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安貞元年（1227），道元從宋朝回國，但他不和世俗勢力接觸，隱居在福井的永平寺，對禪宗式的推廣作用不大。榮西的法孫圓爾辨圓于嘉貞元年（1235）入宋，在宋六年，他師事徑山的無准師範學習禪宗。宋紹定六年（1233）四月，徑山發生大火，山上的寺院大都被焚，無准師範在被燒毀的寺院廢墟上重建禪刹。圓爾辨圓目睹了無准師範的建寺過程，回國後在京都仿宋朝的禪宗式風格建東福寺。到了承久元年（1219），日僧俊芿在京都所建的泉湧寺已不是天竺式的風格了，而是模仿宋朝的禪宗式。至此，中國式的建築風格開始真正地傳入日本。
中國式的建築風格傳入日本之後，日本的一些地方陸續建成了一些禪宗式寺院，如建於正治二年（1200）的圓覺寺、建於建長五年（1253）的建長寺、建于文永二年（1265）的禪興寺等。宋僧道隆、正念等人參加了這些寺院的建設工程，有些人還擔任了工程中的設計任務，他們以自己的智慧，把中國禪僧對佛學的認識和理解，融入到日本的禪宗式寺院的建築中。正元八年（1259），金澤的大乘寺開山徹通義價入宋，他遍遊南宋的五山十刹，把這些寺院的建築式樣及堂内設備都畫了下來，又帶回《大唐五山諸堂記》，引進南宋禪堂的各種設備。禪宗在日本進一步興盛之後，禪宗式建築遂普及日本。
禪宗式建築在日本建成之後，由於動亂和戰火，能够保存下來的並不多，現在所能看到的還有鐮倉覺圓寺等幾處。室町時代（1336～1573）之後，日本的建築逐漸呈現出越來越濃厚的民族風格。就整個日本古代建築發展史來看，它既吸收了中國建築的精華，又與中國以紅牆绿瓦爲主體結構的建築藝術完全相反，排除了一切虛假和不自然，呈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
3 禪林書法
書法是東方藝術中最美麗的瑰寶之一。書法發源於中國，又逐漸流傳到漢字文化圈的各個國家。從日本的書法發展歷史可以看到，中國各個朝代書法的變革，不斷給日本書法以全面而深刻的影響。
日本的書法從上古直至現代，一直是在中國書法的刺激下發展起來的。其間雖然也産生了日本所獨有的書法藝術，但其背景仍然是中國文化。日本的書法和中國文化的緊密關係，是不可能切斷的。
中國的書法已有三千年的歷史，而日本的書法大約是從大和時代，即公元五世紀初由百濟的阿直歧和王仁來到日本時傳來的。大和時代流傳下來的書法作品極少，僅有大約産生於公元438年前後的“江田古墳大刀銘”、産生於公元471年的“稻荷山古墳鐵劍銘”、産生於公元503年前後的“隅田八幡鏡銘”等數種。這些初期的日本金石書法，都是很稚拙的楷書。由於這一時期的日本書法作品幾乎没有保留下来，因而當時的情況也無法得知。
日本在飛鳥時代（593～710）之前，並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到了飛鳥時代，日本和中國的交往纔開始頻繁起來。在奈良時代（710～794），日本人已開始逐漸使用漢字，他們所寫的多是漢字的行書或草書，能寫書法的人也不是很多，所學的多是王羲之等人的書法，其書法風格也是典型的中國書法風格。平安前期，空海和吉備真備發明“平假名”和“片假名”，日本民族作爲表音符號的假名文字即告完成，但在日本的上流社會，日本人寫字仍是以漢字爲主。儘管如此，其書法中已具備一些日本特色了。
延曆二十三年（804），空海入唐後師事韓方明學書法。空海有“五筆和尚”之稱，即是得到了韓方明《授筆要說》中的五種筆法，故而號稱“五筆”。空海是“和習”（日本式）書法的創始人，他學習王羲之、顔真卿等人的字體，再加上自己的獨創，最終形成日本書道的正統。與此同時，空海還學習了“雜體書”。所謂“雜體書”，是指六朝齊梁以來的一種裝飾文字，它把日月星辰、雲露山川、草木鳥獸等自然形象融入字體，有時還敷彩着色，用來書寫屏風等物，極盡華美之能事。空海七祖象贊的“飛白”，即雜體書之一，“行狀文”的草書也雜有這種書體。虽然今傳空海《益田池碑銘》爲後人臨摹，但其中也多有雜體書。這種裝飾性的書體和筆法，後經歷代書法大師們的繼承發展，在題寫匾額時尤能呈奇鬥異，開闢了書體的獨特境界。“雜體書”本是空海由中國學來的，但後來因寫入了日本傳統書法入木道的傳授書中，用以書寫帶有宗教色彩的匾額，終於成爲日本特有的書法藝術。此後，空海的書法經嵯峨天皇傳給了小野篁，再傳給紀夏井等人，對日本的書法影響甚大。
遣唐使停止派遣之後，日本咀嚼已引進的中華文明，逐步擺脫唐代文化的束縛，開始走自己民族文化發展的道路。不僅在文學方面有所創新，在書法方面也有了新的造詣。平安後期，假名在日本得到了進一步的普及。由於流行草假名，於是出現了小野道風（890～966）、藤原佐理（904～998）、藤原行成（972～1027）等草假名書法家，他們被合稱爲日本書法的“三”。“三”擺脫了中國書法的梏桎，從“風趨電疾”、“兔起鶻落”般縱橫揮斫、鋒芒畢露的唐風線條，轉變到豐潤優美、氣度溫和的和風式樣，標誌着日本書法已經達到了一個獨立發展的階段。
日本的書法家善於兼收並蓄，取長補短，他們對於先進的東西总是積極引進，以便進一步豐富完善自己。如果說奈良、平安時代的書法主要受晉唐書法影響的話，那麽到了鐮倉時代，這種情況已大不相同。鐮倉之時，貴族没落，武士興起，武士階級成了文化的主人。在這種時代的巨變下，書法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時期文化的總體特點是從公家文化的優雅文弱，變爲武家文化的剛健有力。從平安末期開始，積久不振的中日交流再度恢復，與宋朝的往來日趨活躍，渡宋人士絡繹不絕。這一時期的北宋文化也是非常發達的。北宋有蘇東坡（1037～1101）、黃庭堅（1045～1105）、米芾（1051～1107）、蔡襄（1012～1067）等著名大書法家，他們的書法不僅馳名國内，而且其影響也遠及日本。南宋的張即之以筆力結實堅強的書法聞名于時，深受日本禪林的歡迎。隨着日宋貿易和禪僧往來的頻繁，宋文化被大量引進日本，作爲宋文化代表之一的書法也被禪僧帶到了日本。
京都建仁寺的開山明菴榮西于平安末期的仁安三年（1168）和鐮倉初期的文治三年（1187）兩次入宋，遊學期間系統地學習了黃庭堅的書法，回國後大力傳播黃庭堅的書風，其傳世的墨有《誓願寺盂蘭盆一品經緣起》。其弟子永平寺開山、曹洞宗始祖希元道元也于貞應二年（1223）入宋。道元在宋四年，既學曹洞宗，也學黃庭堅的書法，其傳世的墨有《明全戒牒識語》。榮西和道元都是日本的書法大家，他們的弟子也都擅長書法，在廣泛傳播禪宗的同時，也大力發揚了蘇東坡、黃庭堅、米芾、張即之等書法家的書風，取得了“禪宗樣”的稱號。榮西之後，重源、俊芿、金慶、勝辨等日僧不斷入宋，回國時都帶回了宋僧和當時書法家的作品。一些宋代大書法家的作品如蘇東坡、黃庭堅、宋徽宗等人的字畫一直被保存到現在。尤其是泉湧寺的開山、名僧俊芿于正治元年（1199）入宋，他從宋朝歸日時，帶回了法帖、御書、堂書等碑文拓本七十六卷，其他雜碑、拓本無數。他不僅文章出色，書法也岀類拔萃。他在宋朝時，寧宗曾慕名下詔令他寫《如意輪咒》，秀州周公錢等人曾收藏他的墨，請他寫碑、銘、記、贊的中國人接踵而至。其傳世的墨有《泉湧寺進疏》，筆法一如黃庭堅體，今藏於日本泉湧寺，被定爲日本“重要文化財”。這三位高僧留下的珍貴墨，所承均爲宋代黃山谷書風。鐮倉前期相當於中國的南宋，其時其地流行的山谷書風，大都是通過緇流人士傳到日本的。
嘉貞元年（1235），圓爾辨圓入宋，受徑山無准師範認可後，移臨濟禪于日本，成爲東福寺開山第一世。據說，他曾隨宋末受禪家喜好的張即之學習書法，在回國時帶回了許多宋代書法大家的法帖、碑銘、墨，其遺墨頗含禪機，大多逸出技法之外。
在中國的宋元易代之際，中日邦交孕育着危機，禪僧中雖然也有人負帶着政治使命，但目的都是爲了禪宗的興盛。他們也都擅長書法，風被禪林，使日本的禪僧書法一變而爲中國樣式，其中不乏傑出之士，如天龍寺開山夢窗疏石、東福寺學僧虎關師練、大德寺開山宗峰妙超等人，雖然都没有到過中國，但他們的書法完全可與宋代禪僧的書法相媲美。夢窗疏石長於草書，虎關師練效法黃山谷，宗峰妙超氣宇雄壯，均在禪僧中出類拔萃。禪家的宋代書風還上及廟堂，花園天皇、後醍醐天皇在皈依禪宗、學習宋學的同時，書法上也師從宋風，追求勁爽豪快，而原有的承世尊寺流韻的公家和祥的優柔書風，則被完全抛棄。其實，禪家之書本來大多不講究師法，即使有所師承，也完全是憑依禪機率意爲之，重精神而不重技巧，禪僧書法也因此而達到了獨特的境地。在日本，這種禪僧的書法被特别專稱爲“墨”，室町時代以後因受茶道家的欣賞，身價益增。這也是在中國書法史中看不到的現象。
在宋代的中日書法交流中，不僅有日僧入宋帶回宋代書風，也有中國僧人赴日傳播弘揚宋代新的書風，如浙江四明人虛堂知愚（1185～1269）曾帶宋代新書風赴日，其書法蒼勁有力，風格敦厚，所書墨“淩霄”二字體現了别具一格的書法新風，至今仍保存在日本東京大德寺裏，被視爲宋代中日書法交流的重要見證。
南宋末年歸化日本的蘭溪道隆（1213～1278）也是著名的書法家，他學張即之的書法，與擅長黃庭堅書法的榮西合稱日本書法禪林兩大書派。宋亡後，到日本避難的宋僧很多，尤其是一山一寧赴日後，對日僧到中國學習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一山一寧是當時中國著名的書法家，其書長於顔體，他到日本之後，在積極弘揚佛法的同時，也積極傳播中國書法，奧州松島的禦島碑便是其書法的傳世之寶。
由於日僧入宋學習書法的人很多，他們回國後在禪宗思想的指導下弘揚書法的精髓，從而使書法走進了禪林，對日本的書法産生了極爲重要的影響。
二、獨特的五山文學
日本文學的萌芽，可大致追溯到公元六世紀之時。據日本的古籍記載：“（日本）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貴賤老少，口口相授，存而不忘。”（《古語拾遺》（見北京圖書館藏《元弘本古語拾遺》）。）五世紀時，日本人開始以漢字爲音符來表達自己的語言，記錄本民族的歌謠和歷史傳說。這種表示音符的漢字，稱爲“萬葉假名”。既是史書又是優秀文學作品的《古事記》和抒情詩集《萬葉集》便是用“萬葉假名”寫成的作品。《古事記》和《萬葉集》是早期日本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日本的漢文學史上，其發展過程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
一是奈良、平安初期的貴族文學，完全用漢文寫成，受隋唐文學影響较大。如《日本書紀》、《古事記》、《懷風藻》等作品。
二是鐮倉時代的禪林文學，多用漢文寫成，受宋元文學影響较大。如《平家物語》，其作品描寫了平清盛興衰的全過程，它是日本中世文學、尤其是戰爭小說的代表作，與中國明代小說《三國演義》有許多類似之處。文章一開始，就從武士的立場揭示了平氏政權必亡的哲理：“祇園精舍的鐘聲，是諸行無常之響，娑羅雙樹的花色，現盛者必衰之理。奢侈者從不久，恰似春夜之夢，即使猛醒遂免滅亡，也如同風前之塵。”《平家物語》問世後，受到武士階層的極大歡迎，並由民間的盲僧藝人琵琶法師編成曲調，在鄉間說唱。原來衹有三卷本的原作，後被增補到二十卷，最後又演變成四十八卷本的《平清盛衰記》。
三是江戶時代的儒家漢文學，亦多用漢文寫成，如荻生徂徠、吉田松蔭的作品受明清俗語的語體文影響較大。
所謂的“禪林文學”是指十三世紀後半期至十六世紀的三百多年間，以京都、鐮倉五山爲中心的漢文學。這一時期的漢文學完全掌握在僧侶之手，堪稱是僧侶文學時代。鐮倉、室町時代的漢文學上承平安遺風，下開江戶文運，在日本漢文學史上佔有極爲重要的地位。
在十二世紀末期，日本皇室内部常有權力之爭，雙方都要靠武力打倒敵人，遂使武士的勢力逐漸強大，最後壓服貴族，掌握了政權，日本也從貴族政治改變爲武士政治。武士們不重視文學，文學就由僧侶們掌握了。當時僧侶中有很多人到宋朝去求佛法，而南宋滅亡後，有些中國僧侶避難到日本來，因此僧侶的漢學水平非常高。在日本貴族文化衰落之後，遠離戰火的寺廟成爲了保留和發展世俗文化的基地。自南宋中葉以來，中日之間的商船頻繁往來。日本入宋的僧人從南宋傳去禪宗，在日本的佛教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禪宗是中國化的宗教，爲儒佛結合的産物。日本從奈良、平安時代以來深受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此時禪宗又满足了平安文化衰頹之際人們追求新事物的需求，特别是它與武士們主張絕對服從、視死生如一的精神一拍即合，所以很快在上流武士中流傳，從而給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武家文化的形成以極爲重大的影響。入日宋僧和日本的入宋僧用漢語宣傳禪學的宗旨，以漢語作的偈來表達自己的見解，極大地豐富了日語的辭彙。與此同時，由於唐宋詩歌的藝術成就早已在僧人中深入人心，又推動僧侶中漢詩的寫作空前興盛起來，終於形成了日本漢文學史上大放異彩的五山文學。
所謂五山，是臨濟宗的五大寺院的總稱。中國的五山十刹是在南宋寧宗（1195～1224）時仿效印度的五精舍、十塔而設置的。而仿效中國建立起來的五山十刹，雖因時代而有所變遷，但這些寺院皆由朝廷和幕府來經營。由於不断在僧侶中进行人才的拔擢和舉用，才識卓異的僧人逐漸從日本各地集中到京都的五山及五山之上的南禪寺。這些五山僧侶主持名刹，宣揚禪風，傳播中華文化，頗受日本朝廷和幕府的禮遇，逐漸取代了朝内公卿對漢文學和學術的統治地位，五山也就成爲傳播中國儒學、文學、書法和繪畫的重要基地。在促進日本民族文化發展方面，五山僧侶作出了積極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