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出土琥珀制品的墓葬，年代较西南地区为早，如合浦堂排汉墓M2、合浦丰门岭M23、合浦丰门岭M26、合浦望牛岭木椁墓等均在西汉后期，合浦丰门岭M10、广西合浦九只岭M5等在东汉早期。这些墓葬的墓主人生前应不是一般平民百姓，或为地方官吏，或为富裕士绅，如合浦堂排汉墓同墓地的4座墓，发掘者推测3座墓墓主生前可能为郡守一级的官员，M2墓主可能是屯戍当地的武官；合浦丰门岭M26有外藏椁等情况均可表明这一点。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琥珀制品往往与黄金、琉璃、玛瑙、水晶等具有域外风格的器物共出，如丰门岭M10、望牛岭西汉晚期木椁墓、九只岭M5与M6a等，其中金制品包括多面金珠（dodecahedron）这一典型的西方器物（岑蕊：《试论东汉魏晋墓葬中的多面金珠用途及其源流》，《考古与文物》1990年3期；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年10期。），琉璃制品经成分分析多属钠钙玻璃和钾玻璃（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合浦县博物馆：《合浦丰门岭汉墓——2003-2005发掘报告》，页134，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发掘者一般认为，这些器物和琥珀出现，与《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当时从徐闻、合浦出发，可到达都元、黄支等地，汉武帝以来常派译使与应募者“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的情况有关，应是舶来品。
邻近的广东沿海，发现亦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的发现，年代亦相对较早，如出土琥珀制品的广州汉墓M3028与M401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广州东郊沙河砖室墓（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东郊沙河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2期。）、南海平洲马祠堂山M4（广东省博物馆（曾广忆）：《广东南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等墓葬的年代都在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这和广西的情况是一致的。其他如广州汉墓M5001（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番禺员岗村M2（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员岗村东汉墓》，收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考古》（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番禺屏山二村SM1与ZHM1（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番禺博物馆：《广东番禺市屏山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4），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顺德猪仔岗M1（广东省博物馆、顺德县博物馆：《广东顺德县汉墓的调查和清理》，《文物》1991年4期。）、徐闻东汉墓（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东汉墓——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考古》1977年4期。）等出土琥珀制品墓葬的年代都在东汉；两晋时期的发现较少，仅有广州西郊皇帝岗M31（区泽：《广州西郊发现晋墓》，《考古通讯》1957年6期。）、始兴东晋墓（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等。与广东毗邻的湖南，琥珀制品发现的整体年代略晚，仅有长沙近郊M211出土的5件标本的年代可早至西汉后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页129，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其余如大庸城区DM1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自治州文物工作队、大庸市文物管理所：《湖南大庸东汉砖室墓》，《考古》1994年12期。）、耒阳M156（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3），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零陵东门外汉墓（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南零陵东门外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1期。）的年代在东汉早期，资兴东江水电工程M577（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东汉墓》，《考古学报》1984年1期。）、耒阳M158和M164（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耒阳市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3），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耒阳耒野营M15（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南耒阳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4期。）、常德南坪公社M5和M10（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常德东汉墓》，《考古学集刊》（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长沙东渡屯砖室墓（张中一：《长沙东渡屯清理了一座东汉砖室墓》，《文物》1960年5期。）等的年代都在东汉中晚期，常德1967红M1（周能：《湖南常德东吴墓》，《考古》1992年7期。）、耒阳花石坳M11（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耒阳花石坳的汉魏墓葬》，《考古通讯》1956年2期。）、长沙左家塘砖室墓（刘廉银：《湖南长沙左家塘西晋墓》，《考古》1963年2期。）等的年代在魏晋时期。
广东和湖南发现的琥珀制品，和广西一样，一般都出土于大中型墓葬，共出常见钠钙玻璃和钾玻璃等制作的珠饰，另外在形制上多制作成象生形状，如鱼、蛙、狮等，尤以制成狮形的最为常见。综合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广东的发现和广西一样，多为舶来品，而湖南的发现则和西南地区的大多数发现一样，系由两广沿海进入并传播的结果。余英时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注意到湖南，尤其是长沙考古发掘出土的琥珀，并且指出：“关于汉代中国琥珀的供应，一个可能的来源地是云南—缅甸交界处，另一个可能的来源地是波罗的海。……如果后者属实的话，那么它只能是通过海上贸易以番禺为入口港而来的。”（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页14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这个论断无疑是具有先见性的。另外，江西南昌73？南？丁M1与M2东汉中期墓（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东汉、东吴墓》，《考古》1978年3期。）、江西南昌72？南M2东汉中期或稍偏晚墓葬（程应林：《江西南昌市区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年。）、安徽寿县茶庵马家古堆M1东汉晚期墓葬（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寿县博物馆：《安徽寿县茶庵马家古堆东汉墓》，《考古》1966年3期。）等墓葬出土的琥珀制品，当属同样的情况。
北方地区发现的汉晋时期琥珀制品，目前年代最早的在西汉中期，包括江苏徐州铜山县小龟山崖洞墓出土的圆形或橄榄形小珠（南京博物馆：《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文物》1973年4期。）及山东巨野红土山崖墓出土的圆形小珠（山东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4期。），这两座墓的等级都很高，属于诸侯王一级，在其他同时期的墓葬中尚无发现，这表明，在西汉中期，琥珀制品还是相当珍贵的器物。这些珠饰形制简单，器型较小，小龟山崖墓出土的一些标本，直径仅0.4-0.5厘米。由于公布资料的原因，我们无法知道更多的细节，琥珀本身系外来输入还是中国出产，难以判定。
北方地区其余的发现，年代上集中于东汉或稍后，一个集中的区域是大致沿陇海线分布的条形地带，西边延伸至河西走廊，自西向东主要有：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末魏晋初墓葬出土的20件珠饰，有鱼形、卧兽形、椭圆形等（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孙家寨汉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出土串珠10件（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市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出土雕卧虎形珠7件（甘博文：《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2期。）、永登南关东汉晚期墓出土小猪1件（永登县文化馆（尚元正、苏裕民）：《甘肃永登南关汉墓发现琥珀小猪》，《考古与文物》1994年4期。）；陕西汉中铺镇砖厂西汉晚期到东汉初M3出土动物造型及椭圆形珠子4件（汉中市博物馆（何新成）：《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咸阳杜家堡东汉中期M1出土深红色伏卧小兽1件（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杜家堡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2005年4期。）、西安北郊枣园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墓地出土扁珠10件、东汉晚期M7出土壶形珠1件（韩保全、程林泉：《西安北郊枣园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4期。）、华阴县西关东晋中晚期M1出土坠饰两件（夏振英：《陕西华阴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3期。）、商州陈塬东汉晚期M1出土几何形珠子6件（王昌富：《商州陈塬汉墓清理简报》，《文博》2003年2期。）；河南洛阳烧沟东汉晚期M1035和M1039各出土两件椭圆形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晚期C3M1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中原文物》1984年3期。）、洛阳西郊汉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2期。）等均出土伏兽形或几何形珠；江苏徐州石桥西汉中晚期M2出土1件赭红色琥珀坠饰（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年11期。）、连云港网墥庄西汉末或东汉初木椁墓出土两件虎形饰品（南京博物院：《江苏连云港海州网墥庄汉木椁墓》，《考古》1963年6期。）等。此外，湖北郧县砖瓦厂东汉末期M3出土的两件串饰（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郧县砖瓦厂的两座东汉墓》，《江汉考古》1986年2期。）、河北定县东汉晚期43号墓出土24件雕刻成各种动物形象的珠饰（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43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11期。）、献县陵上寺村东汉M36出土1件圆珠（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沧州市文物管理处、献县文物管理所：《献县第36号汉墓发掘报告》，收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北省考古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中期墓的圆形小珠（山东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4期。），大致亦分布于这一区域。
北方地区出土琥珀制品另一个集中的区域是内蒙古草原地带。察右后旗三道湾东汉中期M15（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收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及赵家房村（盖山林：《内蒙古察右后旗赵家房村发现匈奴墓群》，《考古》1977年2期。）有琥珀制品出土，扎赉诺尔盟汉墓多次出有琥珀制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12期。另在1959年的调查中，亦在该墓地发现有琥珀珠，见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年9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1986年清理发掘报告》(收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科左中旗六家子东汉至西晋鲜卑墓葬出土卧狮1件及珠两件（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年5期。）。此外，邻近的辽宁盖县九垅地东汉中期砖室墓出土穿坠、珠子各1枚（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盖县九垅地发现东汉纪年砖墓》，《文物》1977年9期。），东汉晚期墓出土坠饰、珠子各1枚（许玉林：《辽宁盖县东汉墓》，《文物》1993年4期。）。
魏晋时期是琥珀制品另一个流行的时期，其分布地域和两汉时期不同，虽然如前述西南、两广和湖南以及北方地区都有零星的发现，但集中出土于以南京为中心的苏南、皖东地区。这一地区的琥珀制品，虽然有少数出土单位年代偏早，如丹阳东汉中期墓出土琥珀耳瑱（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化馆：《江苏丹阳东汉墓》，《考古》1978年3期。），但绝大多数的年代在魏晋时期，如南京北郊郭家山东吴永安二年M6（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北郊郭家山东吴纪年墓》，《考古》1998年8期。）、南京西岗西晋早期墓（南波：《南京西岗西晋墓》，《文物》1976年3期。）、安徽和县小周村太康九年墓（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和县文物组：《安徽和县西晋纪年墓》，《考古》1984年9期。）、临沂洗砚池西晋晚期或东晋早期M1出土的3件伏兽形珠（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沂市文化局：《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文物》2005年7期。）、南京北郊郭家山东晋早期M1（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郭家山东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2期。）、南京东晋早期富贵山M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8期。）、南京象山东晋早期7号墓（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1期。）、南京北郊郭家山东晋早期温峤墓（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文物》2002年7期。）、南京仙鹤观高崧家族墓地东晋中期M2（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3期。）、南京象山升平三年（359）王丹虎墓（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二、四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10期。）、镇江东晋中期M18、镇江东晋晚期M35（镇江博物馆（刘建国）：《镇江东晋墓》，《文物资料丛刊》（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南京幕府山4号东晋中晚期墓（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8期。）等墓葬出土的琥珀制品。这些墓葬均等级较高，多属于高官显贵或其家族成员之墓，出土随葬品中常见具有域外风格的舶来品，如玻璃器等。仅以南京富贵山东晋早期M4为例，该墓为带甬道的券顶砖室墓，在同时期墓葬中属规模较大者。出土随葬品种类多，数量大，制作精，不少器物很罕见，发掘者推测绝非当时一般贵族和官僚所能享用，墓主应为皇室或皇帝身边的重臣。该墓出土的一些器物，具有明显的域外文化特征，如玻璃罐，它透明匀净，最薄处仅0.2毫米，器底还有花瓣形装饰。其成分虽有待于科学测定，但发掘者认为论其工艺水平，来自海外当无疑问。至于琥珀管、琥珀狮等，也可能是舶来品。这表明，晚至两晋时期，中国的琥珀仍然很有可能是进口的奢侈品，仅上层社会能够享用。作为高官显贵集中居住的南京地区，大量发现琥珀制品当不是偶然的现象。
以上大体勾勒了汉晋时期全国范围内琥珀制品的发现，并初步总结了这些发现在流行时代和分布地域之间的一些规律性的信息。应当说，这种勾勒限于资料、认识及篇幅等原因，还是粗线条的；尽管如此，所获得的一些信息依然对我们深入认识西南地区琥珀制品的发现、汉晋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些特点等问题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