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其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妄图以四川作为反共的最后基地，加紧部署军事力量，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然而，解放战争的洪流势如破竹，所向披靡。1949年7月16日，中央军委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五十万大军进军西南，拉开了解放四川的序幕，11月29日，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国民党“新长江防线”，抵达重庆，11月30日黎明重庆宣告解放。11月21日，解放大军从东南北三面进逼成都。兵临城下，在解放战争大好形势的感召下，国民党高级将领多人相继在什邡、金堂、广汉、德阳以及成都、郫县等地率部起义，弃暗投明。12月27日，成都解放；12月30日，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各界人民群众扭起秧歌，打起腰鼓，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欢庆成都解放。
在重庆、成都解放后，全川各地亦相继解放。1950年2月1日原西康省省会雅安宣告解放。从此，四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新生，四川曲艺亦获得了新生，步入辉煌。
§§§第一节 弦歌声声庆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隆隆的建国礼炮声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渡长江、越大别，所向披靡！1949年底，重庆、成都先后解放，至1950年2月四川全境宣告解放，四川历史进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展城市接管工作。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下设的文艺处主持文化艺术的接管工作。对“众多的曲艺书场和从事清音、金钱板、竹琴、扬琴、荷叶、口技、大鼓、皮影等曲艺艺术的艺人，不论其营业性质、思想倾向如何，一律实行加强业务交流与归口管理”。“进行了正面教育，以党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与推陈出新的方针为中心，组织演职员工进行学习，并安排上演老区剧目，通过初步学习，演职员工思想觉悟有了一定的提高，翻身感也较强烈……”
在军管会文艺处的领导下，曲艺艺人的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建立起来。1950年2月，重庆成立了“中华全国戏曲曲艺改进会重庆分会筹备委员会”，同年4月，“成都市曲艺杂技改进会筹备委员会”成立。此外“南充市曲艺工作者改进会”、“自贡市曲艺改进委员会”、“泸州市曲艺改进（筹）委会”、“绵阳县曲艺改进组”、“三台县曲艺改进会”、“达县曲艺艺术工作者协会”等数十个曲艺艺人的群众组织，均于1950年、1951年两年内先后成立。这些群众组织的建立，对于团结艺人、接受新思想、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及有序开展业务活动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军管会不仅在政治上关心曲艺艺人，在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给生活上有困难的艺人发放补助，冬天还给一些艺人发送棉被、棉衣等物，令广大曲艺艺人非常感动。通过学习，艺人们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以及对新社会的认识都有很大的提高。
1951年5月发布了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5·5指示”），制定了“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方针。对于曲艺艺术明确提出“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除应大量创作曲艺新词外，对许多为人民所熟悉的历史故事与优美的民间传说的唱本，亦应加以改造采用”。全川曲艺艺人受到极大的鼓舞，并积极响应，迅速掀起一个“三改”学习热潮，纷纷主动清理并抛弃了传统曲（书）目中的封建迷信等糟粕及一些不健康的与新时代不太合拍的成分，积极创编演唱歌颂新社会、新人新事的新曲（书）目。如成都的邹忠新、李月秋、盖兰芳等人带头演唱新曲目。同时，艺人与作者，新文艺工作者结合创作有一批具有新内容、新思想的新曲艺作品供艺人演唱。如扬琴《活捉黄光辉》便是由何序、车辐与军管会同志一起到崇庆州（今崇州市）元通场深入生活后创作的优秀作品之一。此外，还有唱词《枪毙冷开泰》（杨槐）、评书《解放军进军西藏剿匪记》（胡光）、曲艺联唱《大家都来买公债》及金钱板《印刷工人搞发明》（蒋斧）等。重庆唐心林（原名温国桢）演唱新词《共产党的光辉照耀着新中国》，这个曲目的演唱还为一个新曲种——四川车灯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再如巴中县农民罗自由编写的莲花闹《歌唱渔溪水电站》，泸州市曲艺艺人编印的花鼓《土地回家》、金钱板《血泪仇》、唱词《解放胜利歌》《快乐的村庄》《农民诉苦》等一大批新词。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一大批曲艺新作品，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是历史的产物，是四川曲艺新生的实证。对于曲艺如何反映现实，传统艺术形式如何利用、改造等问题，在当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当时的军管会及后来的文化主管部门，对曲艺艺人政治上的关心，在艺术上给予指导和生活上的关怀，使广大艺人亲身感受到新社会的温暖，强烈的翻身感促使他们主动地、热烈地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积极投身到诸如“镇反”、“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的宣传工作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里讲一件小事，即可看到当时大多数曲艺艺人的精神风貌以及对新社会、新政府的积极态度。
在四川曲艺界，说起李月秋，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但提起蒯富春——李月秋的师爷，知道的就不多了。目前我们只知道他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生在郫县一农家，新中国成立前在成都及附近州县行艺，新中国成立初期正好在成都。当时军管会文艺处组织了部分曲艺艺人参加“土改”宣传工作，因考虑到蒯系盲人，行动不便，没有吸收他参加宣传队。但蒯富春却坐不住了，便与他妻子王治君商量说：成都搞土改，我们家乡也一定要搞土改的，也该有个宣传队，我们两口子还是回去，为家乡做点事吧。于是夫妻俩相互搀扶着，由成都步行回到家乡郫县。在土改工作队的支持下，联络了一些民间艺人组建了土改宣传队，编排了各种曲艺节目，带领宣传队走村串户，不辞辛劳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在整个演出活动中，作为一个盲人，蒯富春克服了比常人更多的困难，样样工作都走在前头，受到工作队的表彰和同行的好评。后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以宣传队为基础组建成郫县曲艺队，是四川较早建立的专业曲艺队之一。
1950年后，接管工作圆满结束，政府的各项工作亦步入正轨。四川曲艺也走上了健康、向上的发展道路；不同级别、不同形式的曲艺团、队、组在全川各地纷纷建立，广大曲艺艺人也结束了冲州撞府、凄风苦雨的流浪生涯，这对四川曲艺艺术的发展无疑是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1952年“四川省文教办公室文化组”所发《关于为建立曲艺书场报送具体计划预算的通知》中指出：“现在各地流散的曲艺艺人很多且有不少的是有艺术成就的。他们或是散向农村，或是转作他业，或是生活困难，到处流浪。这样，一方面我们文化队伍里失去了一支力量而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或轻或重地形成一个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曲艺是我们的民间文艺形式中最受群众欢迎的一种，它具有丰富而又生动的民族形式，特别是地方色彩。像民间流行的圣谕、连箫、荷叶等，就是四川特有的曲艺形式，最为四川广大劳动人民所欢迎。组织演唱这些形式的曲艺，是具有保存并发扬民族遗产和普及文艺工作的重大意义的。”
1952年5月，在成都市文教局的领导和帮助下，成都曲艺艺人第一个集体组织——“成都市实验书场”诞生了。首批参加人员有：车辐、李德才、吴遐林、刘逊、黄文康、郭敬之、卓琴痴、李明清、喻祥钦、裴墨痕、盖兰芳、陈朝祥、罗秀琼、揭先秀、邹忠新、娄外楼、戴质斋、曾炳昆共18人。负责人陈朝祥。给每人发了一枚长方形（5×1.4cm）的金属证章，证章上七个红色行草字“成都市实验书场”。初始在人民商场内曲艺场开展演出活动，后迁至总府街五月文化社（后为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继续进行日常演出。
同年9月，重庆曲艺队成立，队长孙巧麟，秘书王燕成，在“人民乐园”开展演出活动。
1953年2月，今四川省曲艺团的前身——西南人民广播电台曲艺组成立。组长李义芳，由李德才、黄如初、陈仲书、黄德君、萧顺瑜、王华德、罗俊、周尔康、熊子良、何克纯等曲艺演员组成（撤区后并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
1954年，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曲艺队成立，主要演员有王永梭、牛德增、王泽堂等。
1957年，以原成都市第一实验书场为基础的“成都市曲艺队”正式成立，李月秋任队长，邹忠新任副队长。此后，成都、重庆各市区及周边郊县亦先后成立了规模不一的曲艺队、组。
此外，宜宾、泸州、自贡、内江、绵阳、德阳、乐山、万县、涪陵、达县等地市、县均先后建立了形式各异、规模不等的曲艺队、组。可以说，此时曲艺团队基本上遍布全川。这些曲艺团队活跃在四川的城市、乡村、工厂、学校、军营……成为文化战线上的一支“轻骑兵”，四川曲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蓬勃发展的时期。
§§§第二节 四川曲艺说辉煌
20世纪50年代，随着全川各地人民政府的建立，文化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当时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十分重视民间艺术，对四川曲艺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发展的积极措施，在全川各地修建或改建曲艺书场，组建曲艺团、队，并纳入各地文化（文教）局的直接领导。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非常重视文化工作，1951年邓小平同志便为“重庆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亲笔写了如下题词：
人民，特别是工农群众需要更多的与他们有切身联系的为他们乐见乐闻的作品。
邓小平 敬题
同时，于1950年10月、1953年2月先后召开了“西南区戏曲曲艺工作座谈会”、“四川省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举行了“西南地区第一次戏曲观摩会演大会”、“四川省第一届民间艺术观摩会演”等活动。上述活动均有曲艺艺人参加，并带去了不少优秀传统及现代曲（书）目在大会演出，全面展示了四川曲艺的艺术风采及艺人崭新的精神面貌，这对于提高曲艺艺人的思想觉悟及曲艺艺术水平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