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一、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的起源
中国、华夏等词的出现及其含义的演变，是与中国形成并发展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一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得以产生、形成和发展。
中华一词，出现于魏晋时期，南北朝时已普遍使用。《晋书·刘乔传》中记载：“今边陲天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至南北朝，裴松之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中评论说：“若使（亮）游步中华，聘其龙之，必不出曹操诸谋士之下。”“中华”实际上是一个复合词，由中国与华夏复合而成，其时主要是地域概念，专指中原，也包括王朝管辖的郡县地区，由此而产生的民族概念，主要是指汉族。同时，“中华”一词也具备文化概念，一般是指古人所称“礼乐冠第”的中原文化。
为“中华”赋予政治含义，可追溯至明代朱元璋。他在1367年北伐后发布的告谕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调动了被元朝压迫的汉族及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同时，对蒙古、色目人甚至元朝皇室采取了宽容政策，而非刻意渲染民族仇恨，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概念。使“中华”的政治概念更为明确，则以近代孙中山为代表。他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进而在“三民主义”中明确提出了“民族主义”，其斗争对象直指封建专制帝制和外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实质上是把握了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是整个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专制统治的矛盾，而并非单纯的满汉矛盾。他指出：“革命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P2。）正因为如此，由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革命才能赢得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也使“中华”一词的政治内涵更为明确。
“民族”的含义在古代往往同种族、族类、部落混同，近代后期民族开始表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斯大林对民族的含义做出过科学的阐述：“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二卷，P294-295。）中华民族的称谓出现于我国近代后期，最初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随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深入，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不断加强，已自觉认识到自己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如1904年藏族人民反抗英国入侵，同仇敌忾、不畏牺牲来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等一系列斗争，都反映出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已自觉地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纵观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各个民族共同劳动，共同发展，其间亦产生战争与纠纷，但和平交往是发展主流，在统一与分裂割据状态中由纷争而接近乃至融合，逐步结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清朝乾隆年间，中国各地都已置于中央政权直接管辖之下，标志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确立和古代民族联合过程的完成。这些民族无论后来是兴旺发达，抑或是消融消灭，尽管情况各异，但都对开拓中国疆域、创造中国文化以及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他们的历史，是古代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更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
在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漫长过程中，汉民族，即华夏族起了主导作用，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滋生于中华大地之上而不断发展丰富的中国文化，其主体也是指汉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然而，各地区其他民族以其创造性的劳动实践也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内容，从而使中国文化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元性和区域性发展的特征，并且在多元文化汇集交融中使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不断勃兴壮大，具备了更强大的辐射力。
二、中国文化形成的地理基础
中华大地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周边受高山、沙漠和海洋的阻隔，与其他文化区的联系受到天然的限制，这种独具特色的地理环境就成为中华民族创造自己历史与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条件，因而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结构和民族特色。
我国四周多为高大山系和海洋，成为与周边联系的天然屏障，内部形成相对独立的单元，这是中国文化赖以形成发展的地理基础的一个显著特征。亚洲大陆以帕米尔高原为界，东部为我国的新疆和河西走廊地区，虽然汉代已形成丝绸之路沟通西域，但大漠戈壁、山路崎岖，在整个古代制约着与中、西亚等地区的进一步联系；西南则有世界最高的喜玛拉雅山脉，成为中国与南亚的天然分界；横断山脉的大江大河与热带丛林，阻碍着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交往。我国北部地区多为草原与沙漠，虽地势较为平坦，但从贝加尔湖至外兴安岭一线以北气候严寒，人烟稀少，与此线以南往来甚少。东部从黑龙江沿海到东南沿海，海岸线长达两万余公里，唐宋以来海上交通日益发达，但中华民族并未因此向海洋纵深发展。正是由于我国周边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既在地理上构成相对独立的单元，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使中国文化具备了内聚性特征。
我国地理环境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自西向东地形呈现阶梯状，落差巨大。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为第一阶梯；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以及其间分布的一些盆地，海拔下降到2000米以下，为第二阶梯；其余以东地区平均海拔500米以下，为第三阶梯。这种背靠欧亚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的地形，受季风影响明显，而且由于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形成多种不同气候。东部第三阶梯湿润多雨，第二阶梯除云贵高原外多为干旱和半干旱气候，青藏高原则以高寒为特点。从南北地区气候差异来看，我国南北地跨30多个纬度，自南向北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递变，距今几千年乃至更遥远的年代气候固然与今天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从南向北平均气温逐步递减的规律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东西雨量递减，南北气温递减的气候，加之不同的地形地貌，大体上可以把我国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人口密集，属农业区；西部地广人稀，主要是草原游牧区，其间也分布着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区。这种地形多样、气候多样的地理环境差异，也导致农业区与游牧区泾渭分明但又互相依赖、互相补充。秦岭淮河以南，以稻作农业为主；以此至秦长城一线是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秦长城以西以北则主要是草原游牧区和渔猎区。不同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农牧两大类型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也不断加强。由于我国内部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为繁衍生长于这片辽阔大地上的中华各民族提供了不同的自然条件，因而中华民族在生产实践中所创造的中国文化就呈现出多元性和互补性特征。
三、中国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
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生长土壤，都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相联系。中国文化有自己特定的生长土壤，这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我国社会特殊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论是朝代演变、政权更迭，抑或是内乱纷争、外族入侵，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始终成为主流，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是在中国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客观地存在着、发展着和巩固着。中国文化正是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中形成和发展的。
中国自秦汉以来的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发端到确立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客观上是谋求统一的一种表现，也为统一奠定了基础。秦灭六国，开启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的先河，不仅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而且所采取的如“书同文”、“车同轨”等一系列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巩固统一的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承秦制，全面继承秦朝的国家基本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同时，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汉初，匈奴首领冒顿建立单于国家，历经数十年，完成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统一，成为统一的多民族游牧军事国家，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北部游牧地区统一与南部农业地区统一的两大政权对峙的局面，这种区域性的局部统一为大一统准备了条件。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对匈奴转为战略反攻，经几十年战和交替，匈奴归汉合为一家，与此同时，通西域，平南越，开发西南夷，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不断扩大。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封建国家分裂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北方居民开始大量向南迁移，江南得到开发。在战争与对峙中各民族的交往不断增强，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其诸多措施对隋唐所实行的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与汉人通婚等措施又深深地打上了汉族文化的烙印。
隋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和鼎盛时期。隋朝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政权并立对峙的局面不复存在，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为封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唐朝前期，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和府兵制等政策法令，对恢复发展经济和巩固国家统一起了积极作用，同时统治者又吸取了隋亡的教训，励精图治，社会比较稳定。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100多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时期，我国封建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唐朝的繁荣奠基于贞观时期，而全盛于开元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朝边疆居住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北方的突厥、回纥，西南的吐蕃、南诏，东北的靺鞨等，当时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与唐朝的关系有战有和，总体上唐与边疆各族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以吐蕃与唐朝关系为例，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入藏，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带去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为吐蕃的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唐中宗应尺带珠丹请求，把金城公主嫁给他，这进一步加深了唐与吐蕃的和亲结盟关系。唐朝的疆域东临大海，西达威海，东北至外兴安岭、库页岛一带，南及南海，北到今蒙古以北地区。其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得到开发，各族人民的联系不断加强。
五代十国，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再度出现大分裂局面，同时也为民族进一步大融合创造了条件。五代十国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此时，北方契丹族兴起，建立了政权；西南方战争较少，长江流域经济得到发展；周世宗的改革，为北宋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创造了条件，而北宋的建立，则完成了中原地区和南方的基本统一。与北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以及后来取代辽的女真族建立的金，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与北宋的关系不仅有战争与议和，更有各民族之间联系的加强。金灭北宋，南宋建立，我国历史上又出现南北对峙的两大政权，西夏仍继续存在。这一时期，南方经济赶上和超过北方，从而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其中南北生产技术的交流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北方的经济也得到恢复和发展。金建立后，受封建经济影响，女真族逐渐封建化，这就带来了北方各族人民与汉族的逐渐融合。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辽、宋、夏、金时期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从而奠定了元、明、清数百年长期统一的基础，促进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随着蒙古贵族的南下和元朝的建立，其统治范围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扩展到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原和江南地区，蒙古贵族不断汲取汉族封建统治阶级的经验，逐步实行“汉法”巩固其统治。元朝结束了五代以来长达370多年的政权并立局面，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统归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的联系，许多内地汉族人民迁往边疆，为当地的开发做出了贡献；许多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包括蒙古族在内，大批迁入中原和江南，同汉族杂居相处，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