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孝道文化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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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孝慈推己及人,爱心构建和谐(1)

章玉钧

我们这次中华孝道文化研讨会,在刚刚举世欢庆新中国六十华诞之后,于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书写着人间大爱并富有德孝文化传统的德阳市召开,共同来研讨弘扬孝道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是一件适时适地、意义重大的事情。到会的学者专家提交的论文涉及的方面很广,选取的角度各有不同,观点和建议都很有新意,对我多有启发。在2001年新都召开的中华孝道文化研讨会上,我作过题为《孝道文化的现代价值》的书面发言,粗略地分析了规范和处理好家庭伦理关系对于社会生活的正常、稳定运行具有重大作用;肯定了传统的中华孝道文化蕴涵着可贵的人文精神,与中国国情基本适应,应细心区分其内在的精华与过时的糟粕;提出面对部分人中间“非孝”行为的蔓延和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现状,更应珍惜这一宝贵的教化资源,弘扬孝道文化;主张通过新的论证和阐释,把孝道纳入新社会的行为伦理规范之中,使之具有时代新意,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继续作为我们民族乃至人类维护其社会关系及人际联系的重要心理、伦理纽带。今天的发言,我想仍大体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就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谈些认识和感悟:一是孝慈在中华伦理文化中为本、为先的地位;二是对我国转型期孝老爱亲面临的形势作一些分析和估量;三是对新时期如何弘扬孝慈文化、促进和谐家园构建提一些对策建议。

一、中华伦理文化以孝慈为本

孝亲慈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述,早在五帝时代,舜就委任契做司徒,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教,出现了百姓亲和、内平外成的局面。到西周时,形成了一套以自然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宗法人伦的制度和文化。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主要代表的儒家对它加以系统的表述和论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以“孝悌”为“仁之本”的政治和伦理学说。李泽厚先生指出:儒学的要点之一,正在于把思想直接诉诸情感,要求理智与情感交融,注意把“人”或“仁”的根“本”建立在日常生活即与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之上。

人自呱呱落地,最先形成的人伦关系就是自身与父母的关系。父母与子女血脉相连,没有父母哪有子女,哪有子女的成长。因此,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称为天伦。“孝道就是人性初始体验的精彩提炼,是人格的养成历程。”《诗经·小雅·蓼莪》抒发的那种对父母养育之恩无比感怀和力图报答的心情,至今仍打动着作为人子的我们的心扉。一代又一代的父母,就是以他们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爱,来引领和培育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心,从而形成慈幼与孝亲的互动,并如此代际相传,维护族群血脉绵延持续地发展。顺便说一下,鉴于孝慈乃相互对待的德行,是反哺与哺育的双向关系,我在文中一般采用孝慈或孝老爱亲的提法。中华传统文化的理想,是把孝慈这样发端于人的本性的爱心加以延伸、扩充,“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使类似的和谐情谊扩展于兄弟、友朋之间,弥漫于家园、乡邦之内。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家国同构”,就像成龙、刘媛媛唱的歌词:“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当这种由小家推及大家的爱心扎根于亿万人的心灵,就会成为人们自觉构建和谐家园、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并进而升华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的博大情怀,为和谐世界的构建奠定思想和情感的牢固基石。

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华伦理文化中,总是把孝摆在为本、为大、为先的地位,而决不是当作细枝末节来对待。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云:“孝者,百行之本。”民谚也讲:“百行孝为先。”孝道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检验人心、人性的一把尺子。唯有懂得孝老爱亲的人才会是知恩图报的人、有责任心的人,才有望成为道德高尚的人。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的伦理规范中“孝”字不见踪影,对父母的“孝行”和“报恩”往往受到批判,“孝子贤孙”成了骂人的词语。值得庆幸的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实施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提出了从家庭美德到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一系列伦理规范。在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中,孝老爱亲无疑处于重要的、本根的位置。

中央有关部门在前年和今年已举办两次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的活动,吸引了亿万民众尤其是广大网民踊跃参与,央视《道德的力量》颁奖晚会感人至深。我读了第二批55名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262人及其他候选人的事迹,鲜明地感受到,孝老爱亲模范与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各类模范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在那一座座爱的丰碑下面,延伸着一条“孝慈推己及人,爱心构建和谐”的红线。例如好些助人为乐的女模范,都以慈母般的爱心去救助成百的贫困和残疾儿童,或以博大无私的母爱,去温暖感化那些由于父母犯罪服刑而失去监护的孩子们的心,因而被各地评为“优秀母亲”、“杰出母亲”。也有这样的企业家,自愿为抗洪斗争、抗震救灾中牺牲的烈士们行孝,像对待亲娘一样孝敬烈士们的母亲,扶助她们走出悲痛的境地,被称为“世界上母亲最多的人”。这样的无疆大爱,不就是孝老爱亲的延伸和放大么?有不少道德模范,曾经受惠、受助于好心人,吃过“百家饭”,怀着感恩的心,成为传播爱的火炬手,把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递下去:有的当了“流浪孤儿院”的院长爸爸,有的成为抚养无任何血缘亲缘关系的一大群“儿女”的爱心妈妈,有的为兄弟民族的孤老尽孝,有的成为“千人帮百家,爱心走进老人家”志愿者活动的组织者。有位农村进城打工的未婚女子,把一对被生身父母遗弃、后又被养母(她的雇主)丢下的双胞胎姊妹从小抚养大,艰苦备尝却永不言弃,被誉为“保姆妈妈”。这些催人泪下的凡人壮举,一再显示出孝慈文化的道德力量。

二、我国转型期孝慈面临的危与机

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急速发展的转型期,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和家庭功能都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成为尽孝行慈的约束条件,使孝亲慈幼的传统模式遇到困惑和尴尬,需要通过探索、创新来加以解决。

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全国老年人口已达16800万,约占总人口的12%,并以每年平均800万人的数额增长。有人预测,再过二十年,全国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国将进入老龄化的高峰期。如果老龄事业特别是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服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建设不赶快跟上,孝道又没有蔚为全社会风气的话,情势将会是严峻而可悲的。

二是几十年来坚持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使独生子女成了普遍现象。家庭中祖孙三辈形成“421”的倒三角形结构。全家如“众星捧月”般围着“小月亮”转,对一根“独苗儿”宠惯有加,而“望子成龙”的心态和过重的课业又让孩子经受着太大的压力。这代人成长起来是否懂得孝老感恩,引起人们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