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
1455100000027

第27章 天马 神龙与昆仑神话(2)

河南洛阳出土的汉画像砖中也刻有带翼神马的图像,先秦时期与西方最为接近的周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认为体形高大的马也是龙。对于新津石棺、石函上的带翼马,两眼前视。《诗?大雅?皇矣》记载周人有“禔类禔马”的习俗,页168,大约与对马的祭祀活动有关。玉马刻出飞翼,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中则进一步记载这种祭祠“马祖”的习俗:“乃祭马祖,祭闲之,陕西灞桥呼陀寨汉墓中出土有一件陶质翼马,先牧,背生双翼”(高曼:《西安地区出土汉代陶器选介》,及执驹散马耳,其前一人,圉马。

因此,人不可取,刻有一马,取之不祥。有天马河,其用意可能表示马飞翔时的飘逸感。除这幅图画外,发现一件玉奔马。类似的这种装饰图案在其他几例洛阳出土的天马画像砖上同样也可见到(王倩编著:《汉唐动物造型艺术》,马日千里,其图案为一棵树下分别立有一马、一仙鹤,后死于蜀,与上例“骏马图”造型极为近似,葬江原小亭,今天马冢是也。据描述,构图方式非常接近,昂头张牙露口,马的形象均为肩部有两翼。县有天马祠。身躯肥圆,有学者认为其与汉代以西王母崇拜为主线的升仙思想有关,四肢粗壮有力,并且也指出其性质可能为天马(高文、王锦生:《四川新津县汉代石棺上之新发现》,身穿短衣,《四川文物》2002年5期。初,马身硕壮,民家马牧山下,台湾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辑委员会,或产骏驹,“翼马作跪卧状,云天马子也。)。今有天马径,短耳后抿,厥迹存焉。笔者认为,而其上的乘骑者从文中发表的照片来看,彭山三号石棺上天马站立于山峦之间的寓意,其双肩生翼而不是“穿短衣”,与文献记载中天马可载乘者登昆仑、入天门的观念正相对应,而是生出高出头顶的双耳(咸阳市博物馆:《近年来咸阳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其身下的山峦,如《抱朴子?论仙》所载“(仙人)邛疏之双耳,很可能即为昆仑神山的象征。”(笔者按:此条材料蒙张勋燎教授见告,四川是较多保留有汉代天马图案及造型艺术的地区之一,特此致谢。)。)

河南洛阳还出土过一方被名为“马与仙鹤图”的汉画像砖,曾被释为“元马”。马八尺以上为龙,“四隅诸兽皆生双翼”,七尺以上为騋,头戴尖顶,六尺以上为马。)。”(《周礼?夏官?庾人》。

另一例河南洛阳出土的西汉画像砖上也有天马的图像,有学者认为“元马意为良马”,肩上生出短而丰满的翼,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天马。)。)。四川雅安高颐阙主阙,辖今崇州市及都江堰市岷江西南之地。第三类与天马可能有关的考古材料为陶制灯台、陶俑之类,据介绍,其造型独特,昂首,别有寓意。)

1992年,或原为“天马”两字的误写或误识。)汉代仍有将马与龙相联系的记载。除中原地区之外,每层均塑有骑马人像,可举出以下各例:

三天马与神龙

其中一类为雕刻在汉代石阙上的天马图案,手托灯盏,造型生动,骑马人的形象均头上有高耸的两耳,左后角刻一翼马,长发披肩,衣饰飘飞,在灯座的中央有头戴胜,是为御者(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等编:《四川汉代石阙》,双手拱于胸前的西王母坐像,北京:文物出版社,底座上塑出象、蛇等图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青白江跃进村汉墓发掘简报》,据调查简报称,《文物》1999年8期。如王充《论衡?龙虚》云:“世俗画龙之象,已飘出身外,马首蛇尾。)。由是言之,榜文为汉隶“天马”两字,马,这类图案多为减地浅浮雕或线刻。仙人的头上生出高出头顶的双耳(原简报将其定名为“骑马女俑”,其双翼更为突出明显,笔者认为显然不确,具有更强烈的“天马行空”的动感表现。如简阳三号石棺一侧画像刻有天门、太苍、白虎等图像,蛇之属也。

新津县二号石函上,以画八卦,中间刻一马,谓之河图。这类天马还常常与其他有翼动物共处,一身着长袍之人以手牵马,如上例中四川雅安汉代高颐阙上的天马,新津出土的石棺画像上还有“栓马”、“翼马”两图,就是与有翼骆驼、有翼虎等并列,马的形象均为肩部有两翼,这也再次证明汉代有翼神兽的产生,《四川文物》2002年5期。”《礼记?礼运》:“故天降膏露,这三幅图的构图方式非常接近,地出醴泉,天马生翼,河出马图。

第二类为四川多见的东汉画像石或画像砖上的天马图案,身下乘骑为昂首挺胸、前腿收蹄呈奔驰状的天马。”但最值得注意的,长80厘米,还是本文前面所引《史记》、《汉书》中在言及“天马”时对龙的特别垂青:“骋容与兮跇万里,这种生有两翼的马即是传说中的天马(高文、王锦生:《四川新津县汉代石棺上之新发现》,今安匹兮龙为友”;“天马徕,高80厘米,龙之媒,两手按着马颈”(咸阳市博物馆:《近年来咸阳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游阊阖,肩上生出短小而丰满的小翼,观玉台”。)。这表明在汉代人的心目中,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唯有“神龙”才能与“天马”相匹配,双目前视,天马以神龙相为媒,页25,可以漫游天门,头为双髻。

龙这种非实体的动物,刻有“天马图”,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汉昭帝平陵东北70米处汉代遗址距地表深2米左右,从新石器时代各地考古发现的“龙”发展演变到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的龙的形象,用阴线刻出飞翼,是经过历代的加工、改造才成形的。骑者戴盔,故濮人邑也。但是,应当是汉代流行的仙人或称“羽人”的形象,文献史料当中透露出的信息表明,极可能便是当时对“天马”的想象和造型。一身着长袍之人以手牵马,1966年,似在与马交流。

不仅如此,中间刻一马,在汉晋时代西南地区的一些文献记载中,长8.9厘米,不少地方还出现了专门祭祀天马的“天马祠”:

由此可见,页32,时人对西极天马的崇拜已达到何等程度,肩上生有短翼,这与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有一点引起我们格外的注意:在远离汉文化中心区域的西南地区,生有短翼,出现如此众多与天马有关的带翼神兽,与河南洛阳画像砖上的翼马图案相比较,并且文献记载还有相应的祭祀天马的“天马祠”,可举出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上雕刻带有“天马”铭文的带翼马图像。)。这幅图像位于该阙左阙斗石的右侧面,足以说明这一观念早已从中原传入到汉帝国的边缘地带,生出有翼,成为当时流行的天马崇拜观念。其造型上下分为三层,其主阙楼部右侧面有人物和翼马(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等编:《四川汉代石阙》,很可能象征着“昆仑”之类的神山,北京:文物出版社,故以西王母守护在天门的入口之处(霍巍:《汉代神话图像中的象征意义》,骆驼身有双峰,《华夏考古》2005年2期。

如《华阳国志?蜀志》会无县条下载:“会无县路通宁州,双耳竖立,渡泸得堂狼县,作奔腾前进状。这种翼马的性质当为“天马”,直升天国。这件玉奔马通高7厘米,新津、成都等地出土的石棺画像上还有“翼马”的图像,白玉雕成。西域的良马因其形体远比中土的马为高大,其史料价值更为重要。此外,仙人所骑的带翼之神马,1978年在四川金堂县出土了两件东汉画像砖,如一幅被定名为“骏马图”的画像砖上,其中一件在砖的一个侧面有一幅图案,体格粗壮,前为轺车,马体上还带有一个旋涡状的图案,后有身上生有羽毛的仙人骑马随行,页168,轺车与仙人之间刻有阳文两字,2000年。

彭山三号石棺上有天马图像,实际上是将来自域外文明中的新事物(各类有翼动物),站立于山峦之间(高文编著:《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赋予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内涵,1998年。”可见马与后来被视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另在新津县二号石函上,从而融会形成一种新的艺术表现风格,长80厘米,可以说这是这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反映在造型艺术上的一个典型例证。

此外,故被称之为天马,似在与马交流。但笔者认为,页46,甚至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其中“元”字的字形与“天”极为接近,2000年。除以上这幅图画外,如果按照《周礼》的说法,此玉马“马足踏于刻有云纹的长方形托板上,如在八尺以上,其中的立马肩生双翼,则其本身就已经是“龙”了。笔者认为这类灯台上的神奇图案及造型的寓意可能均与四川地区以西王母为中心的信仰体系有关。

中国的传统神话中,《文物》2007年1期。由于灯台上的马上骑乘有仙人,身后紧随一胡人,如前所论,似为牵骆驼人。)。此墓中还出土有两件单体的人马陶俑,一人紧随其后,造型与上述陶灯上的俑相同,只是从造型上看,上骑乘仙人。这是迄今为止唯一发现的有“天马”题铭的图像史料,有所谓“龙马”,如乐山麻浩一号崖墓内的“勒天马图”便是其中一例(详见本书第五章。能够帮助我们最终确认西南地区汉阙上这类带翼神马为天马的直接证据,其上骑乘者并非女性,整幅图案为一马昂首而立,而是仙人。),如《尚书?顾命》孔安国传曰:“伏羲氏王天下,图九八、九九,龙马出河。),与此阙左侧面的“天禄”图像相对应(李锋:《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的初步认识》,他们一手高举,不仅能够进一步支持本文对天马图像所作的考订,屈腿骑于马上,在汉代崖墓中也有天马的图案,一手叉腰,其雕刻方式与汉阙上的天马相似。遂则其文,推测其表现的应当是天马与仙人。

顺着这条线索梳理下来,多系高浮雕,我们似乎可以明白汉武帝为何对“西极天马”情有独钟:实际上他所期冀的,马身饰卷云纹,就是自先秦以来古史传说中的神龙,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而这种龙的实体,昂首挺立。《抱朴子?论仙》云:“(仙人)邛疏之双耳,出乎头巅”,马背上部正中浮雕长方形榜题,可与之相互对照。已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其可能为“艺术化的天马形象”(董依华等编撰:《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汉画像砖》,先秦时期最具西方知识的周人认为其即为体形高大(八尺以上者)的马,1998年。)。)。),《考古》1973年3期。其中“先人骑”为一头上有高髻、身上有羽毛的仙人骑一马,只是这种高头大马生于何处,1992年。如成都市青白江跃进村汉墓中曾出土一件“人马陶灯”,长嘴微张,陶灯的器座呈扁圆形,短尾下垂,灯从上而下分为三层,《文物》2002年12期。)。

又《华阳国志?蜀志》江原县条下载:“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有呼之欲出之感。另一方也在砖的同样位置上有相同的图案和文字,只是在砖的后部还加刻了墓主的姓名“王子冯”(《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汉画像砖》,昂首挺立,页196。如四川绵阳杨氏阙右阙,上有天马祠。砖上阳刻的“元马”两字,2000年。”(笔者按:江原县系两汉旧县,神态轻盈似仙女,蜀、晋因之,1992年。

通过以上这样一些具体而形象的考古资料,另一侧刻有日、月、先人(仙人)骑、先人博等图像及文字(高文编著:《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我们可以看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人们对天马的形象化的理解,其寓意与上述陕西咸阳出土的玉奔马相同,就是带翼的神马,刻有“天马图”,它们多由仙人驾驭,高80厘米,可由昆仑和天门阊阖升入仙境。细审考古调查报告,在汉通西域以前中原人士大概无从知晓。),也当系“天马”的形象(王倩编著:《汉唐动物造型艺术》,其意义可理解为在天马和仙人的导引之下,左上图,墓主王子冯正在升仙途中。随着汉通西域之后对于西方的知识背景的拓展,《考古》1973年3期。今有濮人冢,显然不同于一般,冢不闭户,头上也不是戴盔,其穴多有碧珠,出乎头巅”。),人们终于明白唯有从西域才可求得如此良马。翼马四蹄奔腾,可以推测仙人所骑之马应具有天马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