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横亘于西南地区的中部，宛如蜿蜒的巨龙，劈开四川盆地的边缘，打通一条天然的东西向通道。自古以来，长江就是西南地区与长江下游地区交通的孔道，尤其是与相邻的楚地。《华阳国志?巴志》“江州（今重庆巴县）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的论述，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巴人的发源地本在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其进入四川盆地，应当是沿着长江及其支流（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不仅如此，蜀文化的一些因素，也曾经影响到湖北西部的宜昌地区（有关情况，可参考宋治民《巴文化与蜀文化》，页211-212，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除了长江干流外，其支流在古代交通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亦不容忽视：一方面，一些大的支流，在连接西南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交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嘉陵江；另一方面，纵横的水道犹如毛细血管，将西南地区的内部交通连缀成网。目前学术界已经意识到长江在西南地区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囿于材料和认识，若干细节尚不能够明确。李学勤先生说：“远古以来的巴蜀地区，除接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外，还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交流，而且后者也许关系还更密切些。中原文化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长江中游，间接传入上游的巴蜀地区的。无论如何，把长江流域不同文化放在一起来考虑，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李学勤：《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前言》，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长江水道在西南地区交通的重要作用，值得今后加以更多的关注。
关于沿盘江到达两广的通道，《汉书?西南夷传》记载：“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击东粤，东粤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其中的“牂牁江”据考证有狭、广二义：从狭义上说，专指今南、北盘江汇合后，自西向东流于黔、桂边境上的盘江；从广义上说，包括今南盘江和北盘江，沿途汇合柳江、郁江、桂江、北江、东江，经广州番禺入海，首尾两千余里，流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关于牂牁江为后代的什么水道，历代均有考证，意见有所不一，参见张荣芳《西汉蜀枸酱入番禺路线初探》，收入其《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此处不具引。）。这条水道一是将西南地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二是将西南地区通过两广与域外相连接。唐蒙所献之策，在历史上具有极重大之意义，诚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论：“唐蒙浮舟牂牁之策，诚为凿空。初时臣民惊疑、蛮夷煽动，然劳师殚货卒置郡如土者，虽来喜功之讥，自是华夷一统，亦足征武帝善任成功矣。”其价值确可和张骞“凿空”西域相提并论。
以上叙述了先秦两汉时期西南地区对外交通的基本情况，当然只是就主要方面而言，其他还有一些小的道路，或作为西南各区域之间的连接孔道，或作为大道的支道，情况不能具述。甚至，有些过去的古道，已经湮没于历史岁月之中，今天已不为人所知。诚然，由于地形的原因，西南地区的古代交通并不如平原或草原等平敞的地区顺畅，其间的交通多从山脉、河流形成的谷地穿行，山高水险，多有险阻。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从远古时候起，西南地区就非封闭的系统，而是与周边地区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交通的网络，甚至可以说，由于独特的自然条件，西南地区是一个“四汇”地区。
西南地区与欧亚大陆的联系，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发挥主导作用的应当是北向的三条通道，它们虽然在整个历史上都发挥着作用，但总体而言，仍有其时代性，这当然和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华戎势力的消长即所谓“华夏边缘”的变迁有关，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三西南地区对外交通动因的初步分析
区域间的交通与文化交流，总是伴随着人群的流动。在历史时期，人群流动的情形复杂，动因各异，但背后总有深刻的自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西南地区在上述四个阶段中，接纳了数次大的人口迁移。而形成人口迁移的原因，与欧亚大陆及中国内部的整体历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我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竺可桢先生根据大量考古资料、物候记载，认为近五千年来我国的气候可以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从仰韶文化到商末是第一温暖期，西周前期是第一寒冷期，东周和西汉是第二温暖期，其中在西汉后期有一个短暂的寒冷阶段，东汉到南北朝是第二寒冷期，隋唐是第三温暖期，两宋是第三寒冷期，宋末元初是为期不长的第四温暖期，以后即进入漫长的第四寒冷期。这种气候的变化，并不局限于我国，而是世界性的（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考察》，《考古学报》1972年1期。）。气候的变化与民族迁徙方向交替的总趋势是一致的，一般而言，温暖期北方民族向北拓展，寒冷期南下“窥边候隙”或“入居中壤”（翁经方、叶文宪、朱立平：《中国历史上民族迁徙的气候背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4期。）。当然，民族的迁徙，主要的因素还在于人，但从自然条件变化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认识和把握规律性的东西。蒙文通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和古气候学材料，证明西周末造宣幽之世中国北方气候大旱，江域雨泽独丰，故宣幽继世南向移民，就是极好的例子（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依据现有的材料和认识，我们还很难将西南地区的气候变化、族群移动和考古、文献材料很具体地结合，但自然条件的变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值得今后加以更多的考察。
许倬云先生论及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中叶欧亚大陆的族群移动，用“推背行”来形容族群连串大移动，并且指出在中国域内，族群的“推背行”，也不会止于华北；而中国内部不少族群的移动，不仅是“推背行”的连锁反应，还须加上中原大型国家具有引力与推力，征服与涵化（许倬云：《西周史“三联版”序》，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这种情况在西南地区的族群移动也有存在，除前述战国中期秦国的军事行动迫使羌人进入西南之外，巴蜀的南迁亦是很好的例子。
前已述及，秦灭巴蜀以后，在巴蜀旧地采取郡县制与羁縻制式分封制相结合的策略，实行移民政策（有关秦移民的考古学材料和研究，可参考江章华《巴蜀地区的移民墓研究》(《四川文物》1996年1期)、吴怡《从秦移民墓看秦移民对巴蜀地区的影响》(《考古与文物》2004年增刊)等。），统治手段比较温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巴、蜀土著势力依然较为强大，且不安于秦人的统治，历封的三世蜀侯，都因发动反秦的武装战争而被诛。在与秦人的征战中，蜀的残余势力不断南迁（具体情况可参考王有鹏《犍为巴蜀墓的发掘与蜀人的南迁》，《考古》1984年12期。），有的甚至南下到了今天的越南（徐中舒：《〈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见其《论巴蜀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关于巴人的南迁，《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十道志》载：“故老相传，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张勋燎先生认为其时代应在春秋以前，并结合文献材料对巴人南迁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另外，云南昭通水富张滩坝发掘的五座土坑墓，时代在秦举巴蜀前后，出土器物大量反映出典型巴蜀文化的特点，是巴人沿朱提江迁徙到云南水富一带的铁证（丁长芬：《从昭通巴蜀土坑墓看巴人南迁》，《四川文物》1996年3期。）。巴蜀势力之南迁，显然是由于秦、楚等周边政治势力的扩张而引发的西南地区的族群移动。
当然，西南地区的族群移动有它特殊的一面，即土著居民和先进入的民族散布于广阔的西南天地间，由于各自历史发展进程的不一致，加上西南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很难形成强有力的统治中心，从而为族群移动提供了宽广的纵深和活动的余地，所以“推背行”的痕迹不是那么明显和典型。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在大漠兴起，自此以后三百余年，活跃于大漠南北，这在中国乃至整个欧亚大陆都是一件大事。中原王朝与周边势力和匈奴之间的征战、媾和等政治、军事手段所引发的族群移动、涵化与征服以及交通线路的开辟等一系列后果，深刻地影响到欧亚大陆以后的整体格局。中国西南地区虽然与匈奴并不接壤，但作为欧亚大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不能够居身事外。
秦末，匈奴冒顿单于杀父自立，东击东胡，西破月氏，势力开始强大起来。汉方兴，国力尚孱弱，不足与之抗衡。汉武帝厉兵秣马，思破匈奴。公元前138年，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月氏以攻匈奴。但这个目的并未达到，月氏已经西迁到大夏生活，逐渐淡忘对匈奴的仇恨，致使张骞在西域度过了十余年，“竟不能得月氏要领”。但是，张骞在大夏亦有两个重要收获：一是得知匈奴之西，尚有乌孙可以联络，亦可达到“断匈奴右臂”之目的；二是见到邛竹杖与蜀布，从而引发了汉王朝从西南地区寻找通往大夏道路的探索。
《史记?大宛列传》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回朝后向汉武帝报告：“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汉武帝接受了张骞的建议，以成都、犍为为据点，“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四路使者，因受阻于土著势力，并未成功，探求身毒与大夏的道路“终莫得通”，但是由此开启了汉王朝经营西南的序幕，将西南地区与中原王朝乃至欧亚大陆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西南丝绸之路”的开通，当溯源于此。这些都应当与匈奴的崛起与扩张有着密切的联动效应。
上述情况，只是西南地区与欧亚大陆密切联系的显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南地区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大背景存在“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般历史的有机联系与互动效应。
综上所述，西南地区的古代文化，绝不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它既受到其他地区的影响，又在合适的历史条件下，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原乃至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事务。那种认为古代西南地区“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印象，当是文人的文学夸张。相反，本地区在历史上与周边地区，应当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是多种文化的融会之地。从欧亚文明的整体视野去考察中国西南地区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是考古发现给我们的提示，更是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学术研究的必然诉求。从另一个角度讲，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永远把学术视野局限于较小的范围，那我们将很难跳出前人的窠臼，无法体会历史的博大与精微。
在下面的各个章节中，我们将通过对考古材料的梳理与分析，结合文献记载所提供的线索，对西南地区战国秦汉时期与外部世界发生交往联系的情况展开一些具体的分析，基本的观察视角和认识方法，也是将这一区域置于欧亚大陆这个大的文化体系当中来加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