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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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中心与边缘:汉文化的扩张与变异(1)

——以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画像为例四川乐山麻浩崖墓群当中的一号崖墓(以下简称麻浩一号墓)发现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因在其门楣上方雕刻有一尊佛坐像而十分著名,凡研究中国早期佛教造像者几乎无不提及此墓(就笔者所见,下述文章均较早涉及此墓中的这尊佛像:李复华、陶鸣宽《东汉岩墓内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6期;杨泓《国内最早的几尊佛教造像实物》,《现代佛学》1962年4期;杨泓《试论南北朝时期前期佛像服饰和主要变化》,《考古》1963年6期;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5期;巫鸿《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初刊于1986年,后收入其论文集《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页292-293,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些问题难以解决,那就是这尊佛像的出现,显然不会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更不会是“天外来客”,它与周边的环境及其共存的遗迹与遗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应当如何来看待这尊在中国早期佛像中最具有佛像特征的造像所处的考古背景?它与中原汉文化之间又具有何种联系?在早期佛教初传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下,这尊造像又有何特殊意义?本章试图以实地考察和对已公布资料的综合分析入手,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麻浩一号墓内的画像石刻及其布局

要回答上述若干问题,有必要首先对麻浩一号墓内石刻的内容及其布局的情况加以廓清。

1949-1950年,美国学者理查德?爱德华(R.Edwards,中文也译为艾瑞慈)对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墓作了调查。他在后来撰写的《麻浩崖墓雕刻》(The Cave Reliefs of Ma Hao)一文中,除明确肯定了此墓后室门楣上方雕刻出的这尊人物坐像“无疑是尊佛陀像”外,还对墓中其他内容的石刻作了介绍与分析(R.Edwards:The Cave Reliefs of Ma Hao,Artibus Asiae, Volume 17,1954,pp.5-28;pp.103-129,中译本有秦学圣译:《麻浩崖墓浮雕考释》,刊发于乐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乐山崖墓博物馆编《麻浩资料汇编》(内部资料)。),重点讨论了当中崖墓的外观、荆轲刺秦王、勒天马、佛像、怪兽、渔人、本生故事等题材,并对其年代作了初步的推测。此文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将墓内石刻加以认真探讨的论文,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失其价值的,笔者将在后文中对此再加介绍。

1955年,闻宥先生根据他在四川地区对汉代画像的多年搜求,编辑出版了《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一书。在该书的“享堂部”中,收录有少量照片及若干幅拓片系来自麻浩一号墓,)等(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闻宥先生对上述图像均作了简单的介绍与考订,如标题为“乐山崖墓内的享堂”的照片,闻宥先生说明“这是乐山麻浩崖墓内的享堂。因为地势低洼,所以墓内常有积水”(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从照片上可以观察到当时墓内还大部积水,只显露出墓室的门楣及墓室的上半部分,所以估计当时的调查者还无法对墓内石刻的总体情况逐一加以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闻宥已经注意到墓内的这尊坐像可能为佛像,只是出于审慎,才将其定名为“端坐者像”,在说明文字中,他明确指出:“像一人端坐,右手张开,左手所执可能是纽细之类。最奇特的是头部外有圆圈,很像释家所谓背光。作者于1947年初得此拓本的时候,颇怀疑它是汉以后的加刻,后来到乐山参观,才确信它和其他的雕刻同时。”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除了麻浩这一刻之外,柿子湾一个大洞里,也有类似的雕刻,和其他画像也显然是同时的制作。现在把麻浩的一刻收在这里,希望国内学者加以考定。”(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他这里所说的“柿子湾一个大洞”,后来的考古工作证明也是一座与麻浩崖墓在形制与雕刻风格上都十分相近的大型崖墓,在其门楣上方也雕刻有佛像(闻宥:《四川汉代画像选集》。)。所以笔者推测大概闻宥先生是第一个披露在乐山崖墓中不止存在一尊早期佛像的学者。

虽然爱德华和闻宥都对麻浩崖墓的石刻有所涉及,但是在他们的论著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都没有按照现代考古学的记录方法对这些石刻的布局和内容加以全面的著录,读者能够从中检索到的资料都是一些孤立的片断,无法从中观察到这些图像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个缺陷,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弥补。1985年,乐山市文化局组织力量对麻浩一号崖墓作了一次调查编号工作,这次工作取得了两个突出的成绩:其一是公布了对麻浩一号崖墓平面的测绘图;其二是对崖墓的画像石刻按每幅画像的位置依次作了编号,从而第一次让我们能够全面地观察了解到该墓画像石刻的全貌及其布局情况(乐山市文化局:《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考古》1990年2期。)。

依据考古调查简报和笔者的实地考察,可以将麻浩一号崖墓的形制与画像布局情况综合叙述如下。该墓开凿在崖面陡峭的红色砂岩中,其建筑过程大约可以复原:先在山崖坡面上凿一短墓道,在墓道后端形成一个垂直的平整崖面后,再于其上开凿墓门,沿水平方向从墓门向内凿造墓室。墓室可分为前堂与后室两大部分,前堂为横列式,坐东朝西,正面中部有两崖柱将其分为三门。前堂的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由于开凿时间的先后不同,前堂可能也在不断扩大,因而其后壁有明显的转折,不在一条直线上,所以原简报将其称为“曲尺形”。前堂之后壁上开凿出并列的三个墓室,从北至南依次为北后室、中后室、南后室,其中南后室的一个侧壁被另一座编号为IM5的墓葬打破。这种前堂横列式的墓葬形制,与洛阳烧沟汉墓中的第五型墓在构造特点上极为相似,即“墓门之内均开成宽大的前堂,其横长均较进深为大,墓室与墓道成垂直,据此我们称其为横堂或横室”(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页79-82,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汉代墓葬中宽大高敞的前堂的出现,与西汉中后期以来时人开始在墓中设奠的风俗有关,“这样墓室前堂的阔大和墓顶的不断增高自然也就符合了墓内设奠与行礼操作的要求”(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页241,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因此,闻宥先生将麻浩一号墓的横列式前堂称之为“享堂”,意指其具有祭享死者的功能。

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崖墓实测平面图麻浩一号墓的墓门与前堂共刻有画像27幅,其中墓门上刻有10幅,前堂的北壁上刻有4幅,东壁10幅、南壁3幅。原简报对其位置逐一作了编号,使我们能够据此复原墓内形成的画像空间。根据画像所处的位置,笔者在原简报的基础上重新将其划分为下述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墓门画像石刻

墓门部分的画像石刻可分门楣与门栏两部分。其中门楣又为上、下两层,门楣上层刻有仿木结构建筑的构件,主要为瓦当和板瓦,其下方为小连檐,再下方为方形椽头。在墓门相邻两椽头之间的格子内,浮雕有祥瑞动物,一格内雕出一物,从左至右分别为:瑞鸟、双兽、兽首、鱼、双鸟、嘉瓜、蹲兽、瑞鸟、鼠啮瓜等。门楣下层主要刻有“一斗三升”的斗拱,最为复杂的斗拱上承大连檐,拱下似刻有环状饰物,左拱拱端上刻一长尾立兽,散斗和栌斗下均置皿板,栌斗下承圆柱,柱头有明显的卷杀。在第二层门楣的斗拱两侧,刻有其他一些图案:如跪羊,有的跪羊背上有两人拥抱接吻,另有乐伎三人,分别吹箫、摇鼓、抚琴。

墓门的门栏上半部有画像雕刻,其布局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位于墓门的北侧与中央两立柱上部,与北后室相对应,一侧画像刻一人肩挑物站立,中跪一人,右一人负婴跪坐于房内,原简报据李复华、曹丹两先生的意见,将其定名为“河梁送别图”(李复华、曹丹:《乐山汉代崖墓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5期。)。另一侧画像图左刻出一株大树,树下刻一人及其所乘独轮车车轮和支架,残破很甚,原简报认为其似为“董永事父故事图”。第二组画像位于墓门中央立柱上部,左面一图刻有一人面向门外作迎谒状,原简报定名为“迎谒图”,右面一图左刻一老妇,右手执杖而立,左手前指,图右依次跪立有数人,原简报将其定名为“凯风图”。

§§§第二部分:前堂北壁画像石刻

前堂北壁也可分成门楣与门栏上、下两层。门楣刻出仿木结构建筑的构件,上为瓦当与板瓦,其下刻出小连檐,再下为方形椽头,椽头间格子内刻饰网格纹和钱串纹,正中格子内刻有一动物,似为兔。门栏部门雕刻由一排三幅画面构成,题材为“荆轲刺秦王”,其具体内容将在后文详述。

§§§第三部分:前堂东壁画像石刻

前堂的东壁(后壁)也为后室的前壁,这是墓内图像最为丰富的区域。按其布局,我们可将其也分为门楣、门栏两部分。门楣又可分上、下两重:上重门楣主要刻仿木结构建筑的房檐及其构件,如瓦当、板瓦、椽头、小连檐等,同前;下重门楣由北向南可分为三组,其中两组分别与北后室、中后室相对应,另一组偏在南后室的一侧。北后室上方门楣的两个木枋之间刻有一朱雀形象,做展翅欲飞状,另刻出一兽首(似为龙首);中后室上方门楣木枋之间刻出一尊著名的坐佛像;南后室一侧门楣上方木枋之间刻有一“垂钓图”,一头扎细长髻者束巾,赤足单跪,手持钓竿作钓鱼状。

东壁门栏画像雕刻大体上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共两幅,位置在北后室门道两侧,左侧一幅刻一人着异形高冠,身着长袍,左手执节(原简报定为执杖),节上系有三层饰物,右手执一小袋;右侧刻一“西王母及仙人六博图”(对于此幅图像内容的考订意见各有不同,如麻浩博物馆陈列说明中明确将此幅图像比定为“西王母及仙人六博图”,而此墓调查主持人唐长寿先生则认为当中被比定为“西王母”者实际上可能为一吹排箫的乐人。由于图像漫漶过甚,无法作进一步的观察,暂从其为西王母图像之说。),画面中心为正坐的西王母,肩上生有羽毛,身后为两仙人对弈,上部有玉兔捣药和捧盒的灵蟾侍立,左右各有侍婢;第二组位置在中后室的一个侧壁,仅一个画面,原简报定名为“挽马图”,图左为一马槽的侧面,中刻一马,右刻一挽马人正作用力挽马状;第三组也仅有一个画面,位置在南后室甬道门外一侧,是一幅未完工的居宅图,刻出一幅五脊庑殿顶居宅。

§§§第四部分:前堂南壁画像石刻

前堂南壁画像石刻的基本构图格局与其他各壁相似,但这是一面未能最后雕刻完工的石壁,大部分壁面尚未雕出画像。已雕出的画像亦可分为门楣与门栏上、下两重。门楣照例雕刻出仿木结构建筑的构件,下方门栏位置上部刻出一幅“门卒图”,一人着帻,短衣,右手执箕,左手执帚柄,紧邻其右侧刻出的一幅画面原报告将其定名为“挽辇图”,图中刻有一直辕棚车,有两人乘车,右一人挽车向前行进。

从许多考古迹象上观察,麻浩一号崖墓并不是一次开凿而成,如前所述,前堂的东壁(后壁)形成曲尺形的转折,这显然不是事先有所规划的结果;此外前堂南壁大半部分和南后室墓门侧壁均未刻画像,南后室甬道门外一侧所刻的“居宅图”也未完工;前堂南部所刻仿木结构建筑构件的画像与北部也不在一条直线上,所以有可能前堂后面的三个墓室以北后室开凿得最早,其次为中后室,最后为南后室。故原简报推测:“该墓开凿是自北至南断续进行的,并因故草率停工。”笔者认为,实际上可以从此墓后壁的转折处将其大致划分为两个开凿时期:北后室为第一期开凿,中后室与南后室为第二期开凿。

二画像石刻与墓葬空间之关系

就麻浩崖墓画像石刻的内容题材而论,最易辨别的是其中的仿木结构建筑构件,其次是其中的历史故事如“荆轲刺秦王”之类,再其次是那些可以佐护死者神灵的祥瑞神兽、纹饰等。还有一些画像,如最初被定名为“端坐者”的佛像以及其他诸如勒天马(也被定名为“挽马图”)、怪兽等等,则只能将其置于一定的空间背景当中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解释。上述各部画像无论从其装饰部位还是从其画像内容上来看,都并非杂乱无章,如果加以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实际上层层递进,互相呼应,形成一个彼此关联的地下空间。

以画像布局特点而论,四川地区与麻浩崖墓时代相同的其他一些汉代画像上,可以发现与麻浩一号墓最为接近的画像分布空间,是一批四川出土的东汉时期石棺画像,这里我们不妨先举出其中的一些例子来加以比较。

首先,可以分析比较四川彭山县双河出土的石棺画像(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石》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双河石棺的画像雕刻在棺的两侧,一侧为两层双阙,以长长的横楣分作上、下两层,下层正中为一立柱,靠近阙身各有一人双手捧物,侧身而立;靠近中央立柱处左、右各有一朝向立柱而立的祥瑞动物,一为带双翼的天禄(独角兽),一为展翅而立的朱雀(凤鸟),这个空间可以视为整个石棺画像的起始点。在其上层,有一树木,一马(似为带翼之马)站立于树前,另一人跪在树下另一侧,身前有一桶状物体,手前伸似正作饮马状。有两人侧身而立,均头戴高冠,一人手中执一杖形器物,另一人在拱手以待,在两人身后站立有另一带翼神兽,这里,带翼之马和带翼神兽都朝向相同的方向,而跪者和两立人均朝向神兽呈迎谒状。石棺的另一侧画像中心人物为端坐于龙虎座上的西王母,头戴胜,双手拱举于腹前,其左方有三足乌、九尾狐各一,右方有蟾蜍一,另有两仙人裸体跪坐,头饰双髻,似正在作“六博之戏”,还有一人直立,双手捧物,其左上方置有一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