字组成的宏观历史表象之下隐藏着无数个人的隐私及不同的命运，而这些私密信息的展开勾勒出了彼时知识分子的特异个性。也正是这些特异的个性“为我们民族保存了文化的血脉和读书的种子”。
但这些文脉随着李本森教授的去世却面临着断裂。然而史学界仍然津津乐道于由数字和大人物组成的“大历史”，黄晓洋的“个体史学”处于边缘状态。他在追寻细节的“真实”的同时追求着人心的“纯净”。而当安靖的本来身份是日本人的真相暴露时，黄晓洋却无法承受这个最大的“真实”，选择了自杀。
作品在写作方法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主人公是要寻找历史的真相，但形式上由日记、访谈等构成有限视觉，因此情节线索扑朔迷离，人物的生命历程也波谲云诡。
在主题思想方面探讨了宏观历史与微观的个人史之间的关系。过往的历史叙事都是由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宏观数据等构成的“宏大叙事”、“大历史”，普通的个体是湮没于“大历史”表象之下的。近年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历史”叙事正趋于消解。由口述、回忆录等构成的个人史、家族史、少数族群史正方兴未艾，是史学观的一次新的变革。因此，黄晓洋对于家族先辈生活细节的追踪以及与史学界的矛盾正是这一潮流的体现。黄晓洋所搜寻到的细节所构成的个体的人生，通向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文脉——“士”，彼时由特异个性构成的“知识分子”，而这种特异的知识分子时代随着李本森的去世而“终结”了。
不过，黄晓洋之死有些不合情理。大历史与小历史之争是史学界的一个现象。黄专注于小历史与小说的意旨并不矛盾。史学观念的分歧本不会导致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自杀，即使安靖是日本人的谜底揭开，对于普通人而言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谈资而已，与黄并无切身关系，也不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黄的自杀只能由心理层面来解释：专注于细节，无法统合历史的表相而导致精神分裂，这显然与作品所推崇的历史的“小叙事”所牴牾。合理的解释或许是，黄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遗绪，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亡。
3.对于康巴文化书写的新突破
2011年有两部作品——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达真的长篇小说《命定》对康巴文化作了浓彩重墨的书写，而且在语言和手法上都有新的突破。
康巴文化是一座富矿，因其地域的封闭、宗教文化的特殊和语言的隔阂一直以来为外界少有了解。用汉语写作能否传达出康巴文化的精妙，也是跨语言写作的难题。张承志当年曾有“美文不可译”的说法。不过近年来，在康巴这块汉藏杂居的区域，一批通晓汉藏文化的青年作家成长起来，创作出了一批精品，《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命定》便是2011年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