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的动物形象，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其在两地的艺术表现，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如牛，在滇文化的动物形象中，出现最为频繁，而且在多种动物组合中居于最突出的地位（尹绍亭：《云南青铜文化地理初论》，《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6期。）。其原因在于牛在滇人的经济、社会和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成为滇统治阶层所掌握的重要资源，因而牛形的纹样就被滇人视为一种代表财富和地位的标志，并进而被滇的统治者作为掌握权力和地位的一种象征工具（臧振华：《滇青铜器上的牛形装饰》，收入许倬云等编《考古与历史文化——庆祝高去寻先生八十大寿论文集（上）》，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与之相对应的，在滇文化青铜器上，牛广泛出现于各种叙事装饰题材中，如放牧、赶集、祭祀、斗牛、剽牛、进贡等场面。而在欧亚草原的装饰艺术中，牛形象出现远没有如此频繁，其所承担的文化内涵也没有如此丰富。值得提出的一种动物形象还有蛇，这种爬行动物广泛见于滇文化的装饰艺术中，如兵器、扣饰、贮贝器、祭祀用器等，数量多，出现频率高，使人不得不考虑蛇在滇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认为，蛇是滇王国崇拜的图腾（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136，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也有学者认为，蛇是滇族的崇拜神，是滇族的护符和族徽，它在滇族吞并周围弱小的氏族过程中，起到了超人的作用，使得滇族在其兵器、扣饰、祭祀重器等器物上统统铸上蛇的形象（田晓雯、霄鹏：《“蛇”在滇文化中的地位》，《云南文物》总19期。）。当然，蛇崇拜在古代中国的很多地区都源远流长，并与多种民俗信仰相关，滇文化中的蛇形象，从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铜屋模型上，既铸祭蛇内容，同时在屋右后角又铸一男一女作拥抱交合状，其生殖崇拜的含义十分明确（郑岩：《从中国古代艺术品看关于蛇的崇拜与民俗（上）》，《民俗研究》1989年3期。）。又如江川李家山M24出土的一件铜锥和一件铜扣饰，都有相衔的孔雀和蛇，可能即文献记载中“蛇与孔雀偶”的实例，其含义可能十分丰富：如刘敦愿先生认为，鸟蛇相斗题材可能寓意着人们祈求健康、长寿、平安、顺利的愿望，还具有厌胜镇墓的作用，同时可能含有风能御水的思想在内（刘敦愿：《试论战国艺术品中的鸟蛇相斗题材》，《湖南考古辑刊》第一辑，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除此之外还可能是“龙凤呈祥”观念的一个变体，或是图腾时代部族之间亲密关系的反映（郑岩：《从中国古代艺术品看关于蛇的崇拜与民俗（下）》，《民俗研究》1989年4期。）。无论如何，蛇在滇文化中可能具有比较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这是其成为动物意匠主题的根本原因。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在草原地区的动物意匠中，也有蛇的形象，但数量和出现频率远不如滇文化高。
蛇形象在滇文化动物意匠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表现手法，就是在刻画各类动物形象及人类活动场景的自然形扣饰中，往往出现于底部，为人或动物所踩踏，一般情况下，与表现对象并无直接的关联。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我们当然应当考虑实用的因素，即使用蛇来作为一种附属装饰，以求达到布局的平衡和整体的联结，但数量如此之多，出现频率如此之高，并且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表现模式，背后可能还是应当有其文化寓意。冯汉骥先生认为，蛇在滇族中，很可能是象征“土地”的动物，因此在各种图案中，人物和动物往往皆踏于蛇身之上（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考古》1963年6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此外，滇文化中的圆形抽象动物花纹扣饰不见于欧亚草原，且从春秋早期到西汉后期长期流行，显然应该是滇地独有的。
三滇文化动物意匠与欧亚草原联系的例证
滇文化动物意匠与欧亚草原的区别，已如上述，那么，是否两者之间就完全没有联系，属于彼此封闭的系统呢？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似乎也很难得出断然的否定结论。从整体来看，滇文化动物意匠流行的年代要晚于欧亚内陆地区，从《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来看，滇人应属于“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民族，动物意匠的广泛流行，的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张增祺先生认为，双环首青铜短剑、曲柄青铜短剑、弧背青铜刀、“卧马纹”装饰品、立鹿、马饰、带柄铜镜、金珠与金片、双耳陶罐、“和田玉”、有翼虎银带扣、狮身人面形铜饰、蚀花肉红石髓珠、琉璃珠、铜啄等器物，或来自北方草原，或受斯基泰文化影响（张增祺：《云南青铜时代动物纹牌饰及北方草原文化遗物》，《考古》1987年9期。）；在另外的论文中，他又补充道，动物搏斗纹铜饰、骑马猎手图像、杖头铜饰、铜铠甲、石坠、镂孔勺形铜器、旋纹金饰及金片、铜柄铁剑及金剑鞘、战斗布局及战士的装饰、牛角杯和饮“同心酒”等文物表明，滇文化曾受到斯基泰风格影响（张增祺：《古代云南骑马民族及其相关问题》，《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2期；张增祺：《再论云南青铜时代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及其传播者》，《云南青铜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先生所列举的这些文化因素，其中有些学者已有专文论述，如双环首青铜短剑（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苏奎：《西南夷地区三种含北方系青铜文化因素短剑的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2005年硕士论文。）、铜柄铁剑（宋世坤：《我国西南地区铜柄铁剑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宋治民：《三叉格铜柄铁剑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考古》1997年12期。）、带柄铜镜（霍巍：《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1994年7期；赵慧民：《西藏曲贡出土的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4年7期；霍巍：《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年11期；霍巍：《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2000年2期。）、蚀花肉红石髓珠（吕红亮：《中国境内出土的蚀花石珠述论》，收入霍巍、王挺之主编《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探索》，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等，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这些文化因素与北方草原文化多少存在一些联系。
此类文化因素上的相似性，的确对于考察两地动物意匠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上述学界已经注意到的种类之外，我们还拟补充一类器物，即滇文化中的所谓“不对称形钺”，或称“靴形钺”，是中国南方青铜器中的典型器物。根据汪宁生先生的研究，其出土地点分布大抵北起我国长江流域上中游，南达中南半岛南端，而且越过了马六甲海峡到达爪哇；但东面似只到广东，西面似只到缅甸掸邦，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云南和越南北部和中部，流行的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关于其起源，汪先生推测可能是由同类青铜器派生出来的，比如半月形铜钺，原始民族为强调器物的神秘性，或为了造成一种恐怖的印象或突然的感觉，有时会把本应对称的事物故意做成不对称，而将半月形铜钺刃之一端稍加缩短便可衍化出不对称形铜钺来（汪宁生：《试论不对称形铜钺》，《考古》1985年5期。）。范勇先生将不对称形铜钺分为滇池类型、红河流域类型和两广类型，起源于我国云南滇西地区，伴随着早期铜鼓的产生，不对称形钺对礼社江—元江—红河水系和滇池水系一带居住的濮僚系统的农业民族产生影响。居住在滇池一带的滇人制造和使用了不对称月形钺，居住在元江和红河上游地区的“鸠民”制造和使用了不对称靴形钺，然后传播到越南北部地区，同时对两广地区的西瓯以及巴蜀等文化也产生了影响。在传播过程中，不对称形铜钺的作用也发生演变，被赋予多种社会功能（范勇：《再论不对称形铜钺》，《文物》1992年6期。）。总之，目前的研究都把不对称形钺的起源归结于我国境内，但我们认为，不对称形钺在战国以前的土著文化中并无确切的渊源线索可寻，战国至西汉时期突然出现，已然是一种成熟的形制，这是值得深究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