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治民
孝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对父母尽孝是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敬老、爱老的表现。试想一个人对父母都不孝，怎么会去爱别人？怎么会去爱社会？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宣扬尊敬孝行。《史记·五帝本纪》就记载传说中的人物舜是事亲及后母极孝的人。同书《仲尼弟子列传》称曾参事“孔子以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不孝的人，要遭到唾弃。《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吴起“游仕不遂”，“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以至其后世还受到社会的谴责，留下了“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的诗句。
孔子认为孝是人们行为的根本。他在《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理顺，莫善于悌。”“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官。”孔子的这种思想代表了东方的伦理观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提倡，形成了所谓忠君爱国的道德准则。
汉兴接秦之弊，急需稳定政权，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因而大力宣扬孝道。《汉书·高帝纪》记载：“六年夏五月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刘邦将建立汉王朝归功于其父。曰：“此皆太公之教训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显然，刘邦在这里是以天子的身份尊事其父，以为天下的表率。同书《惠帝纪》：“四年正月，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西汉王朝一开始即宣扬孝，并予以奖励。《汉书·霍光传》记载：昭帝崩，迎昌邑王贺即天子位。贺行淫乱，霍光召集大臣议废贺，“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顷，且汉之传谥常为孝道，以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资治通鉴·汉纪》昭帝元平元年所记同。汉代自惠帝起谥皆加“孝”字，是希望汉家的天下能一代一代传下去，也是宣扬孝道的意思。《汉书·高帝纪》：高后元年二月“赐民爵户一级，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一人”。师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以劝励天下，令各敦行务本。”《资治通鉴·汉纪》宣帝神爵三年，韩延寿为左冯翊：“延寿出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注：“贤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也。”可能在高后当政时，在乡一级除了三老、啬夫、游徼之外，另设孝弟、力田，既为乡吏，不可能秩二千石，或许有误。《汉书·文帝纪》：“十二年诏曰：‘孝弟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其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导民焉。’”师古注曰：“计户口之数以率之增置其员，广教化也。”根据这些记载，在汉初，国家除对孝者进行表彰外，还在乡一级政府设置孝弟、力田的专职人员，以劝导百姓，这些可能是在三老、啬夫、游徼这些乡吏之外添置的人员。文帝十二年诏书中的“常员”是以户口之多少设置孝弟、力田的规定人数，应该是遴选孝弟、力田者充当。《汉书·武帝纪》元狩六年六月诏曰：“……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似乎更能说明孝弟、力田的职责。
最初孝和廉应是两回事。《汉书·文帝纪》孝文帝十二年遣谒者劳赐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同书《武帝纪》元狩元年赐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元朔元年，有司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同书《宣帝纪》地节四年春二月诏曰：“导民以孝则天下顺。”这里只提到孝，并且孝道的赏赐要比弟者、力田为高。根据元朔元年奏议，不举孝的罪远比不察廉的罪名大。《宣帝纪》黄龙元年夏四月诏曰：“举廉吏诚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贤材，自今以来毋得举。”说明廉吏乃已为吏而举廉。例如《汉书·赵广汉传》：赵广汉为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同书《萧望之传》：望之曾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为属，察廉为大行治理丞”。御史大夫之属吏有掾，有属，属为百石吏。望之以御史大夫之属察廉，为大行治礼丞，为大鸿胪的属官。这些都是已为吏，因察廉而得到提拔的例子。《汉书·循吏传·黄霸》载京兆尹张敞上奏：“……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孝廉、廉吏务得其人。”《资治通鉴·汉纪》宣帝五凤三年所记同。孝弟、孝廉、廉吏并列，则三者各为一科。
汉武帝独尊儒术，于“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师古曰：“孝为善事父母者，廉为清洁有廉隅者。”《汉书·董仲舒传》称：“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从此孝廉纳入汉代选拔人材制度的标准之一，往往由举孝廉而进入仕途。如《汉书·王吉传》：王吉以郡举孝廉为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其子骏亦举孝廉为郎。同书《京房传》：房“以初元四年以孝廉为郎”。在汉代郎为进入仕途的开始。东汉承袭了这一制度，《续汉书·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本注曰凡郡国皆掌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岁尽遣吏上计，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每年举孝廉成为郡太守的职责之一，并按所在郡国的人口数量决定举孝廉的人数，看来东汉时举孝廉这一制度更加规范了。《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夏五月辛卯，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这里的长乃小县的县长，相乃侯国的相，如果说西京刘辅举孝廉为襄汾令（见《汉书·刘辅传》）是个孤例，或许和刘辅是河间宗室有关，那么到了东汉，孝廉中之优秀者，可直接为县长、侯国相，为长吏，并以诏书形式公布，已成为一种制度了。由此也可见当时对孝廉的重视。《资治通鉴·汉纪》顺帝阳嘉二年：“帝引公卿所举敦朴之士，使之对策及特向以当时之弊、为政所宜……太史令南阳张衡对曰：‘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余力始学文法。辛卯诏书以能章句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取末。曾子长于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观，内必有阙，则违举孝廉之志矣。’”东汉举孝廉为郎者颇多，如《后汉书·韦彪传》：彪于“建武末举孝廉，除郎中”。同书《郅恽传》：“恽年十二失母，居丧过礼。”东汉初年，郅恽为强弩将军陈俊将兵长吏，陈俊授以军政。后郅恽耻以军功取位，遂辞归乡里。曾为郡吏，又去职。“恽遂客居江夏教授，郡举孝廉，为上东城门候。”汉制城门校尉掌洛阳城门十二所，秩比二千石级，司马一人千石，城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郅恽子寿亦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发掘一座东汉墓，在墓室的西、南、东、北四壁绘有大型壁画《车马出行图》，并有榜题，叙述了墓主人一生的仕宦经历。墓主从“举孝廉”到“郎”、“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使持节护乌桓校尉”，跨入了两千石一级的高级行列，其从政过程和文献记载完全吻合。
举孝廉成为一种制度后，对未举孝廉的孝、弟者仍时有褒奖。《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其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前引元狩六年诏：“……今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谕三老、孝弟、力田以为民师。”同书《宣帝纪》：元康元年诏赐“孝弟、力田帛”。同书《元帝纪》：初元元年“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这种赏赐孝、弟者的例子还有许多。东汉往往赐三老、孝弟、力田民爵，如《后汉书·明帝纪》明帝即位赐“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永平三年赐“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级”。同书《章帝纪》：建初三年赐“三老、孝弟、力田三级”等。除赐民爵外，还专门表彰孝行，有举至孝。《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诏“……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及至孝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后汉书·刘平传》序：“卢江毛义少节，家贫以孝行称……建初中章帝下诏褒宠义，赐谷千斛，常以八月长吏问起居，加赐羊酒。”“安帝时汝南薛包孟尝，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建光中公车特征，至拜侍中……有诏赐告归，加礼如毛义。”同书《江革传》：“乡里称之曰江巨孝……永平初举孝廉为郎”，历官楚太仆、司空长史、五官中郎将、谏大夫。“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诏制齐相曰：谏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者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国家每唯志士，未尝不及革，县以见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革酒以终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及卒诏复赐谷千斛。”这些都是对孝者的一种特殊褒奖。
上述材料证明，两汉时期大力宣传、提倡孝道。汉代的统治集团以为一切伦理、道德均从孝始。孝道行则民顺，则教化行；教化行则吏治，吏治则天下安。这样，统治集团的政权也就得以巩固。《后汉书·韦彪传》载章帝时，“是时陈事者多，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议。彪上议曰：‘……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正是汉代提倡孝行的目的。《后汉书·荀爽传》载爽对策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可见《孝经》经统治集团的大力提倡，在汉代广为流传，大约也是和褒奖孝行、将孝廉列为进入仕途的途径之一是相辅相成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并不完全施用儒家的主张，但儒家的思想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孝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治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