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1125—1210）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他生在北宋灭亡、金人南侵南宋之际，从青年时起就立下抗金复国的大志，但后来却因此多次受到贬斥，以至死前仍遗恨国土未复。他的赋今存7篇，虽然不如诗篇那样多慷慨之气、激昂之音、悲壮之叹，但也大都简洁而有骨力。《自悯赋》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苦闷，《虎节门观雨赋》表现了他对建立奇功伟业的仰慕。《丰城剑赋》更能摆脱前人的俗套，借用历史故事来追昔抚今、指点时事，借谈剑以议政，托古人以警今人，实际是对北宋末年大臣的谴责和对当时大臣的警告，语言简洁流畅，气韵贯注，可谓别具特色。他的《红栀子华赋》则是一篇抒情小赋，就路过青城山时瞬息所见道童手持的“莫得而强名”的异花而立论，迷离恍愡，若隐若现，说出了“求诸己”而得“道”的妙理，具有深邃的理性和理趣，赋文轻灵、飘逸，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超凡脱俗的神理与韵致。在南宋诸人的赋作中，其构思是新颖奇巧的。
范成大（1126—1193）也是一位爱国者，他的《馆娃宫赋》借历史陈迹来感叹吴王夫差的骄奢亡国，其中显然有欧阳永叔的风格。他的《望海亭赋》《荔枝赋》却写得妍丽精巧、含蓄蕴藉，代表了范氏赋作的另一种风格。
在南宋诗人中，杨万里（1127—1206）更是一位别具风格的人。被后人誉称“诚斋体”的诗歌，生动、活泼、诙谐，富有生活气息。其赋也写得洒脱恣肆、别具气势。著名的《浯溪赋》是他的早年作品，它以湖南祁阳浯溪边摩崖碑所镌刻的唐代诗人元结的《大唐中兴颂》为引线，对招致安史之乱的唐玄宗和平定安史之乱、维系中唐残局的唐肃宗发表了一通中肯而又严肃的批评和议论，既对荒淫声色、弃贤用奸，致使天厌人怒、国破家亡的罪咎有所批评，又对唐肃宗寡恩薄义、急做皇帝的行动提出了讥议。借古讽今，影射巧妙，感情深沉，气韵流畅，充分体现出两宋文赋流畅自然的特色，在南宋诸赋中是不可多得的作品。他的《海鰌赋》用追叙的手法描述南宋将领虞允文于采石矶战胜金人完颜亮侵略南宋的一次胜利，也是南宋赋中正面描写反侵略战争的名篇，笔力纵横自如，描述有声有色，感情淋漓尽致，文字简洁明快，显示了南宋赋家写作的功力。
稍后于陆、范、杨的张孝祥（1132—1170）、刘过（1154—1206）诸人，也有名赋传世。张孝祥的《攻蚊辞》《金沙堆赋》，刘过的《独醒赋》，吴儆（1125-1183）的《良干堨赋》，陈造（1133-1203）的《淮海楼赋》，王炎（1138-1218）的《石菖蒲赋》《喜雨赋》，高似孙的《水仙花赋》《秋兰赋》《幽兰赋》，梁安世的《乳床赋》等等，都各具特色，或出语直率，或描述淋漓，或简洁雅淡，或气势遒劲，给南宋赋坛增添了声色。
南宋中期，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一些理学家的赋作，朱熹、薛季宣可看作他们的代表。朱熹（1130-1200）是宋代理学集大成的学者，他的思想观点对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他注释、研究骚体赋，作《楚辞集注》《楚辞辨证》《楚辞后语》等专著，自己也作赋。他的赋今存不多，只有《白鹿洞赋》《梅花赋》《感春赋》和《空同赋》数篇，而以《白鹿洞赋》最有名。白鹿洞本是两宋著名的书院之一，创建于南唐李昇升元年间。朱氏此赋先叙书院的兴废之由，再讲兴办教育的宗旨，讲的虽是些理学家的常言，但出语温润淡雅，不像他的某些散文那样迂阔说教，还有较好的可读性。《梅花赋》《感春赋》皆学骚而变其蹊径，抒情述志，清新流畅。作者在宋孝宗时，累起累黜，后来亦常退职闲居，《感春赋》抒发他对时光流逝、青春难再的惆怅和悲叹，又表现出不忘君王的一片深情，其孤寂之苦、感伤之情，还是相当感人的。这说明，南宋的赋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薛季宣（1134-1173）本是理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但却不喜欢空谈心性，反而比较注意对历史和现实加以研究。他的《浪语集》存赋20篇，说明他是一位喜欢写赋的人。他的《雁荡山赋》是一篇力作，规模宏伟，笔力雄肆。其他的咏物抒情小赋，诸如《金龟赋》《鸢赋》《蛆赋》《自释赋》等，也写得简洁而有生气。特别像《蛆赋》，对具“堂堂八尺之躯”，而趋炎附势、蝇营狗苟的小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他的《自释赋》给横征暴敛的统治者以深刻有力的抨击，也是对他的师祖程颐“作文害道”之说的一个响亮的耳光！
南宋理宗（1225-1265）以后，南宋王朝更加虚弱。前有金兵的劲逼，后有蒙古军的进攻，再加上对内残酷的剥削压榨，就更加激起人民的不断反抗和斗争，因而国势衰颓，民生凋敝，矛盾四起，社会充满着危机，文化艺术和文学创作也开始走向没落了。但是，一些有识之士和爱国的作家，还是能够以强烈的时代感来揭露现实、抨击时弊的，表现出南宋后期的凄楚和哀怨。从现存赋作来看，这一时期，揭露和批评现实的作家和作品，反而比以前增多了。刘克庄、洪咨夔等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刘克庄（1187—1269）是南宋后期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赋也富有强烈的时代感和讽刺性。其《后村先生大全集》收有赋作10篇，多是咏物或抒情的篇章。其赋语言清新，行文活泼，笔调轻松，多含政治性的讽刺，《诘猫赋》就是其中的代表。此赋表面上是揭露和斥责家养猫的色厉内荏、大渎捕鼠之天职，实际是抨击那些不仅不为民除害、反而伤害善类的贪官污吏和那些认敌为友、面目伪善的谏官，语言生动、形象，诙谐有趣，既有幽默的揶揄，又有辛辣的嘲讽，可谓喜怒笑骂，入木三分。《吊小鹤赋》讽刺同类相残，《蠹赋》谴责亡身败国的小虫，也都是针对社会现实而发的。这些作品，风趣而有理性，在宋赋中也是别富风采的。
洪咨夔（？—1236）生活在宁宗、理宗两朝，做人以耿直见称，其赋也是有为而发的。《悯氓赋》表现了作者对民生疾苦的关注，《烘蚤赋》寓言式地借物喻世，暗示出一切损人利己、卑鄙无耻小人对社会人生的危害，表现了作者对他们深恶痛绝、势不两立和坚决彻底消灭而后快的决心。全文寓深沉严肃于冷峻辛辣之中，一气呵成，浑然一体，写得极为生动而意味深长，是不可多得的赋作。与他相类似的还有李曾伯（1198—1268？）的《避暑赋》，以炎暑之酷热，比酷吏之堪畏、权门之可炙，可谓恣肆可喜，别开生面。
由此可见，南宋赋在北宋赋的基础上，无论是体式或是内容，都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特别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上，显然是更为深刻和广泛，从而更加巩固了宋赋在中国赋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三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正式建国（1115），到金哀宗完颜守绪自杀、金末帝完颜承麟死于宋蒙乱军之中（1234），前后120年的时间里，我国淮河以北的大片国土是由金王朝统治着的。
金王朝是由原住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发展而来的。它原来接受过辽文化，编入过辽的户籍，并接受辽朝所加给的封爵官号，与辽朝交换货物，向辽朝交纳贡品。后来逐渐发展强大，并于辽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举兵攻辽而取得胜利，次年正月元旦便依汉制建立了大金王朝，完颜阿骨打做了开国皇帝。十年后（1125）俘虏了辽天祚帝，灭辽，并接着进攻北宋，次年即攻陷了宋京都汴梁，俘虏了徽、钦二宗。接着又挥鞭南下，很快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与南宋长期处于对峙之中。南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蒙古孛儿只斤铁木真（即元太祖成吉思汗）在漠北建立大蒙古国，五年即大举进攻金王朝，使金王朝处于腹背受敌的威胁之中。南宋王朝在不断受到金兵入侵的威逼下，反而与蒙古军联合灭金。可是金灭后，只有三十多年的时间，南宋王朝被元蒙王朝消灭了，于是元王朝也就统一了中国。
金王朝和辽王朝一样，都是以武得国的，原来的文化比较落后。但建国后，在不断进攻南宋王朝的同时，却转而大兴文治，以文治国。金太祖在世时（1115—1122），就比较礼遇和重用辽宋文人。灭宋后，更加注意网罗知识分子，致使北宋的旧臣文士也多归附。金太宗完颜晟继位（1123）后，即立“选举之法”，坚持以文取士。第四代君主海陵王完颜亮（1149—1160）更是大张文治。他具有大统一的理想、气质和行政作风，也具有生气勃勃的雄心和壮志。他奖掖诗赋写作，自己也“绝冠当时”地吟咏不绝，并使女真族全面开始汉化。到了金世宗（1161—1189）、金章宗（1190—1224）时，更使“儒风丕变、庠序日盛”（《金史·列传·文艺上》），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和繁荣。金世宗被时人誉为“小尧舜”，使唐宋文化在金王朝得到了一定的继承和发扬。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在科举上罢经义、策士两科，专以词赋取士；金世宗大定四年（1163）科举上更采取了“文优则取，勿限人数”的政策，并由皇帝亲自过问或拟题，这就大大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金代后期的人才也确是由词赋考试被发现并成长起来的。
根据金王朝政治形势的发展，一般史学家都把金王朝120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自会宁（今黑龙江阿城）迁都燕京（今北京）之前为金王朝前期，或称金源时期；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又由燕京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之前为金王朝中期，或称燕京时期；金末帝被杀、金王朝灭亡（1234）之前为金王朝后期，或称汴京时期。
从文学艺术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划分也大体符合实际。但是，单从赋家赋作来看，却大多产生于燕京时期之后。可惜，由于种种原因，金赋今存不多。据初步统计不过10家、30篇左右。
金朝建国后，直到海陵王前，由于原先的文化基础薄弱，还处于吸收辽宋文化阶段，自己还没培育出成名的作家和诗人，即使有些，也是“借才异代”，并以汉人为主。这时的一些文人和作家，多是由宋入金的人物，如奉使被金扣留的宇文虚中（1079—1146）、吴激（1090—1142），随父降金的蔡松年（1107—1159），原为宋臣后又仕金的高士谈（？—1146）、马定国（生卒不详，主要活动于章宗至宣宗时期）、施宜生（？—1160）等人，可惜都没有赋作留世。海陵王之后，文学渐兴，且重视吸取唐宋文化、奖励诗赋写作，才逐渐培养出一批自己的诗文作家，著名的就有蔡珪（蔡松年之子，主要活动于熙宗至世宗朝）、党怀英（1134—1211）、王庭筠（1152—1202）、王寂（1128？—1194？）等人。可惜，除了王寂留有赋作外，其他人也没有留下赋作，所以只有王寂一人算是燕京时期的赋作家了。
王寂生活于海陵王、金世宗之世，其《拙轩集》中只存《岩蔓聚奇赋》一篇。但仅此一篇，却代表着金王朝燕京时期的赋风。赋文描写了一棵生长缠绕在山岩上的老藤，其节结像一个外表臃肿而内心空荡的瘿疣，平时不得匠人们一顾。但好事者却顺其自然，因材施技，用它制成了一个酒杯。作者非常喜欢它，就用买酒的钱买了这只酒杯。用它饮酒，怡然自乐，并在一醉之中，使自己的精神完全摆脱了古今的纷争、身世的绊羁、功名的羁陷和尘世的烦恼，而漫游于八荒之外，获得了彻底解放。咏物抒情，超凡脱俗，独标一帜，卓识独异，其取材是新颖的，构思是奇妙的，寄意深远而不凡俗，文笔矫健而有神韵，其语言也是形象而奇崛的，体现了作者“清刻镵露”、“戛戛独造之风”（《四库全书总目·拙轩集提要》），表现了作者超然独立、不合流俗的精神风貌。从手法上说，显然是受了西汉王褒《洞箫赋》、东汉马融《长笛赋》以及北宋苏轼《赤壁赋》的影响，标志了汉唐及两宋文化在金王朝的继承和发扬。
燕京时期之后，赋家渐多，名篇迭出，可以看作是金赋最繁荣的时期。当时著名的作家就有赵秉文、王若虚、李俊民、元好问、郝经等人。
赵秉文（1159—1232）生活在金世宗至金哀宗之世（1161—1233），仕五朝，官六卿，累至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在金室南渡前，成为文坛领袖。他针对金王朝后期统治者沉湎声色、奢靡腐败的政治情势和浮艳萎靡、华而不实的文风，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政治影响来改变当时的不良风气，致使当时的文风也为之一变。他工诗善文，律诗清劲精绝，古诗壮丽爽放，皆近风雅；文语畅朗，笔势纵横，风格奇古。他提出“诗文之意，当以明王朝、辅教化为主”（《闲闲老人滏水集·答李天英书》），极力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其集中存赋14篇，可视为金代赋家之首，影响甚大。其赋作，大多是通过对自然壮美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其风格，既有苏轼等前辈作家的烙印，又有自己“气象甚雄”（刘祁《归潜志》卷八）的特点。《海青赋》和《游西园赋》就是著名的篇什。前者，先描绘猛禽海青在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情景，接着写虞人捕养的情况，最后写皇帝与群臣观赏海青之斗的壮观，前后勾连，场景多变，结构严密，意象壮美，行文纵横，气势奔放，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结语以海青比忠勇之士，令人深思回味。后者，是一篇抒情小赋。赋文通过对西园景色的描绘，一方面追昔抚今，发出了“物是人非”的感叹，一方面又从感叹中解脱，使自己“心与境忘，境融神会”，进入了物我两忘、万念俱寂的精神境界中，使读者自然想起唐代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来。他目睹社会的混浊，身经仕途的艰辛和宦海的沉浮，这感受，自然就有它深厚的现实基础。他的《丛台赋》《华山感古赋》，通过吊古讽今的手法，告诫统治者“勿使一旦之乐，易万世之讥”，并响亮地提出“亡汉者汉也，非莽卓也；乱唐者唐也，非安史也”这一鲜明的政治观点，显然是受了晚唐杜牧《阿房宫赋》的影响而针对当时的朝政提出的。他的《游悬泉赋》《无尽藏赋》《解朝酲赋》《栖霞赋》《拙轩赋》等等，或托意玄言，或涵泳老庄，或寓言禅理，皆思想消沉，睥睨尘世，虽其思想不可取，模拟成分太重，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金王朝统治下知识分子心态的一个侧面。赵秉文活跃于赋坛，充分体现了两宋赋风特别是苏轼赋风在金王朝的衍变和继承。
王若虚（1174—1243）也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惜其存赋只有《揖翠轩赋》和《瑞竹赋》两篇，皆为咏物抒情之作。语言率真自然，句式基本上同于散文，是金代典型的文赋，是他“文以欧苏为正脉”（《滹南遗老集·内翰王公墓表》）的具体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