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论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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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宋代時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交往(1)

遣唐使廢止之後,中日兩國之間的往來遂告停頓,但兩國間商船的私自往來,仍然非常頻繁。與此同時,日本入宋求法的僧侶也絡繹不絕;這些日本僧侶依然追寻唐代的遺風,以巡拜天台山聖爲目的的不在少數。

入宋以後,中日兩國間政府的往來並不像唐朝那樣頻繁。這主要是因爲,一方面日本大規模吸收中華文化已告一段落,他們力圖把先進的中華文化與日本文化相結合,從而創造岀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整個宋朝無論是南宋還是北宋,缺少盛唐文化那種恢弘大度,始終處於一種積貧積弱的狀態,内憂外患幾乎貫穿於整個朝代,因而在發展對日關係方面,也缺乏一種主動精神。在這種情況下,兩國之間的政治往來便逐漸減少了,代之而起的文化上的交往則成爲了主流。學術、書籍、茶葉往日本的輸入,繪畫、鑄造技術對日本的影響等成爲了宋代中日文化交往的重要内容。

§§§第一節日本與宋朝的關係

唐朝末期,遣唐使廢止之後,中日兩國政府之間的往來基本停止,但民間的往來卻極爲頻繁。入宋之後,由於宋朝的積貧積弱以及當時日本政府對外政策所持的消極態度,兩國之間並没有存在實質性的外交關係。在日本國内,由於豪強勢力的增長以及班田制的破壞,農民負擔加重。在平安時代,自九世紀八十年代起,皇權日益轉入外戚之手,其間勢力最強盛的外戚家族就是藤原氏。在經歷了“承和之變”(指日本承和九年(842)七月發生的藤原氏陰謀篡權的變亂。)、“承平·天慶之亂”(指平將門、藤原純友之亂,因分别發生在承平(931~937)、天慶(938~946)年間,故稱“承平·天慶之亂”。)、“保元之亂”(指保元元年(1156)崇德上皇、藤原賴長發動的推翻後白河天皇的奪權政變,後以失敗告終。)、“平治之亂”(指平治元年(1159)藤原信賴、源義朝發動的推翻二條天皇的奪權政變,後以失敗告終,藤原信賴、源義朝被殺。)等一系列變亂之後,武士興起,日本社會大都處在動蕩之中。在十世紀後的近三百年間,日本與東亞各國没有什麽國家間的交往關係,國與國之間的交易也很少。與此相反,民間貿易卻十分興盛。當時日本的王公貴族對中國的錦綺珍貨,表現出極大的喜好。隨着莊園經濟的發展,北九州和日本海沿岸地區的莊園領主更無視朝廷的禁令,積極開展與中國商人的私人貿易。有的日本商人還冒充“日本國使”、“州使”,私自載貨到中國貿易。十一世紀之後,日中貿易積極展開。北宋時,中國赴日貿易商船,僅有據可查的就達七十多次。到南宋時則更趨频繁,明州(寧波)一帶的海商,結夥成幫,經常向日本派遣船頭、船員和商人,進行貿易。十二世紀平清盛執政以後,改變了日本閉關鎖國的政策,積極謀求與宋朝的友好關係,擴大兩國貿易。日本嘉應二年(1170)九月,後白河法皇行幸平清盛的福原山莊,並在此接見了南宋商人,這是自“延喜以來未曾有之事也”(《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市舶法條。)。平清盛爲了改變日宋貿易局限在大宰府一地的規定,特意疏浚瀨戶内海航路,擴展了音戶的瀨戶(今廣島縣吳島與倉橋島之間的海峽),並修築了兵庫港,允許宋商直接駛入瀨戶内海,停靠兵庫港碼頭。鐮倉時代(1184~1333),建立了鐮倉幕府,鐮倉第三代將軍源實朝曾立志到南宋訪問。建保四年(1216),他指定南宋工匠陳和卿等建造航船,準備訪宋,後因所造航船未能達到渡海的要求而停止。由於源賴朝和北條氏與皇權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日本與中國官方之間的聯繫並不是很多。中日之間的往來也並不平衡,往來兩國之間的船舶,以中國船隻爲多,並以營利貿易爲主要目的。中國赴日本的航路大多從明州(寧波)出發,橫渡東海,經九州、肥前的值嘉島,最後進入日本的博多灣。

§§§第二節宋朝與日本的文化交流

日本从和銅三年(710)定都平城京(今奈良)至延曆三年(784)遷都長岡京的奈良時代,和延曆十三年(794)定都平安京(今京都)至寬平六年(894)遣唐使停止的平安前期,是日本對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大攝取時期,這一階段是日本全面模仿唐朝的過渡階段。當時向唐朝學習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派遣留學生、留學僧進行實地考察,學習唐朝先進的政治、文化制度;另一種是輸入書籍,從書本上取得科學文化知識和治理國家的經驗。從唐朝引進的先進文化,對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積極的意義。在日本的奈良文化中,雖然可以看到其獨立發展的徵兆,但其主流仍舊是一味模仿唐朝,這種模仿使奈良文化缺乏内在動力,停滯在固定的、規範的、很少變動的形式之中。平安前期(794~894)的文化是奈良文化的繼續,仍受唐文化的影響,是晚唐文化的反映。平安後期,唐帝國瓦解後,日本文化纔和中國周圍的許多少數民族的文化一樣,開始逐漸擺脫中國文化的影響,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遣唐使廢止之後,朝鮮半島因高麗滅亡新羅而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因此日本受大陸文化的影響減弱,代之以日本内部消化了的過去引進的大陸文化,産生了以藤原氏爲中心的宮廷貴族文化。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文化強烈表現出日本獨特的民族性格,從過去對唐文化的模仿發展爲適應日本人感覺和心理的文化。

宋代是繼唐朝之後中國又一个大一統的時代,是一切面向將來,一直朝着新方向前進的近世開始的時代。而此時的日本則處在從古代國家向中世紀過渡的時期,無論政治、思想、經濟、文化等方面都發生着巨大的變化。宋朝建立之後,由於貴族的没落,創造文化的主人也換成新興知識分子即士大夫了,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

宋朝與日本的文化交流,表现出與唐朝不同的特質。其中,宗教方面的交流居於主要地位,尤其是佛教方面,迎來了一个大轉折期。宋代,由西域流入和傳譯的經典所帶來的刺激已经喪失,後周世宗的滅佛政策和五代的戰亂又使諸宗的章疏典籍大量佚散,中國人自己的佛教——禪宗乘機勃興。宋代中國禪宗極盛,有育王寺、天童寺、淨慈寺、靈隱寺、雪竇寺等大寺,還有佛果克勤(1063~1135)、大慧宗杲(1089~1163)、雪竇重顯(980~1052)、無准師範(1177~1249)、古林清茂(1262~1329)等耆宿各自發揚宗風,把中國的禪宗進一步發揚光大,這一切無疑引起了日本禪僧渡海參叩的念頭。到了鐮倉時代,中日之間的交通已經恢復,航海技術也有了長足的進步,航海比較安全。由於中日雙方來往的商船很多,所以給日本禪僧的往來提供了方便。加之日本禪僧鑽研禪法的決心很大,有勇往直前、不到彼岸誓不罷休的精神,因而當時的日本高僧,大都遊學宋朝,其人數並不亞于平安時代入唐的留學僧人數。在整個宋代,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是以禪宗佛教爲主,其他文化方面的交流處於了從屬地位。這些日本的禪僧們千方百計地將中國文化移植到日本,掀起了繼唐朝之後第二次學習中國的熱潮。他們的這些做法,豐富了日本文化的内容,加速了日本民族文化的發展。

一、“遣唐使”停止後的中日往來

日本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唐昭宗乾寧元年,公元894年),菅原道真被任命爲第十九次遣唐使,時隔不久,日本朝廷接到在唐留學僧中瓘的報告,報告中說:大唐凋蔽多亂,遣唐使應停止爲好,菅原道真以此爲理由奏請朝廷廢止遣唐使,宇多天皇准奏,於是定期派遣形式的中日交往到此結束。從此之後,日本主要是咀嚼消化已引進的中國文化,不再大規模引進中國的文化了。安史之亂(755~763)以後,大唐帝國元氣大傷,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大爲減弱。日本所需要的先進中華文化差不多已經都學到手,因此没必要再遠涉重洋到中國去了,於是中日交通遂趨向衰落。雖然政府之間的交流停止了,但民間的貿易和交流還是存在的。在唐末五代(907~960)的近半個世紀中,到日本的中國商船超過十次,但卻没有日本船到中國來。隨中國商船到中國來的日本僧侶有寬建、日延等人。醍醐天皇延長五年(927),日本興福寺的僧人寬建、寬輔、澄覺等十一人,攜帶菅原道真、紀長穀雄、桔廣相、都良相四人的詩集共九卷以及日本著名書法家小野道風的草書、行書真各一卷“流佈唐國”。寬建等人此番來華,意義非常重大,它表明此時的日本所形成的國風文化足可以誇耀于中華,開創了日本文化向中國逆輸出的先河。日本天慶元年(938),延曆寺僧人日延來華,他遍遊吳越各地,並參拜天台山。十年之後,日延攜帶寶篋印塔返回日本,此爲日本僧人參詣天台山之始。當時中國船的起點是明州、越州等杭州灣沿岸和長江口一帶的地方。從日本僧人旅遊的地方來看,他們主要是在吳越等地往來拜佛並結交中國的僧人。

趙匡胤建立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以來的戰亂局面。北宋建立之初,社會安定,手工業發展,商品生産繁榮,貨幣經濟擴大。爲了進一步追求商品利潤,中國商人開始向海外發展,如朱仁聰、周文德、陳文祐、孫忠、李充等的商船數次往返於中日之間。

日本朝廷在延喜(901~922)年間制定了“年紀制度”(指日本朝廷在延喜年間頒佈的“中國商船赴日間隔至少两年”的規定。),但由於商人的強烈貿易要求以及日本人對中國貨的愛好而解體,大宰府成了公家的貿易場所。到了宋神宗(公元1067~1085年在位)時代,中日交通開始活躍起來,但政府間的交往較少,中日之間的往來主要是在貿易方面,並且中國船遠遠多於日本船;其次是中日之間僧侶們的往來,主要表現在日本的僧人遠涉重洋,來宋朝學習中國禪宗。史料上明確記載的入宋的日本僧有二十二人,著名的有奝然及其弟子嘉因、寂照和成尋。東大寺僧奝然素有入宋求法之志,日本天元五年(982)七月,奝然發願入宋,並取得東大寺與延曆寺的入宋牒。次年八月,奝然與弟子成算、嘉因等乘徐仁滿的商船入宋,參詣天台山、五台山,晉謁宋太宗,並獻上《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奝然向宋太宗誇耀了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度,並詳細介紹了日本的地理、物産、風俗等,使宋人對日本有了全面而又實際的瞭解。奝然所述直接爲《宋史》、《太宗實錄》等書引用。奝然在宋三年,寬和二年(986)他攜一尊釋迦牟尼像、十六尊羅漢像及蜀版《大藏經》五千卷回國。永延二年(988),奝然又派弟子嘉因入宋奉表謝恩。

到了中國南宋(1127~1279)時,日本對華往來的消極態度爲之一變,積極和南宋往來。元曆元年(1184),掌握日本實權的平氏家族滅亡,禁止與宋朝交通的政策放寬,日本朝廷對與中國通商採取了鼓勵的政策,進而使日本开始學習中國的造船和航海技術。此後,入宋船隻日益增多,入宋僧的數量幾乎可以與盛唐相匹敵。衹不過入宋僧的使命已從入唐僧單純地攝取中國文化,發展到一邊攝取中國文化,一邊向中國輸出日本的民族文化。

二、宋代的中日全方位文化交流

宋朝建立之後,與周邊國家和少數民族的交往已不如唐代,日本還算是對外交往中比較頻繁的國家之一。宋代時的中日交往,政治上的往來已不佔主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以文化方面的往來爲主。日本不僅學習、攝取中國文化,同時也向中國輸出日本的民族文化。中日雙方開始了全方位的文化交流。

1 哲學思想

中國最早的儒家經典是公元三世紀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的。五世紀前後,由於戰亂,中國出現了移居日本的高潮(參見吳傑《從〈日本書紀〉看中國僑人的記載》,《日本史論文集》第139~144頁,三聯書店1982年版。),在這個移民高潮中,儒家的典籍與思想也隨之東渡。

日本人系統學習中國儒家經典及其思想,則已是六世紀的事了。儒學雖然在五六世紀傳入日本,但對古代日本的影響並不廣泛。到了七世紀以後,儒學的影響纔日漸擴大。與此同時,在日本社會上也存在着其他的思想。如流行於平安時代(794~1191)中期的歌謠《伊呂波歌》,據說表現了《涅槃經》中“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全滅滅己,寂滅爲樂”偈語的意思,其主旨體現的是一種無常的觀念。最早推行改革的聖德太子,在他所進行的“推古朝改制”中,把儒家思想中的“德治”、“仁政”、“法制”等觀點,都納入到其改革的體制中。聖德太子的改革雖因種種原因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但儒家的政治理念卻在日本政治家的心目中日見深入。

在日本古代歷史上,“大化改新”是一次最重大的變革,其主要推動者中臣鐮足和中大兄皇子,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他們拜留學唐朝的南淵請安爲師,學習“周孔之教”(《日本書紀》皇極天皇三年條。)。孝德天皇在建立大化改新的政權後,把中國儒家所提倡的“仁政”視爲日本統治者“德治”的主要内容,在日本統治者中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成書於養老四年(720)的《日本書紀》中,以儒、法思想爲内核的諸家雜糅的政治思想隨處可見。據此可以認爲,當時人們對儒教的政治思想已基本有所瞭解。以大寶元年(701)制定的《大寶律令》爲根據,養老二年(718)制定的《養老律令》的“學令”規定:在大學和國學所修的經書中,《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爲小經,學二經者須學大小經各一種或中經两種,學三經者須學大中小經各一種,學五經者須學大經两種及中小經三種,《論語》、《孝經》則爲全體學生的必修課。

幾乎與儒家思想同時傳入日本的,還有中國的哲學思想。由於日本的哲學思想大都來自國外,所以從日本的哲學思想發展來看,其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佛教内容方面。

六世紀時,佛教作爲大陸文明的載體經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這種在當時被視爲“蕃神”的外來宗教立即同原有“國神”信仰體系發生交匯,並在碰撞與融合中扎根到古代日本文化的土壤之中。

佛教發源於古代的印度,在東漢之初傳入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時代與漢民族文化逐步融合後,形成了以大乘思想爲主的漢譯經典體系。這一獨具特色的中國式佛教很快傳到朝鮮半島,隨着日本列島同朝鮮半島之間交往的擴大,佛教自然而然地傳入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