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从总体上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加以探讨。
一、传统科技思维的局限
在长达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未脱离社会生产的实践和社会政治活动的需要，具有讲究实际以及和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的特点，体现着鲜明的实用传统。这种特征促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主要是以技术水平来体现，中国古代科技所取得的众多发明创造和高超的工艺水平表现为实用技术成果。同时，这种特征也造成了中国古代科技忽视理论探讨，缺乏系统严密的理论论证体系，而往往出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缺陷，虽然在技术成果中孕育着许多科学原理，却始终未能上升为近代的科学，也阻碍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尽管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也是以解决实际问题而著称。数学偏重于解题和运算技巧，它的发展主要是运算技巧越来越高超，而研究的对象基本是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数学体系以实用性、有效性构成了评价数学成果的主要标准，而数学思维及理论的严密性和一致性则被忽略，这种重运用而轻视理论的发展倾向，使数学本身没有加以很好地抽象、提高，使其更具理性化的程度。
天文学的成果也是直接用于历法的修订和指导农业生产，因而必然导致其技术化的发展，虽然天文学留下了关于天象的十分丰富的记录，但却没有进一步规律性的研究。天文学还被认为与国家政治活动密切联系，天象变化预示着政治统治的吉凶与走向，因此天文学还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许多大规模天文观测活动由国家组织，许多天文学家本身就是政府官吏，历代政权都设置专门机构和人员从事天象观测，“天人感应”论成为这种发展走向的依据。人们运用天文、历法、星象、气象等知识，在政治上发挥了强大的功能，但也把天文学局限于政治的领域之内，使之不能发展为纯粹的科技体系。
这种重实用、轻理论的传统科技思维，使天文学、数学等学科知识终未能摆脱对技术活动的依附而独立发展，反而沦为政治活动、农业、商业的附庸，再加之缺乏浑厚的理论积淀，使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技术难以进一步发展并产生近代科技思想和成果。
中国古代科技成果主要表现为技术，技术属于应用的范围，往往是通过经验的积累而获得。中国古代偏重于直觉思维，在认识事物、分析现象时往往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出发，凭直觉办事。这种思维方法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不是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系统的认识论来认识事物，就使认识过程不够严密，对对象的认识模糊而不明晰，其结论当然令人难以信服。仍以数学为例。中国传统数学思维重运算不重论证，虽然在计算的水平和方法上遥遥领先，但不加明确严格定义和忽视逻辑推理，严重妨碍了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的建立。数学发展的规律表明，当运算水平、计算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获得大量具体的计算方法后，需要通过逻辑推理、概括，才能有所突破和发展。西方古代数学的形式化、公理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数字各分支的成长，也促进了各门学科以及民族思维素质的发展，成为近代科学出现的基础。中国数学则没有发展到这一高度的内在条件。
以实用技术为主体内容的中国古代科技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成果涉及到各个领域，但仍然是靠一点一滴的经验积累。当中国古代科技客观上需要进行理论总结和升华，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向前发展时，传统科技思维却无法提供充分的逻辑思维方法。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理论思维，战国时墨家在诸子百家中独树一帜，比较重视功利，重视知识，墨家在逻辑思维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墨家经典《墨经》是推理证明式，易导致理性探索。墨辩逻辑被称为体系完整，首尾一贯。梁启超这样评价：“于名理披析，皆极细密。今世伦理学之重要问题，略具矣。”（《梁任公近著书第一辑》下卷P191。）墨家的思想离开了单纯的技术层次，表现出一种理论倾向，产生了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概念的科学方法。然而，随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形成，讲求“义利之辩”的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墨家因其政治主张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走向消沉，此后，这一类型的科学思想就再未出现。
中国传统科技思维注重整体观念，重视综合、归纳，重视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全局和规律，并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去认识了解事物。这种整体直观的思维方式，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看到了认识对象的广泛联系，但也忽略了对局部、个体内部深层结构的深入探究，即使得到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也是一种笼统的、普遍性的原则，从而导致认识结果的模糊性和不准确性。这种思维机制自然也不重视实证和分析，仅满足于用朴素的对立统一观念来泛泛地解释一切，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实验科学也就只能是一种萌芽。而科学实验方法是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必要条件，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系统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近代自然科学就是在这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很显然，这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最欠缺之处。
二、传统观念的束缚
生长于“农业——宗法”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型文化。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重视人、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人是“万物之灵”，是衡定宇宙万物的尺度，人对自身的认识和改造是置于人的一切活动的首位，自然不能离开人而存在，人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包括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都是服从于人对自身的改造。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对自然界的研究当然不可能成为人的首要任务。
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追求，是通过伦理道德来实现的。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了天人之间的统一性与合理性，把人的伦理道德和情感贯注于天，使天成为人们实现道德理想的手段，把协调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的伦理道德原则，上升为世界本体，从而成为自然、人、社会共同遵循的普遍原则。人的价值、生命的意识都被放在一定的伦理关系之中方能实现，人也必须遵循相应的道德规范，才能实现人生目标。这样一来，认识的对象和主体发生了转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首先取决于人对自身道德观念的反省和道德践履，把道德实现提到至高的地位。这种思想观念将人们的视野局限于社会历史甚至只是道德领域，注重道德理性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界的认识，表现出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妨碍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古代社会常把工艺钻研和器物制造蔑称为“雕虫小技”，就是这种观念的表现。
中国古代思想家往往以“代圣贤立言”为标榜，以圣贤之是非为标准，从不质疑。随着封建大一统的确立，儒学逐步取得正统地位，儒家经典备受重视，形成了不加思辩理解认识的经学。汉代儒学独尊，经学更为昌盛，儒生们埋首苦读只是为了注解前人思想。至宋明，经学态度发展更甚。朱熹曾说：“曾经圣人乎，议论安敢到？”这种流于经学态度的思想观念影响深远，形成了一种因循守旧、不思创新的思想作风，阻碍了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忽视对自然科学的探究，最集中地体现为重道轻器传统观念的影响。它表现在义与利、社会与自然、名与身、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
在义利关系上，表现为重义轻利，生与义二者不可得兼时，舍生而取义；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上，重社会，轻自然。伦理本位的原则，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把人们的思维重心和实践活动限制在社会历史领域。特别是汉代确立了重宗法人伦的儒学为主导思想后，三纲五常成为人们言行的价值标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首先来自于人内心的道德修养；在名与身的关系上，重名轻身，道德判断成为人们认识事物、鉴别价值的根本原则。在主客体关系上，重视对主体道德修养而忽视对客体的探求与改造，把人束缚于特定的关系之中，通过个体道德修养而恪守规范，从而维持特定的关系和群体的存在与发展。
重道轻器思想，是重精神而轻物质，重义理把握而轻器物制造，使人们轻视自然，蔑弃技艺，从而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代中国落后被动，科技发展缓慢，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因。
三、封建制度的制约
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基础，登峰造极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在曾经创造了高度繁荣的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时，也制约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赖以存在的主要经济基础和支柱，它把人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之上，缺少商品的交换流通机制，愈是其稳固而至僵化时，生产力发展速度愈是缓慢。产生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此基础上只能是萌芽，难于挣脱封建生产关系的枷锁而健康地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需要是紧密联系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为科学技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而且使它的发展成为可能，由生产力迅猛发展而产生的强大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束缚，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扼杀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而使自己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停滞不前。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空前强化的过程，中国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君主为中心，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庞大官僚政治体制。知识分子以协助政务、治理国家为己任，“学而优则士”成为最有发展前途的人生道路选择。知识分子从事科学技术工作，并非出于探索自然界奥秘的动机，而是为了入仕做官，以服务服从于政治需要为目的，在实质上，他们是轻视科学技术，视科学技术为末技，注重的是苦修“内圣外王”之功，经史治国，最终实现“修齐治平”。在人才选拔机制上，通过科举制度操纵控制知识分子为封建政治服务，而经学盛行，八股取士则使人们思维和认识趋于僵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独立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形成。
中国以农业立国，封建统治阶级主要依靠地租、赋税和封建特权来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不必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靠发展生产和商业利润来满足自己的要求，因此工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不受重视甚至被摧残。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不断强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表现在措施上，就是奉行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农民禁锢于土地之上，视一切非官方科学技术成就为异端而严加禁止，从而也产生了“焚书坑儒”、大举“文字狱”等文化惨祸的怪异现象。这种保守、封闭、专制的思想氛围，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有着极大的扼制作用。
此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滋生了妄自尊大、闭塞保守的心态，以至于近代不知科技为何物，自然也就漠视中外的科技文化交流。明清两代都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政策上关闭了中外科技文化交流的大门，使中国文化与科学技术无法在交流中汲取更多的新的营养而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