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16年，乌拉尔工场主戴密多夫（A.N.Demidov）在自家土地上发现一批金制艺术品，后将其献给彼得大帝，以“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宝藏”（M.P.Zavitukhina， the Siberia Collection of Peter the Great， Frozen Tombs， the Culture and Art of Ancient Tribes of Siberia，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 Ltd.， 1978.）闻名于世以来，在欧亚草原广袤的土地上及周边地区，发现的草原艺术品不可胜数。这些游牧民族创造的辉煌艺术，以马具、武器、动物意匠为最著，其中又以动物意匠（Animal Style）最为引人注目。动物造型广泛使用锤揲、铸造、雕刻等工艺，应用于装饰弓筒、剑鞘、剑柄、马具、首饰、饰牌等，表现各种形态的野兽、怪兽及动物厮斗的场面，造型注意写实性与装饰性的结合。
我国云南的滇青铜文化，分布在连接大理、江川和曲靖三点而成的三角形地带内（尹绍亭：《云南青铜文化地理初论》，《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6期。），时代大体在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亦大量使用动物意匠来装饰各种青铜器物。滇青铜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虽远隔万里，但时代相承，动物纹装饰中亦有若干相近的意匠，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即存在分歧的意见，迄今尚未达成共识。
两地动物意匠关系的研究，牵涉到我们如何认识战国秦汉时期欧亚大陆政治、经济格局及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若干重要问题。但由于文献记载缺佚，相关考古发现较为零星且缺乏系统的比较，加上两地的动物意匠本身的内涵十分复杂，这一课题虽富有价值，但亦存在相当大的难度。本章拟就滇文化动物意匠的发现进行梳理，并简要回顾前人时贤的相关研究成果，就两者关系的认识补充一些材料，以期对讨论的深入有所助益。
一滇文化当中的动物意匠
二十世纪初，英国学者明斯（E.H.Minns）最早注意到南俄斯基泰人的动物纹装饰（E.H.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其后，美籍俄裔学者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zeff）提出“动物意匠”（Animal Style）的概念，并进而比较南俄和中国艺术的异同，企图寻找动物意匠的根源（M.I.Rostovzeff ，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9.）。Animal Style一词，或译为“野兽纹”、“动物纹”（乌恩先生认为，所谓“野兽纹”的题材不只是野兽，也包括家畜，所以采用“动物纹”的名称更为合适，见乌恩《我国古代北方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1期。）等，但实际这一名词涵盖的内容，并不止于平面纹饰而言，而是包括各种立体动物形象，因此“动物意匠”一词，或可避免产生理解上的含混。
自罗斯托夫采夫以来，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动物意匠的发现和研究，成为二十世纪考古学及美术史等相关学科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加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学术界对于动物意匠的起源、时代、分区及流布等相关问题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因此，“动物意匠”一词，“因其涵盖的时间、地域、民族和文化极其复杂，这个名词未免暴露出笼统含糊的缺点”（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二分，台北，1993年。）。但本文无意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分别，使用“动物意匠”这个概念，是泛指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到公元前后，主要流行于广大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地区，游牧或半游牧民族采用的以动物造型为母题的装饰艺术，这是应当首先予以说明的。
动物意匠在滇文化中的发现，可以上溯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55-1960年，在滇池附近晋宁县石寨山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50座，出土文物四千八百余件，从而揭开了滇文化发现的序幕（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1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9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9期。）。此后，考古工作者相继发掘了安宁太极山（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9期。）、江川李家山（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考古》2001年12期。）、呈贡天子庙（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曲靖八塔台（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昆明羊甫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4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头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祥云大波那（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12期。）、楚雄万家坝（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10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3期。）等滇文化墓地、遗址三十余处，从而认识到，滇文化又可以分为滇西和滇池两个区域，而以滇池区域最为集中、最为成熟（王大道：《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收入《云南青铜器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初探》，收入《云南青铜器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概论》，《思想战线》1979年4期。）。截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土青铜器约一万件，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共八十余种，包括锄、锛、镰、斧等生产工具，壶、洗、罐、贮贝器等生活用具，剑、矛、钺、啄等兵器，鼓、钟、葫芦笙等乐器以及扣饰、杖头饰等装饰品（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页16，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据统计，在滇青铜器上出现的动物种类达37种之多，除现实当中存在的动物之外，还包括一些想象或神化了的动物，如狮身人面兽、有翼虎、龙等（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概论》，《思想战线》1979年4期。）。
在滇文化中，表现动物意匠的载体十分丰富，这里不准备面面俱到，仅选择其中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种类，重点就动物意匠的展现方式进行介绍。
（一）扣饰
扣饰，或称“饰牌”，最初因对其功用不甚明了，笼统地称为“饰件”（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由于其背部有一个钩状扣，所以后来一般称为“扣饰”。扣饰形制上可以分为圆形、长方形和自然形三类。关于其使用方法，圆形的是系于腹部，长方形和自然形的由于文献无记载，遗物中也没有表现，只能依据出土时有的粘有绢丝或漆皮推测，可能是一种挂饰饰件，或是饰于专门的器具上（萧明华：《青铜时代滇人的青铜扣饰》，《考古学报》1999年4期。）。扣饰的形制和功用，和北方草原的带扣和牌饰有明显的差异（田晓雯：《从青铜扣饰看古滇国的装饰艺术》，《云南青铜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些扣饰采用失蜡法铸造，种类繁多，纹饰精美，有的镶嵌玉石，有的鎏金，显得繁复华丽。
1999年，有学者统计，在滇文化中出土青铜扣饰658件（萧明华：《青铜时代滇人的青铜扣饰》，《考古学报》1999年4期。），之后，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昆明羊甫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4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头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墓地经考古发掘又公布了一批资料，现有资料估计约有七百件。其中有相当部分与动物意匠有关。以下我们分形制按题材分别予以介绍。
1．圆形扣饰
圆形扣饰中有相当部分是素面或饰人面、太阳纹及几何纹图案的，因与本文主题无关，暂不涉及。与动物意匠有关的扣饰，按照题材及装饰手法可分为抽象动物花纹扣饰、中心浮雕或焊接动物扣饰和边沿镂雕或浮雕动物扣饰几大类。
抽象动物花纹扣饰此种扣饰多为中部突鼓，线刻虎、鹰、狐狸、猴子等动物的抽象头部纹饰，其外为多重纹饰带。较早的一例出自曲靖八塔台M279，中心为圆眼宽鼻头虎面纹，其外为虺形纹带，向外依次为线纹带、涡纹带、芒纹带、椭圆圈带，直径10厘米，年代定在春秋早期；其他如M265：30，中心为圆眼宽鼻猴面纹，有额纹，向外依次为锯齿纹带、芒纹带、蛇头纹带、芒纹带，直径10.7厘米，年代定在春秋中晚期；M121：1，中心为圆鼓眼、高鼻狐面纹，有胡须，向外依次为芒纹带、小圆圈纹带、虺形纹带、芒纹带，直径13.2厘米；M182：6，中心为圆眼宽鼻头虎面纹，有胡须，向外依次为小圆圈纹带、半圆纹带、涡纹加虺形纹带、半圆纹带，直径8.7厘米等（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页80-9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昆明羊甫头M19等墓葬亦有发现（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4期。）。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抽象动物花纹扣饰数量比较多，延续时间长，在从春秋早期到西汉后期的四期墓葬中都有发现，造型风格一脉相承。此种扣饰在西汉以后不多见。
中心浮雕或焊接动物扣饰此种扣饰一般为背面凸起，正面凹下，贴嵌绿松石或孔雀石，并在正面中心浮雕或焊接立体或半立体动物形象，种类有鹰、孔雀、牛头、蟾蜍等。如呈贡天子庙M41出土的鹰头形扣饰，正面浮雕圆形鹰脸，斜伸高鼻，鼻根两侧镶圆锥形玛瑙两枚表示双目，直径17.5厘米，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晚（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晋宁石寨山M13出土孔雀开屏扣饰，扣面正中浮雕一孔雀作开屏状，孔雀的头与胸部为圆雕，凸起成为立体，尾及两足镶于平面上，直径16.6厘米；同墓还出土牛头扣饰，正面镶嵌小圆点绿松石，中央焊接一圆雕牛头，直径13.8厘米，墓葬的年代定在西汉中期（此据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83，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另张增祺《晋宁石寨山》(页82，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称，“尾及两足为漆绘”。）；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蟾蜍扣饰3件，牌面正中浮雕一四肢伸展的蟾蜍，墓葬年代大致在西汉中晚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12期。）。
边缘镂雕或浮雕动物扣饰此种扣饰和中心浮雕或焊接动物扣饰一样，一般也为背面凸起，正面凹下，贴嵌绿松石或孔雀石，在扣饰边沿饰有镂雕或浮雕动物形象，形成一个圆形纹饰带，常见动物种类有猴子、牛、鸡等，也有一些想象或神化动物。此类扣饰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晋宁石寨山墓地，如M6出土2件猴边扣饰，其中1件正面嵌小圆点绿松石，中央镶一红色玛瑙扣，其外用朱、黑两色漆绘出八角光芒，边缘作鎏金半立体猴子一周，计10只。猴子的姿势是前一只的尾巴搭在后一只的头上，后一只的右前足抓着前一只的左后足，头偏向内，直径13.5厘米；同样的造型在石寨山M3、M10、M13、M71亦有出土。又如M13出土的牛边扣饰，正面中央嵌一红色玛瑙扣，其外镶嵌绿松石小珠及玉环，边缘有浮雕小牛一周，首尾相接，共12头；同样的造型在石寨山M3、M4、M6、M7、M10亦有出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82-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江川李家山墓地采集有1件“鸟边贴绿松石圆形扣饰”，边缘透雕7只鸟头形兽，一只接一只，中央贴绿松石片（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
此种扣饰一般中央嵌玉、玛瑙管等，动物形象装饰于边缘，形成连续纹饰带。动物形象多样，有猴子、狐狸、猫头鹰、鹦鹉、牛等。此类扣饰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墓地发现较多，如晋宁石寨山M22出土的1件，正面镶嵌孔雀石小珠，边缘上端及左右两侧均有浮雕鹦鹉图像，下端为连弧纹；M16出土的1件，正面中央用玉管镶成长方形框，其外嵌孔雀石小珠一周，上、下方有连弧纹，边缘上端及左右两侧有浮雕小猴10只，首尾相接；M13出土的1件，正面中央先铸成方框，分左右两格，每格中横镶玉管三支，其外嵌孔雀石小珠，边缘四方为浮雕小狐14只，首尾相接（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82-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江川李家山M10出土的1件，边缘饰猴子12只；M20出土的1件，边缘饰猫头鹰8只等（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
另外，有少数长方形扣饰呈现某一类场景，其中也包括一些动物形象，如石寨山3号、6号、7号墓各出土1件的斗牛扣饰，器型基本相同，大小、纹饰略有区别。以3号墓出土的1件为例，纹饰情节可分上、中、下三层。上层跪坐10人，做观望状；中层左右两侧各跪坐4人，亦在观望，正中1人弯腰作开门状；下层正中有1扇门，门外1牛冲入，1人在牛后执棍作赶牛状，门左右两侧各有4-5人，或蹲或立，秩序较乱，高5.7厘米、宽9厘米（张增祺：《晋宁石寨山》，页83，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3．自然形扣饰
自然形扣饰的形制，依表现题材形状为准，不像前两类扣饰，在题材布局上要受到一定的束缚，因此是所有牌饰种类中图像最生动的一类，制作也最精美，表现动物形象最丰富。题材上可以分为动物相食搏斗纹、狩猎纹、祭祀纹等，此外还有一些表现单一动物形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