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譚）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為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晉書》卷五二《華譚傳》，第1452頁。）。
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為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晉書》卷五五《潘岳傳》，第1503頁。）。
（陸）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啟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于秘宮，披金滕于玄夏，思樂百氏，博采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覿。……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晉書》卷五四《陸雲傳》，第1483-1484頁。）
此外還有一些事例，被舉薦者有“文學”背景，但不好確定被薦是否與“文才”有關（如《晉書》卷六八《賀循傳》載“循少玩篇籍，善屬文”（第1830頁），“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第1824頁）；卷八八《孝友·盛彥傳》載“（彥）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康慨”（第2276頁），“吳平，陸雲薦之于刺史周浚”（第2277頁）；卷八八《孝友·李密傳附子興傳》載“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别駕”（第2276頁），其中羅尚亦“善屬文”（《晉書》卷五七《羅憲傳附兄子尚傳》，第1552頁）等等。），故不收入。僅就以上事例而言，也應該能見出西晉社會因“文才”舉人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以上簡單梳理了社會對“文才”認同的情況，此期也有文人自己對“文才”或“文事”頗為自得、自賞的例子，如前引夏侯湛作《周詩》示潘岳，孫楚作詩示王濟，以己作示人，顯示的是作者對自己作品的自信。如前所述，曹丕、曹植兄弟也都曾送作品給人，不過此時、彼時的情景已漸有差異，彼時的曹氏兄弟，一為貴胄公子，一為大國帝王，其事隱含着顯耀才華、以上示下的心理優越；而晉世的示作於人，主要已不是地位的差别與身份的高下，而是平等地交流作品，既自得於自己的作品，更想求得知己的賞識，潘岳和作及王濟的評價都說明，此間的示作品於人反映的衹是作者之間相賞式的交流，折射出社會已出現因賞己才而交流文學作品的尋常現象。另外如左思埋首十年而成《三都賦》，“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是非常自信自己作品的價值的，其辛苦如斯，背後支撑的自然是此舉能够得到巨大的認同，獲得社會賞譽。賦成之後，“（左思）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再經張華品題，竟然出現了“洛陽紙貴”的文壇奇觀，左思也確實實現了他的理想。無獨有偶，陸機入洛後也想作此賦，聽說左思欲作，還嘲笑了左思一番，認為他做不好（《晉書》卷九二《文苑·左思傳》載：“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第2377頁）），這裏反映的是陸機颇以自己的“文才”自負，也說明創作《三都賦》確實需要過人的才華，既如此，大家還競相要作，無他，为顯示才華以被社會認同而已。實際上，西晉文壇上出現的大量類比前人作品的情況，此種心理即為動因之一。
西晉文人對“文才”、“文事”的自認，還可以從他們的詩作中得到一些反映，在他們的作品中，承認“文藻”、覺“文事”可樂等內容多了起來，簡單輯錄如下（此處所引之詩，均以前揭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為據。）：
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溫雅為博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雖褒飾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粲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以相酬報，所謂盍各言志也。
貽我妙文，繁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馥其馨。實由樊仲，其德克明。授此瓦礫，廁彼瑤瓊。貺非其喻，聞寵若驚。——傅咸《答潘尼詩（並序）》
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
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援翰屬新詩，永歡有餘懷。——張華《答何劭詩三首》
文藻譬春華，談話猶蘭芳。——石崇《贈棗腆詩》（一說《贈歐陽建詩》）
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仿佛想容儀，歔欷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于文辭。——左芬《感離詩》
金聲玉振，文豔旨深。孰不歌詠，被之瑟琴。——摯虞《答伏武仲詩》
好以義結，友以文會。——摯虞《答杜育詩》
口詠新詩，目玩文跡。——潘尼《答陸士衡詩》
乃眷我顧，爰貽休詩。嘉覩嘉藻，以為清規。——夏靖《答陸士衡詩》
披華玩藻，曄若翰林。詠彼清聲，被之瑟琴。味此殊響，慰之予心。
——陸雲《答兄平原詩》
詩以言志，先民是經。乃惠嘉訊，德音惟馨。欽詠繁藻，永結中情。華文傷實，世士所營。——鄭豐《答陸士龍詩四首》
汪穆其度，煥蔚其文。實茂成秋，華繁榮春。清藻既振，乃鬱乃彬。
——張載《贈司隸傅咸詩》
騁辭泉踴，敷藻雲浮。——潘尼《贈司空掾安仁詩》
婆娑翰林，容與墳丘。……玩爾清藻，味爾芳風。
——潘尼《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詩》
流聲馥秋蘭，擒藻豔春華。——潘尼《贈河陽詩》
俊德貽妙詩，敷藻發清徽。——潘尼《答楊士安詩》
緬懷結寂夜，味藻詠終晨。——張翼《詠德詩三首》
這裏對新詩、豔藻、清藻、溫麗、妙文等詩之文學特徵有較為集中的表述，反映了文人對自己的作品從文學本體方面予以認同的事實。雖然這些說法還多局限於對别人詩作的評述，其中夾雜着很多贈答詩慣有的客套成分，在詩作中表達自己耽玩于文跡、取認於清藻的還很少（如“口詠新詩，目玩文跡”、“緬懷結寂夜，味藻詠終晨”、“斐粲之辭，良可樂也”勉強可入此列），但這畢竟是文人之間較為純粹的一種文學交流，雖然作這些詩的動因可能各異，但大家通過詩文學樣式來進行表達是明確的。所以也纔有了上述的諸多說法，故評述的雖主要是别人的詩，但無妨認作這是詩人們對“詩”這一文學樣式、對“文人”這一作者身份的認同，是文人們在交流中對文學的自認。
二、東晉時期人們對“文才”的認同
東晉社會對“文才”的認同情況，比之西晉有了更為明確的認識。如《世說新語》是一部清談的總集（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言：“記載魏晉清談之書今存《世說新語》一種。”（前揭《金明館叢稿初編》，第180頁）可參看。），反映的主要是兩晉時期“玄談”的雅事妙語，但就在這一部記錄當時主流文化風尚的著作當中，“文學”也擠了進來，佔據了相當的位置。尤其在東晉，人們不但“談玄”，也談文學，“文學”也變成了類似於玄學話題一樣的口實被人們津津樂道，原來談玄可因一言而得賞的情形，在文學領域也可以實現了，人們也可因其文才而得稱譽。這一情形在《世說新語·文學》中得到集中反映。《世說新語·文學》共有一百零四則，前六十五則主要是“談玄”的事例，後三十九則主要是談“文學”的，在這三十九則當中，曹魏佔二則、西晉七則、東晉三十則。在东晉這三十則當中，反映讚賞、稱許文人“文才”的有如下諸例：
庾闡始作《揚都賦》，道溫、庾云：“溫挺義之標，庾作民之望。方響則金聲，比德則玉亮。”庾公聞賦成，求看，兼贈貺之。闡更改“望”為“俊”，以“亮”為“潤”云。
孫興公作《庾公誄》，袁羊曰：“見此張緩。”於時以為名賞。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箋亦云：“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返命，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為衡陽郡，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王敬仁年十三，作《賢人論》，長史送示真長，真長答云：“見敬仁所作論，便足參微言。”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諡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
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年少，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載王東亭作《經王公酒壚下賦》，甚有才情。
桓宣武命袁彥伯作《北征賦》，既成，公與時賢共看，咸嗟歎之。時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寫’字足韻，當佳。”袁即於坐攬筆益云：“感不絕於余心，溯流風而獨寫。”公謂王曰：“當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
王東亭到桓公吏，既伏閣下，桓令人竊取其白事，東亭即於閣下另作，無復嚮一字。
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東亭在側，極歎其才。袁虎云：“當令齒舌間得利。”
殷仲文天才宏贍，而讀書不甚廣，傅亮歎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
羊孚作《雪贊》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
桓玄初並西夏，領荊、江二州，二府一國。於時始雪，五處俱賀，五版併入。玄在聽事上，版至即答版後，皆粲然成章，不相揉雜。
桓玄下都，羊孚時為兗州别駕，從京來詣門，箋曰：“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蕰。明公啟晨光於積晦，澄百流以一源。”桓見箋，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即用為記室參軍。孟昶為劉牢之主簿，詣門謝，見云：“羊侯，羊侯，百口賴卿。”
蓋有十七則，如果計入下面要論述的反映文人自賞的五則，則直接表現稱許“文才”的事例計有二十二則之多。除了《文學篇》，在其他篇目中也有類似的事例，如《言語》第七十一則：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賞譽》第九十三、一百零七、一百三十四則：
殷中軍與人書，道謝萬：“文理轉遒，成殊不易。”
孫興公為庾公參軍，共游白石山，衛君長在坐。孫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近。”孫遂沐浴此言。
謝鎮西道敬仁：“文學鏃鏃，無能不新。”
《品藻》第二十九、五十七、六十一則：
郗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
可見反映“文思”敏捷、歎賞“文才”出眾、稱許“文章”佳處、評論“文人”所長等成為人們品論中的重要話題。在《世說新語·文學》談“文學”諸則中，西晉衹有七篇，東晉不僅在數量上衍為三十篇，表現出“文學”在東晉時期有了更為深入的發展，而且從反映的內容上也可以看出，東晉時期的“談文”反映出文學已更為普遍地走入了人們的生活，文學才能成為日常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內容，“文才”鮮明地成為人們獲得社會認可、得到别人讚譽的一項重要文化能力。在東晉時期，“談文”在生活的諸多方面都在發生或進行着，此點參《文學篇》及以上諸條可知。談論的內容也涉及“文學”的諸多方面，對前人作品的總結，對當今文壇情況的評議，對文章的創作、修改、交流、欣賞、批評等。重要的是，這些都是作為“談論”的內容、以“談論”的形式進行的，文學成為論家口實，也就是這些文學方面已經成了其時生活風尚——“清談”的重要內容，談文已成為清談的重要方式。眾多的“談文”情況，實際都指向、說明着“文才”已和“清談”所需要的辯才一樣，成為人們歎賞的才華。孫綽、許詢“皆一時名流”，二人取得“名流”身份所憑資的，一是“高情”，一是“才藻”，這實際上正反映了“談玄”與“談文”都可成為名流的社會發展事實，“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的情況較為充分地說明“文才”已成為獨立的文化認同標準，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有超逸社會一嚮最為人歎賞的“高情”之上而為人所認同！這預示着“文學”已在極大的程度上融入了人們的主流文化生活，即“文學”完成了其上層化及在社會當中的普及發展。
與社會對“文才”認同的情況相應，東晉文人因“文才”自賞、以“文事”自得的情形比之西晉更為突出。相關文例臚列如下：
江左殷太常父子，並能言理，亦有辯訥之異。揚州口談至劇，太常輒云：“汝更思吾論。”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袁虎少貧，嘗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
或問顧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顧曰：“不賞者，作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貴。”
桓玄嘗登江陵城南樓云：“我今欲為王孝伯作誄。”因吟嘯良久，隨而下筆。一坐之間，誄以之成。——以上見《世說新語·文學》
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世說新語·品藻》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世說新語·企羨》
初，（劉）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于西池，有詔賦詩。（劉）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晉書》卷八五《劉毅傳》（《晉書》卷八五《劉毅傳》，第2210頁。）
（孝武）帝嘗示（殷）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晉書》卷八四《殷仲堪傳》（《晉書》卷八四《殷仲堪傳》，第2194頁。又卷九一《儒林·徐邈傳》載：“（孝武）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第2356頁）卷七九《謝安傳附從孫邈傳》：“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轍焚毀之……”（第2089頁））
就現存材料來看，直接揭示東晉文人自賞己作、自恃己才的情況已經很多見。從這些例子當中，不難窺知東晉文學的發展面貌已與其前時期的文學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梅陶《贈溫嶠詩》：“臺衡增耀，元輔重輝。泉哉若人，之顏之徽。知文之宗，研理之機。入銓帝評，出綱王維。”朱德才《贈傅祗詩》：“猗猗彼君子，逍遙集華堂。高諭呈玄妙，彈筆播文章。”（前揭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872頁、第862頁。）这些都頗能反映東晉的文化風尚，可以說“文章”與“玄妙”、“知文”與“研理”一起，成為當時人們誇耀、顯示才華的兩個主要方面。前引《世說新語·文學》中的很多例子其實已經能够看出，“文學”與“玄談”很多時候是結合在一起的，以文學的方式談玄，通過文學表達玄意。在東晉人看來，談玄不是遊戲，其中是體現着“道”的，“山水”也是體現着“道”的，“山水”就是藉了這個機緣纔走進玄談，前邊引述的孫綽說衛永“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的例子很能反映一個問題，說明文學創作已經同談玄一樣，都在關乎“道”了，可見文學在東晉的改觀之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