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至17世纪，西方进入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发展全面转折的伟大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向封建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体系发动了猛攻，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重塑了人文主义精神，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神学世界观的基础。人文主义者倡言：“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他们提倡以“人”为中心，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以理性和科学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重视人的世俗生活和世俗享受，反对作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中世纪神学。人文主义，或称人本主义（Humannism）一词也是在15世纪出现的。在有人本传统的古希腊、罗马文化重新被发掘和研究的前提下，产生了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学和新艺术，标志着西方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和艺术的诞生。无论是“文艺复兴文学三杰”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还是“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们的作品都是以“人”为核心创造了文艺史上的不朽辉煌。科学家们也冲破神学樊篱的束缚，在天文、物理、数学、医学和生理学等方面均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开了近代科学的先河。人文主义者还以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教会内部存除了封建的伦理观念，树立了以人为主体的新思想，建立起了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新教神学思想体系，对近代西方文化精神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带来的人的思想解放和理性的发扬，在世界史上率先推进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
从18世纪20年代开始，法国出现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人文主义更加发扬光大，出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一大批思想巨匠，他们高举“理性”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强调人的创造力的至关重要性，用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自然法、社会契约等一系列先进的思想理论证明反抗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人民不容剥夺的、正义的权力，为后来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同时也推动了文艺、科学等方面的大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各国先后确立后，人本思潮更加高涨，经过康德、费尔巴哈等哲学大师的理论构建，近代意义的人本主义理论体系已相当完善，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对于人全面的真正的发展给予的关注更是空前，由此引发的西方文化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现代西方的人本思潮肇始于19世纪中叶，主要包括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论，以狄尔泰、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以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等诸多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哲学研究应当突破传统模式，由以往强调的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转向对人本身的内在结构的探索；由倡导感觉经验或理性思维的可靠性转向肯定人的内在心理体验；由对普遍人性，即人类共同的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颂扬转向对个人独特个性、生命、本能的强调，要求冲破以往哲学家用普遍的、绝对的理性概念编织的束缚个人发展的罗网，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的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虽然有其消极、悲观的一面，但也反映了现代人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烦恼、困惑、无助的沉重精神压力的反思，以及企图重塑人与世界和谐共处的状态、寻回精神之根的探索，有助于人们缓释精神压力，努力实现个体的全面、真正的自我发展。
纵观整个西方文化，以重视人、表现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一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强大助推力，随着各种关于人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探讨的不断深入，束缚文化发展的种种思想上的阻碍也逐渐消除，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由此不断取得，而西方文化也实现了其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
二、商业城市文化特质
西方文化的源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都以城市为中心，西方近现代文明更是著名的“都市文明”，洋溢着典型的商业文化特质。
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城邦构成的，这种城邦制国家是后代来近代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的雏形。公元前330年，马其顿征服希腊后，开始了远征活动，也开始了希腊文化的传播过程，在远征中希腊雇佣兵被留下驻守一系列要塞，形成了许多希腊式城市，在征途中也建起了许多此类城市，它们是所在地域内的知识和文化中心。随后的罗马帝国和查里曼帝国的城市，其性质与希腊式城市类似，但也都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城市——城乡界限不明显，市民仍然耕种城市周围的土地，只不过城市人口较为集中，每星期有一至几次集日而已。那时的城市居民有许多既是市民又是农民，市场也明显地附属于封建农业庄园经济。欧洲盛行封建采邑制，最初的城市大多建立于商人从封建贵族的领地上租借来的、远离封建领主的城堡，比较荒凉、贫瘠，对经营农业的封建领主价值不大的土地上，但对商人们来说这些土地或处在通衢大道的交汇点，或位于江河湖海的入海口、半岛的尖端，交通便利，易于开展贸易活动，商业价值较大。商人们将租得或购得的土地作为自己的售货点和居住点，具有商业性质的“城市”便这样产生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欧洲的这种城市自形成时就远离王城、贵族都邑和领主城堡，故既非行政都城，又不是封建文化中心。其在发展初期虽免不了要受封建领主的管辖和行政治理，但因其偏僻而管理甚为费力，加之城市中自由且蓬勃发展的市民经济有利于增加封建主和王室的经济收入，以及市民对封建势力的强烈反抗，贵族逐渐将城市的治理权用赎买等方式委托于商人代表，给予城市“自治权”。这样，城市逐渐有可能独立于农业文化的汪洋大海之外，成为与封建城市迥异的“经济特区”、“文化特区”。8世纪至10世纪前，由于蛮族入侵、长期的战争影响，以及西欧一直处于被撒克逊人包围封锁的状态，对东方的商路被切断。因此整个社会陷入纯粹的农业状态，商业极度衰落，城市只是在军事和宗教意义上才存在，经济和商业意义的城市已几尽灭绝。10世纪起，中世纪西欧出现了一次商业和城市复兴，近代意义的商业城市纷纷建立，商人、手工业者纷纷从庄园流入城市、城市则依靠自身的努力在封建庄园的包围中获得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地位，各城市、乡村之间的商品交换空前繁荣，但城市受封建领主的压迫仍然十分沉重。中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生活发生巨变，最显著的是商业的兴起和城市的再次复兴，市民阶层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在社会中形成，这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使社会财富由封建贵族手中逐渐转移到新兴市民阶层手中，市民阶层随着实力的增强开始不满于教会文化大一统的局面，要求发展与商业发展相适应的世俗文化，清除封建壁垒，加强王权，从国家政策上确立商人的地位，保护和鼓励城市商业的发展。于是，顺应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思想先导，引发了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各国确立，现代意义的城市也在西方各国确立，原来只在城市中兴盛的城市文化，上升为整个国家的主导文化。
中国具有商业功能的城市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当时市镇发达，人民“舍农桑，趋商贾”，“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比欧洲几乎早了1000年。后来城市和商业经济也曾在唐、宋、明各朝商业经济中繁盛一时，但这种城市和商业的繁荣并未像西方中世纪晚期那样形成历史的持续性，往往是每个王朝覆灭都留下满目疮痍的荒凉，经济发展的成果被政治动乱、社会震荡彻底摧毁，一切发展都几乎必须重新开始。同时，由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有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的传统，商业意义上的城市文化一直受到压制，故直到明末清初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城市文化，而且并未在整个中国成为主流文化，只不过是农业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农业文化的主导地位基本没受撼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工业化和近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国在近代经济落后、遭受西方列强欺凌劫掠的原因之一。
城市文化较之农业文化有很大区别。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看，主要是：城市文化以工商业为本，农业文化以农业为本。经济基础的差异，决定了在其上建立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东西方文化的明显区别。主要是：
第一，城市文化是一种“开放型”的动态文化，而农业文化是一种“内敛型”的静态文化。城市中商人进行商业活动要求的是社会流动，而农业经济奉行的是自给自足，各安其位；城市文化追求自由开放的空气，而农业文化则以重稳求实为特征；城市文化是一种张扬自我个性的创造性文化，而农业文化则是一种强调整合与划一的趋同性文化。商业活动要求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贸易活动，实现人、财、物的自由流动，以谋求利益最大化，故此与外界的交流较为广泛，因而比较容易培养开放的文化心态，文化上的盲目自大和排外心理相对农业社会为弱，易于吸收外来文化为己所用。例如，盛极一时的古罗马文化就充分继承了希腊文化的传统，并在罗马帝国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汲取了东方文化的许多养分，并加以改造，形成了既有民族文化特质又有外来文化特色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同时，城市文明往往比农业文明先进，更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在人类要求文明进步的思想影响下，城市文明的传播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城市文化也随着文明的传播渗透到其他文化当中。比如，波斯、马其顿、罗马等帝国在对外扩张征服的过程中，均把本国的城市文化传播到所征服的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被征服地区的文化带回本国，客观上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运动过程中，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和城市人口的易饱和性，西方城市文化更是伴随资本主义殖民活动传播到了亚洲、非洲、拉美、大洋洲等各殖民地，例如最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的文化便是多元性文化，英、法、德、意、爱尔兰等国的本土文化都在美国文化中打下了各自的烙印。20世纪初，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着重强调了基督教精神与商业文化的一致性，提出追求财富与金钱的活动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不是一种罪恶，无止境地追求利益是应当和必要的。深厚的功利主义传统，确立了一种为工业化积累财富、不断增殖生产力的价值导向，使此时的西方社会形成了勤俭、进取的道德观念，对西方城市商业文明是一种强大的助推剂，也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相比较而言，中国作为农业国家，其主导文化却是内敛性的农业文化。在古代中国，“知书达礼”是衡量人的重要标准，封建宗法社会扬“本”（农业）抑“末”（商业），重义轻利，典型伦理道德型社会对城市商业文明的兴盛是强大的桎梏。
第三，商业城市文化中蕴含浓重的公众或集团意识。古代希腊罗马由于氏族社会解体比较彻底，故集团生活取代了血亲家庭生活成为社会的重心。古希腊城邦政治学的代表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对如何使个人利益更好地与城邦的集体协调，以促进城邦的总体发展作了许多深入的探讨。“斯巴达人白昼处于露天之下，夜宿营幕之中，饮食相共，人无独居之时，亦罕家庭生活”（桑戴克：《世界文化史》（冯雄译）。），便是当时西方社会集团生活的一个极端写照。基督教成为西方中世纪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后，强调上帝绝对惟一性、兼爱同仁、以上帝为父、人人皆如兄弟姐妹之亲、超脱世俗，这推翻了各家各邦的家神邦神，打破了家族小群体和阶级制度，人人均团结在超家族的组织——教会之中，这种风尚在城乡均比较明显。10世纪末西方商业城市复兴之初，各地都趋向自主，极盛时期的一些大城市俨然一个独立国家，有主权、有海陆军队，对内实施统治，对外进行外交，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在一个统一国家下，许多城市的自治权还是相当大的。现代西方商业城市中，集团生活的趋向更加明显，家庭亲族的概念相当淡薄，个体均处在大至国家、小至公司的各种利益集团当中。长期处在城市集团生活的锻炼当中，西方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包括公共观念、纪律习惯、政治能力、法制精神等在内的“公德”观念。而古代的中国文化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制社会，有“家国同构”、“家天下”的传统，个人对家庭的依赖较重，社会公共意识则比较淡薄，由于城市没有自治传统，而归于封建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系下，故难以产生民主、法制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