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川人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要求收回成命
“国有”消息一传开，川人纷纷抨击、抗议。5月15日，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致电成都总公司和咨议局，首先指出，“路归国有，注销商办，政府牺牲信用，已表决心”。李电还提出，如政府坚持川路归国有，“川省人民办路用款，应照数拨还现银，若尽空言搪塞，苦我川人，当抵死争之”，若“归外人，则土地人民受损甚巨，当拼力拒之”（《川路收回国有往来要电》。）。16日，川汉铁路董事局致电邮传部称：川省“忽闻国有之命，众情惶惧”，请求朝廷收回铁路国有政策。22日，川籍京官张滴等人也上奏，反对川汉铁路国有。四川省咨议局也出面呈文，请护理川督王人文代奏，呈文指出：“各商办铁路开局以来，各有成绩可考，未能一概抹杀”，修路旷日持久是“官府之沮泥干涉而致延误者”，国有政策是“务国有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并强调“取消商路，事系剥夺人民既得之权利”（咨议局：《呈请电奏收销川汉铁路改归国有一案文》，《蜀报》第12期。），请求朝廷收回成命。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了协议抗争办法的临时股东会的准备会，到会各界人士722人，大多数都反对朝廷接收川汉铁路。此后，省城各法团、绅商纷纷出面奏恳朝廷收回成命。
护理川督王人文在绅商们的一再恳求和催逼之下，鉴于“群情异常激动”，“为安定人心，或从容平和之解决起见”（《督署电北京请代奏稿·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电要录》。），只好代为电奏内阁，要求暂缓接收川路。四川当局的同情对保路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
（一）清政府拒绝收回成命针对护理川督王人文的代奏，清政府严旨申斥。“上谕”指责川汉铁路公司“朘削脂膏，徒归中饱，殃民误国，人所共知”；指责四川绅商要求收回国有成命，是“强词夺理，情伪显然”；申斥王人文“乃竟率行代奏，殊属不合”（《宣统政纪》卷五十四。）。由此表明清政府对四川官绅收回国有成命的请求拒不接受。6月1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联衔致电王人文，称朝廷欲将川路已用和现存的路款，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如果川省一定索要路款，就“必借洋款，必照湖北以部有之川省财政作虚抵”（《川路收回国有往来要电》。）（此电文被称为“歌电”）。这进一步反映了清政府连川人的路款也要吞食的强蛮态度。特别是6月14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寄到成都，清政府借款筑路、以权抵债，卖国祸民的面目充分暴露出来后，更推动了保路运动的迅猛高涨。
（二）“破约保路”的提出
四川人民在得知“歌电”内容和借款合同后，更加激愤，连那些原只想承认铁路国有，但求保存路款的立宪派绅商们的幻想也完全成了泡影。立宪派骨干邓孝可发表题为《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文章，愤怒谴责盛宣怀的“既夺我路，又夺我款，又不为我造路”，“有人类以来无此野蛮”之行径，矢志表示：“我辈定以死力争之！”（《蜀报》第12期。）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团体开会，不少下层群众也涌来参加大会，到会者约有二千余人。邓孝可等人发表了演说，会场群众无不义愤填膺，“一时哭声震天”。大会当场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并推举立宪派代表蒲殿俊等为会长等职，领导四川的保路运动。会后，保路同志会立即发动和组织了到总督衙门的大规模请愿活动。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发表了《保路同志会宣言书》、《讲演部启事》、《致各府厅州具有司启》等文告，这些文告指出铁路国有政策，是“横施葬送吾民死地的政策”，“新内阁专横野蛮……劫人民、背先祖、欺皇上”，还指出四国借款合同，是“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提出，“现今独一无二之救亡策”（《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9号、第5号。）是“破约即可保路”的口号。
保路同志会重视通过宣传来发动群众。除派出一部分人下到各地州县并组织在省城读书的学生回乡宣传外，还新办和利用了各种报刊，印发了各式传单等形式进行宣传。保路宣传使进步舆论在四川空前活跃，从而收到了亿万民众协力同心破约保路的良好效果。在保路同志会的推动下，四川各阶层包括妇女、各少数民族等及各地区都组织成立了保路同志协会。至此，四川保路运动已发展成四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民参加的群众运动。
四川保路运动能蓬勃开展，以护理川督王人文为代表的四川当局的同情、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王人文原任四川布政使，在1911年1月，川督赵尔巽调任东三省后，由他改任护理川督，6月17日他接见保路同志会请愿队伍时，表示：“总督职为民，民有隐，总督职宜请，请不得，去官，吾职也，亦吾乐也！”（彭芬：《辛亥逊清政府发源记》，见《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他深切同情四川绅民，承认争路的爱国正义性，同时不顾朝廷的训斥，一再代奏民意，甚至亲自参加保路同志会的集会，公开发表支持争路的演说，这些开明的行动，对早中期四川的保路运动，是直接起了推动作用的。因此，清政府除了对王人文的奏章一一驳回外，接二连三地敦促赵尔丰迅速赴任，取代王人文。
（三）清政府与罢市罢课、抗捐抗粮
清政府欲破坏四川的保路运动，收买了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以便强行夺路。李被收买后，即以宜昌川汉铁路董事局名义电成都股东会，建议将川路现存路款附着国家路股，停争路权，续修宜昌至归州段铁路。8月9日，川汉铁路公司专门召开股东特别大会，并请已上任的川督赵尔丰代呈纠劾盛宣怀和李稷勋的奏稿，议决将李稷勋辞退撤职。但到8月18日，清政府电告赵尔丰，不仅拒绝川路公司之请，还特派李稷勋“仍行留办路工”，甚至责成赵尔丰对四川保路运动，要“遏乱萌而靖地方”。清政府的变本加厉必然促使四川保路运动开始冲破“文明争路”的限制，进入了以激进行动反抗清王朝的新阶段。
8月23日，赵尔丰即将清政府的电文转给正在开会的铁路公司。第二天，公司召开大会，会长颜楷把电文宣读完毕，满场悲愤不已。大会决定，立即举行罢市罢课以抗争。决定一出，传单一发，到处一呼百应。在成都，转眼间百业停闭，交易全无，各学堂也相继停课。根据同志会的布置，在省城读书的学子们，陆续回乡鼓动各地响应省城的斗争。不久，四川各州县也相继展开停市停课。
随着运动的发展，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正式决议不纳粮税，并向全省发出《通告》。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四川人民与清政府的最后决裂即将到来。
四四川保路运动的结果
四川人民的抗粮抗捐，使赵尔丰等地方官吏非常惊惶，无奈之下，成都将军玉崑、总督赵尔丰、副都统奎焕以及其他各司道官员联衔上奏，说明四川不纳粮税对政府的严重影响，要求朝廷罢斥“操纵酿变”的盛宣怀，修改“借款筑路”合同，把川路问题交资政院议决，迅求救急。但是清政府仍执迷不悟，不仅降旨严厉电斥川省的地方官员，还催派端方从湖北迅速带兵入川查办清剿。赵尔丰见失宠于朝廷，既受逼于端方等人，又目睹群众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斗争势如燎原，于是复萌“屠夫”故态，调兵入城，阴谋用武力镇压保路运动。
1911年9月5日，有人突然在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场门口散发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该《书》为同盟会成员所书，要求“国民军成立及制造枪械，听其自保”。9月7日，赵尔丰借口《川人自保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向保路运动抽出了屠刀。他诈请保路同志会和股东头面人物到督署看邮传部电报，将蒲殿俊等十人逮捕。接着命令军警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查封了保路同志会的报刊。
赵尔丰逮捕蒲殿俊等人的消息传出，成都全城震动，人心大愤，人们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蒲殿俊等人。当部分请愿群众涌入督署衙门时，赵尔丰竟下令开枪，顿时枪声大作，督署内血尸累累，横陈地上。巡防军也手持枪械，在街上开枪乱射，“街民及学生、小儿无辜伤毙者甚众”。赵尔丰还“驰放马队，分巡各街，冲截践踏，伤毙尤众”（《四川公民朱叔痴等为保路风潮致岑春煊书》。），并下令三日不准收尸，现场令人惨不忍睹。
成都血案发生的当天，同盟会立即传警各地，同志军揭竿而起，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开赴成都，打响了武装起义的枪声。四川武装起义直接促成了湖北武昌起义的准备，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的统治最后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归于覆灭。
五小结
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在清王朝末期，其时，帝国主义列强正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大肆掠夺中国的路权，以此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勇敢的四川人民为保卫国家的主权和人民自己的权利，奋起同代表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清政府进行顽强抗争，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上自资产阶级的立宪派，下到下层普通百姓，各阶层民众，第一次团结起来，组成强大的力量，面对掌握国家机器的清政府，毫不畏惧，步步推进，表现了不成功誓不罢休的抗争精神。在这场运动中，以锡良和王人文为首的四川当局，有正义感，同情四川人民的遭遇，支持四川人民的诉求，尽力维护四川人民的权利。从最初锡良主张自办铁路以保川人路权，到王人文多次代表民意向清政府上奏章，要求清政府改弦易辙，表明了当时的四川当局管理四川的政策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从而也进一步推动了四川保路运动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在这场运动中，也反映出反动的清王朝中央政府，为满足帝国主义列强的欲求和自己的私利，与民争利，出尔反尔，失信于民，终被人民所唾弃，即使最后采取严酷的暴力手段，也不能挽回其覆灭的必然命运。四川保路运动发生的历史事实，再次表明，任何管理国家、人民的政府，一旦背弃人民的利益，失信于民，这个政权也就丧失了代表人民的资格，其末日也就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