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晉世“文學活動空間”發生轉移的過程中，前述的“二十四友”應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賈謐“權過人主”，其身份應當歸屬於“王室”，但賈謐畢竟不是王室成員，其與文人的連接終不似王侯與文人之間懸隔得那麽分明，其與文人之間的結合有王侯般的便利，有“同僚”的性質，所以其對“二十四友”的集結是利用其身份，吸納最優秀的文人，“其餘不得預”最能反映這一事實。同時，接納這些成員而不吸收别的人士，本身就是對“二十四友”“文才”的肯定與褒獎。“二十四友”成員在社會中的影響是比較大的，給賈謐講《漢書》（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收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第631頁）、陸機有《講〈漢書〉詩》（第678頁）。），確定《晉書》限斷（《晉書》卷四〇《賈謐傳》載：“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勖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賈）謐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第1173-1174頁）卷五五《潘岳傳》載：“（賈）謐二十四友，（潘）岳為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第1504頁）），司馬倫上臺後石崇、潘岳、歐陽建一道被殺，前述司馬穎幕府在“河橋之役”前後矛盾中的主幹人物——溫嶠于江左以“文思”舉薦劉琨的子裔及僚屬等，都說明“二十四友”在社會上有非同一般的影響。當他們散在於社會當中，于文學活動方面的影響和帶動作用當是很大的。在晉文學的推進過程中，“二十四友”當發揮了較特殊的作用。就“金谷園會”而言，石崇、潘岳（潘岳有《金谷會詩》、《金谷集作詩》，前揭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632頁。）、歐陽建（史籍中没有歐陽建參加“金谷詩會”的記載，不過其為石崇的外甥，石崇有《贈歐陽建詩》，其中有“文藻譬春華。談話如芳蘭”（前揭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645頁），歐陽建有《答石崇贈詩》，其中有“縱酒嘉燕，自明及昏。無幽不研，靡奧不論。人樂其量，士感其敦”（前揭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647頁），似應該是參加“金谷詩會”的記錄。）、杜育（杜育有《金谷詩》，前揭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757頁。）、劉琨等為“二十四友”成員，石崇、潘岳與賈謐關係又很特别，所以“金谷園會”與賈謐身邊的文人圈子當有密切的聯繫，“金谷園會”局面的形成和持續，應當深受賈謐召集、提倡的文學活動的啟發和影響。
衹要留意，可以發現上述的集會、祖餞賦詩活動，主要發生在西晉，東晉時期也有，不過從總體上說，無論是在史籍記載方面還是留存的作品當中（翻檢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東晉詩部分可知。），反映宮廷或公卿士大夫在游宴及祖餞之中賦詩的情況，東晉都遠没有西晉時期集中和鮮明。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就文化因素而言，比之於西晉，東晉時人們的文化熱情更多地投入到玄談之中，人們熱衷於玄談，論辯談玄成為士大夫津津樂道的時尚文化行為，相形之下，“文學”似乎“没落”了（如胡大雷認為：“東晉是玄言的天下，在中國文學史上詩道在此階段曾有短暫的衰落……”（前揭《中古文學集團》第六章，第95頁）指出了當時文學變化的一種現象。）。這衹是與玄談之盛相比而言的，文學實際上依舊延續着西晉的發展進程而向前推進。就文學活動而言，東晉時期的“文學活動空間”體現着進一步擴大的發展趨勢，士大夫之間有更為豐富的文學活動類型出現。
首先是著名的蘭亭集會，王羲之《臨河敘》載：
永和九年（353），歲在癸丑，莫（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世說新語·企羨》注引，前揭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630頁。《晉書》卷八〇《王羲之傳》所載（第2099頁）與此有差異，可參看。）。
這是一次著名的藉修禊之機進行賦詩的大型文學活動。於節日歡宴是當時比較常見的事情，其中往往有賦詩活動。如前已引述的就有《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後園會詩》、《三月三日應詔詩》、《三月三日詩》、《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園詩》、《上巳日帝會天淵池詩》、《皇太子社詩》等，這些主要還是以帝室成員為核心進行的；在官僚之中進行的也有，如張華《上巳篇》（其詩曰：“仁風導和氣，勾芒御昊春。姑洗應時月，元巳啟良辰。密雲蔭朝日，零雨灑微塵。飛軒遊九野，置酒會眾賓。臨川懸廣幕，夾水布長茵。徘徊存往古，慷慨慕先真。朋從自遠至，童冠八九人。追好舞雩庭，擬跡洙泗濱。伶人理新樂，膳夫烹時珍。八音硼礚奏，肴俎縱橫陳。妙舞起齊趙，悲歌出三秦。春醴踰九醞，冬清過十旬。盛時不努力，歲暮將何因。勉哉眾君子，茂德景日新。高飛撫鳳翼，輕舉攀龍鱗。”（前揭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617頁）），記錄了遊野會賓的熱鬧場面。不過張華詩反映的活動在歷史上影響不大，人們更為關注的是“蘭亭集會”，除了因為流傳、留存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二者所反映出的“文學意義”也確有不同。張詩雖也存在把節日會詩從宮廷延入官僚士大夫層面的影響和貢獻，不過詩中尚突出了“官身份”的說教，即“盛時不努力，歲暮將何因。勉哉眾君子，茂德景日新。高飛撫鳳翼，輕舉攀龍鱗”，而王敘則突出了“一觴一詠”、“暢敘幽情”的文學活動的本體意味，從活動的性質上講，“蘭亭集會”更接近于“文學活動”的本質。所以，如果說張詩反映了類似活動從宮廷向官僚士大夫層面轉移的話，那麽“蘭亭集會”就标志着此類文學活動在士大夫層面穩定、成熟的發展。
“蘭亭集會”還有一個跡象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活動的“官方”色彩的淡化，無論是與張華詩所揭示的上巳日活動還是與石崇的“金谷園會”相比，“蘭亭集會”都更明顯地脫去了與“官身份”的沾染，在《臨河敘》中已感受不到官事的影響，其中對官銜的記錄，不過是一種稱呼而已。“蘭亭集會”的這一性質從下面這段記錄中也可得到顯示。《晉書》載：
（王）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晉書》卷八〇《王羲之傳》，第2098-2099頁。）
頗能反映王羲之不以官事縈心、多以文會相聚的日常生活狀態。又如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晉書》卷七九《謝安傳》，第2072頁。），“文學活動”作為士大夫顯情喻志的重要文化行為，已不局限於在帝王或官僚的活動中發生，而成為任一士大夫群體活動都可進行的普遍內容。又如廬山諸道人的《游石門詩》，其詩序曰：
……釋法師以隆安（400）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於時交徒同趣三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途競進。……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共詠之云爾（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1085頁。）。
“共詠”即同行共作的意思，這次文學活動的規模是很大的，其特徵之一即是與謝安等的文學活動差不多，已經脫去了“官方色彩”的底色，可見，此時期的“文學活動”已經成為士大夫階層通常性的文化行為（又如劉程之、王喬之均有《奉和慧遠遊廬山詩》（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937-938頁），當是同遊唱和之作。）。
正是在這一大的背景之下，東晉出現了又一種新異的文學活動類型——家族文會。如前引《世說新語·言語》“謝太傅寒雪日內集”條，明確記述了謝氏家族的文會活動，又如：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謝玄）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世說新語·文學》，前揭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第235頁。）。
（謝）安嘗戒約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謝）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晉書》卷七九《謝安傳附侄玄傳》，第2080頁。）。
這兩則雖没有明確揭示為“文學活動”，但大抵可歸入謝氏的家族文學活動。史載謝安“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晉書》卷七九《謝安傳》，第2075頁。）。謝安好言詠屬文，其頻繁的家庭集會當中應多有如謝道韞詠絮的事例。謝道韞傳載：
（道韞）初適（王）凝之，還，甚不樂。（謝）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復有封（謝韶）、胡（謝朗）、羯（謝玄）、末（謝川），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晉書》卷九六《列女·王凝之妻謝氏傳》，第2516頁。）
其頗以家族成員秀異自傲，這種對家族特有的自信和自賞，當是謝氏子弟多次游集、文會形成的，反映了其家族較為自覺的教育和文化氛圍。謝氏的家族文會當是很频繁的。《宋書·謝弘微傳》載：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侄”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宋書》卷五八《謝弘微傳》，第1590-1591頁。）。
《南史·謝瞻傳》載：
（謝瞻）與從叔（謝）混、族弟（謝）靈運俱有盛名。（瞻）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南史》卷一九《謝晦傳附雄瞻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25頁。）。
正如謝安是當時家族的領袖，經常聚集子弟進行教育或文化活動一樣，傳到謝混時，混自覺地延續着乃祖的一貫做法，經常在家族聚會當中對弟子進行引導、教誨和文化培養，其中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文會。如上兩則，無論是著名的“烏衣之遊”，還是詠謝瞻之詩，都說明謝混經常與家族弟子進行文會活動，這一傳統是從謝安時就已形成並延續下來的。
經常性家族文會的出現是一種重要標誌，顯示文學活動已由傳統最基本的活動模式——以宮廷或王室成員為中心，逐漸向廣大士大夫階層推進，最終滲入作為維繫家族承傳重要手段而存在的家族文化的培養活動當中。謝氏家族從謝安到謝混同在家族文化活動中重視文會的進行，說明家族文會活動已基本成型。雖其時社會上類似的家族文學活動還不普遍，進一步的普及進程還有待開展，但家族文學活動畢竟已作為一種基本的文學活動方式在社會中出現並延展開來。應亨《讓著作表》稱：“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葉著作不絕，卿族以為美談，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接武，彪、固踵跡，亦各一世之良也。”（前揭《初學記》卷一二《職官部》下注引《應亨集》，第299頁。）其中“卿族以為美談”之語，頗能反映當時家族重視“文事”、以世有著作為驕傲的社會風尚。其所反映的社會文學發展程度，雖較因幾世有文集而自耀（《梁書》卷三三《王筠傳》載：“（王筠）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486-487頁））的階段那种文學已完全普及、深入人心的程度還有距離，但已為時不遠了。
應當說，文學活動在兩晉時期有了長足的發展，“文學活動空間”不斷擴大，大略而言，由傳統上基本以宮廷或王室為中心明顯地向官僚士大夫層面延伸，並完成了在士大夫層面的深入發展，不少在士大夫之間進行的文學活動已逐漸脫去了“官方色彩”，組織、參與成員不以“官身份”而顯，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員。並且，文學活動已由傳統上多在社會層面發生向家族內部活動轉移，這一轉變有着重要的意義，如果說社會間的文學活動某種程度上還帶有應酬、標榜等非自覺意味，那麽家族內的文會活動顯然帶有更多主觀體認的色彩，如謝氏一族多有文學上的重要人物，顯然不是偶然的，家族文會的影響和教育當是前提。
文學活動發生空間的這種由上至下的擴展，顯示的是文學發展逐漸向社會深處推進、社會更為深入、普遍地認同文學的事實。聞一多曾說：“正如宮體詩在盧駱手裏是由宮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是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聞一多《唐詩雜論·四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頁。）儘管聞一多此說有特定的論述对象，其所反映的傳播方式也與本文論述的文學活動的擴張不同，但能從中受到啟發的是，文學活動的空間變化，透露了文學發展向縱深推進的訊息，反映了文學向社會全面鋪開的發展事實。縱觀來看，文學活動空間在兩晉發生的這些變化反映了特别的文學發展信息，昭示了文學在兩晉社會已逐漸向全社會縱深推進，並在全社會各層面展開。雖然文學被社會徹底接受還有待于齊梁時期的再發展，但文學在社會全面鋪開的發展框架和局面，在兩晉時期已經打下了基礎並初現端倪了。
第三節兩晉文學傳播方式的發展及其
所反映的社會文化結構變革文學傳播的情況可以從多方面進行考察，前面曾從文學活動與文本變化兩個方面敍述了曹魏時期文學傳播的變遷情況，本節承接前文的思路，繼續從這兩個方面考察兩晉文學的傳播狀況。關於兩晉的文學活動，上一節已專門進行了論述，無論是活動的類型還是發生的空間，都較為充分地顯示出兩晉的文學活動已經普遍地在社會蔓延開來，文學活動已經成為為社會認可的、重要的文化行為，反映了文學在社會各層面全面普及的發展事實。除了文學活動，作為文學傳播重要載體的文集在兩晉時期也有了深入的發展，它的變化不僅反映了文學傳播在社會上的迅猛發展，“四部”分類、“集部”的成立更透露出社會文化構成的格局正發生着深刻的變化。
兩晉時期，已不存在音樂傳播與文本傳播交替上下的局面，文本傳播成為文學傳播的絕對主導。文本傳播的進一步深入發展是文集的出現，曹魏時期文集的發展已初現端倪，具体情形前已有述，兩晉時期的文集發展有了更為成熟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