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錢謙益降清與王朝滅亡時亡國之民的心態有關。在封建社會中，人們的生活、理想、喜怒哀樂都是與帝國息息相關的，儘管明末臣民都明白明王朝遲早要傾覆，但一旦他們以生命維繫的帝國真的崩潰了，那種絕望、悲痛與迷惘是難以言說的，似乎他們的過去已經永遠地離開了他們，而前途卻一片黑暗，他們不知應向何處去，曾經的理想與未來化為了泡影，人生道路也一下轉了個大彎，他們想哭，卻不知該向誰去哭；想喊，卻又不知該喊些什麽。北京被攻陷、南京投降，都有許多士民自殺，既是出於堅持氣節，也是出於絕望與悲憤。在這種天崩地解的時刻，人們往往茫然奔走，有的投降，有的自殺，有的逃入深山大澤，一片末日氣象。在這樣重大的歷史轉變關頭，士人的動盪、分化就顯示出來了。他們的道德素養、人生態度、情操性格中的優點與弱點一下子暴露無遺。錢謙益性格中的脆弱的一面，他處事的彈性，他因私心而引發的患得患失，也都在關鍵時刻暴露了出來。在天崩地解之時，他自覺身世飄搖，突然失去了心靈的依歸，猶如溺水之人，哪怕一根稻草也要抓得緊緊的。他害怕死，但又不知如何走下去。就是在這樣激烈的心靈震盪中，他降清，並且不僅自己降，而且代清軍勸降，如他與常熟知縣曹元芳書云：“主公蒙塵五日後金兵始至，秋毫無犯，市不易肆，卻恐有追師入越，則吳中未免先受其鋒，保境安民之舉不可以不早計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古之人行之矣，幸門下早決之。”［26］清軍進南京後約束軍紀，軍容壯盛，錢謙益一方面承認清軍是強者，明軍不能相敵；一方面又希望清軍能保證江南士紳的既得利益，和平相處，因而與清朝合作，稱北兵為三代之師，諄諄勸邑中歸順［27］。這是他勸降的理由，其實我們也可以看作是他為自己降清所能找到的自我心靈的解脫。他脆弱，他痛苦，他自責，而根本的一點，是他怕死。古代士人在經濟、政治與精神上往往依附于統治者，朝代更替之後，士人為了尋求依附以得到政治地位與經濟利益，往往投身於新統治的懷抱。如“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按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為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28］錢謙益不過開風氣之先。中國士人傳統人格的這種複雜性，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對錢謙益性格中的軟弱、怕死、義利之間的動搖，以至走向變節這一不可原諒的行為，我們無疑應該加以否定。中國傳統士人作為社會的精英，一向被視為國家道德、文化的標杆，他們一直以社會良心自持，以肩負社會的、歷史的使命自傲，以追求道德的完美與持守氣節為理想，錢謙益的降清行為從根本上顛覆了傳統道德與士人的氣節，因此顧苓說：“公不死為東林之門戶羞。”［29］但在探討他降清的心態時，我們不僅要注意他性格中一貫的脆弱、彈性、因過分聰明而易變的特徵，還應更細緻地考察他做生死抉擇時的歷史環境，以及這種環境對他心態的可能影響，因為內心的扭曲必然是在一定的外部壓力下發生的。首先要注意清軍在揚州屠城的殘酷與兵臨南京城下的威懾所帶來的恐怖氣氛，以及這種氣氛給南京臣民包括錢謙益的震動與驚惶，如《揚州十日記》述當時慘狀云：“諸婦女長索繫頸，累累如貫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滿地皆嬰兒，或襯馬蹄，或藉人足，肝腦塗地，泣聲盈野。行過一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查焚屍簿載其數，前後約計八十萬餘，其落井投河，閉戶自焚，及深入自縊者不與焉。”時至今日，我們依然為史書的記載而毛骨悚然，而當日南京城內眾人望著城外嘶鳴的戰馬，那種恐懼無疑更為刻骨銘心。其次，錢謙益在弘光帝與馬士英等相繼逃走後，進入決策層，戰與降不僅決定著南京城的命運，也決定江南四郡人民的命運，身為禮部尚書，他所要承擔的壓力，所要面對的責任都較之他人大得多。他的脆弱的、易變的性格，他那怕死的致命弱點，在那關鍵的需要做出重大抉擇的一刻，他所面對的責任交錯進來，有可能是促成他做出選擇的一個因素。錢謙益可能想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清軍與反清軍民之間進行斡旋，使損失減小到最低程度，他說：“大兵到京城外纔一日，僕挺身入營，創招撫四郡之議，此時營壘初定，兵勢洶湧，風鶴驚危，死生呼吸，僕真見大事已去，殺運方興，拼身捨命為保全萬姓之計，觸冒不測，開此大口。”［30］這雖不無為自己開脫的意思，但也可能是他當時的真實想法。第三，從當時朝廷中的議論看，中心議題是戰還是降，彌漫的是畏死與降敵的氣氛，而弘光帝與馬士英的悄然逃走更讓官員在危機關頭首先想到如何保存自己，而沒有殉節的慨然與勇氣，因此他們大部分最後都投降清軍，殉節者只是少數，多鐸曾上奏說：“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趙之龍，率魏國公徐州爵，保國公朱國弼、隆平侯張拱日、臨淮侯李祖述、懷甯侯孫淮城、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宏爵、定遠侯鄧文囿、項城伯韋應俊、大興伯鄒順孟、甯晉伯劉允基、南和伯方一元、東甯伯焦夢熊、安城伯張國才、洛城伯黃周鼎、成安伯柯永祚、駙馬劉贊元、內閣大學士王鐸、翰林程正揆、張居、禮部尚書錢謙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雲構、李綽、給事中杜有本、陸郎、王之晉、徐方來、莊則敬及都督十六員，巡捕提督一員，副將五十五員，並城內官民迎降。”［31］可能正是受朝廷官員的妥協議論與降清氣氛的影響，使得錢謙益內心的保命之念勝過氣節之想，而從眾效應也使他內心中的羞愧得以減輕。當然，一切外因都要通過內因來起作用，上面三點也只是提供一種探討其內心的可能。通過內外兩方面、性格特徵與特定境遇的結合，纔能對錢謙益降清的心態有一個全面而準確地把握。因為對這一關鍵事件的準確把握，我們纔有可能正確地解讀他後來抗清的行為。
儘管錢謙益降清，但他的心境十分複雜，降時，他“泣語其館賓沈明倫曰：子憶朱勝非事乎？未知得為朱勝非否？洪武門開，慟哭而出。”［32］顯然他降清是不得已而為之，內心充滿了傷痛。五月十七日，錢謙益領清軍入城，忽向帝闕四拜，因淚下。北兵問他緣由，他說：“我痛惜高皇帝三百年之王業，一旦廢墜，受國厚恩，寧不痛心！”北兵亦為之歎息［33］。“田雄執弘光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禮監韓贊周第令諸舊臣上謁，王鐸獨直立，戟手數其罪惡，且曰：‘余非爾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出。”而錢謙益見到故主，“伏地痛哭，不能起”［34］。弘光帝固然有罪，但諸臣也都有過。錢謙益既為國破而感傷，也為弘光被擄而悲哀。這種種哀傷又與他降清的羞慚結合在一起，化為一聲長歎：“亡國之臣求死不得”［35］，可見他的內心實在是非常悲痛的。從這時起，他的心靈就已經背負上降清的十字架。
四、對錢謙益降清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