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宁
內容摘要：待詔原本是一個詞語，意即等待詔命。秦漢以後，待詔成為一種具有臨時和候補性質的職官名，並發展為古代官制系統中一個特殊的類型。在漢代，入仕之初的人常常待詔公車，而待詔金馬門則是較高身份和地位的象徵。漢代待詔的人很多，來源也很複雜，有很多不同的名目，文獻中出現的“待詔”一詞也有很多不同的用法，這些都值得認真清理和研究。
關鍵詞：待詔金馬門東方朔
待詔一詞，從字面義上來說就是等待詔命或召見。秦漢以後，待詔逐漸成為一種低級官員的名稱。認真地說，待詔大多只是臨時稱號，表明一種身份和地位，一種等待召命的狀態，有時都不能算是官僚體系中的一員。也正因為待詔毫不起眼，歷代正史職官志或百官志都很少提及，而歷來研究官制的學者也不太注意。但事實上，待詔在漢代是很特殊的一種官職，並且是一個有趣的值得研究的群體，很多名人都曾經有過待詔的經歷，如賈山、公孫弘、東方朔、枚皋、吾丘壽王、朱買臣、蘇武、劉德、劉向、劉歆、王褒、揚雄、馮商、黃霸、谷永、張禹、李尋、桓譚、馬援等。我們沒有理由忽視這樣一個群體以及這些名人的待詔經歷。
首先要說明的是，古書上很多有關待詔的記載，需要分別看待。“待詔”本來是一個動詞。如《漢書·東方朔傳》記載有一次漢武帝賜群臣肉，但負責分肉的大官遲遲不來，東方朔自作主張，割了一塊先拿回去了，“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1］這裏兩處“待詔”都是等待詔命的意思。待詔一詞又常常與官署名、宮殿名連用，表示於某處等待詔命，如待詔金馬門、待詔黃門等。這些詞組描述了一種狀態，而待詔的地點或宮殿不同，則代表了不同的身份地位。這樣待詔一詞便具有了名詞性。尤其當待詔與人名連起來時，可以看成是一種非正式的、候補性質的官名。如《後漢書·寇恂傳》云：“帝使待詔馬援招降（高）峻，由是河西道開。”又如《漢書》中有待詔李信、待詔賈讓等［2］。如果“待詔”前加上官名或執掌時，一般可視作官名，如尚方待詔、本草待詔、太史待詔、太卜待詔，以及唐以後的書待詔、畫待詔、琴待詔、棋待詔等。本文主要是對作為非正式官名的待詔進行研究，但必須注意到，文獻中出現的“待詔”一詞，我們今天可以用動詞、名詞這樣的現代語法作區別，實際上有時卻不易劃分，更何况他們本來就是相關聯的。一
待詔之職始見於秦。《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漢書·叔孫通傳》也有同樣的記載，顏師古注“待詔博士”曰：“於博士中待詔。”博士是學官名，戰國時已有，如魯有公儀休，魏有賈祛，秦始皇時曾有博士七十人［3］。待詔博士並非正式的博士，但秦二世召見“博士諸儒生”議陳勝起義時，叔孫通也與其間，諛二世而得封賞，“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由此可知，待詔博士雖是較博士低級的職位，但也能參與議政，相當於候補博士。漢承秦制，也有博士和待詔博士。《漢官儀》云：“文帝博士七十餘人，為待詔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4］此處記載有些不清楚，可能“為待詔博士”一句是待詔博士若干人的意思。
秦時關於待詔的記載很少，而到漢代則大量出現。尤其是漢武帝以後，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待詔群體，很多都是政治史、學術史、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武帝之後待詔的大量出現，與朝廷廣求賢良方正文學技藝之士、大開獻書進言之路有密切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待詔正是漢代察舉徵辟制度的產物［5］。漢代第一次察舉在文帝前元二年（前198年），文帝在詔書中說：“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漢書·文帝紀》）自武帝以後，各種察舉徵召之事非常多。如武帝即位之建元元年（前140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詔賢良“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元封五年（前106年），詔書“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漢書·武帝紀》）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漢書·昭帝紀》）。宣帝地節三年（前67年），“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漢書·宣帝紀》）。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親覽焉”（《漢書·成帝紀》）。此類事多不煩舉。當時很多人就是從這些察舉徵召中脫穎而出，入京為待詔的，如谷永，“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漢書·谷永傳》）。
值得指出的是，在漢代詔舉之目頗多，除上述所及外，還有“明陰陽災異”（元帝初元三年）、“質樸敦厚遜讓有行”（元帝永光元年）、“勇猛知兵法”（成帝元延元年）等。東漢順帝時詔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沖帝時詔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也是此類。事實上，詔舉之目並不一律，可據當時的具體情形徵求各類人才，如元始五年（5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漢書·平帝紀》）。由於徵舉科目繁雜，徵舉之人眾多，漢代待詔的情況也就變得十分複雜，不同的人往往因徵舉之目不同而成為不同類型的待詔。昭帝時丞相蔡義，最初是因為朝廷“詔求能為《韓詩》者”而徵為待詔的（《漢書·蔡義傳》）。韓生則“以《易》徵，待詔殿中”。（《漢書·儒林傳》）類似這樣因朝廷特徵或憑一技之長而為待詔的還有很多，如武帝時的吾丘壽王因善格五（一種棋藝），枚皋因善辭賦，宣帝時的趙定、龔德因知音善鼓琴等，皆召為待詔。應劭曾對待詔有一個定義，正符合這些人的情況：“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漢書·哀帝紀》注引）漢代的待詔人數眾多，但往往來源不一，身份各異，其人則自文學經藝辭賦之士以至醫巫方術音樂律令之徒，無所不有。要弄清楚待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二
在漢代人中，東方朔的待詔經歷大約是最為典型和有趣的。我們可以他入仕的經歷作為瞭解待詔的起點。《漢書·東方朔傳》云：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
東方朔因上書得武帝贊許，則待詔公車，而那些“不足采者”則各返本國本鄉。公車有兩個意思，一指公車司馬門，或稱司馬門，一指掌管司馬門的公車司馬令，或稱公車令、公車司馬。顏師古注：“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顏師古注：“《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傳》記載：“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司馬門是漢代宮門的統稱。《漢書·項籍傳》顏師古注：“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所謂“待詔公車”其實就是到宮門處登記報到的意思，這些人暫時由公車司馬令管轄。漢代皇宮未央宮四面均有司馬門，其中北門、北闕最重要，公車司馬令在此。《漢書·高帝紀下》顏注：“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闋，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漢書·枚皋傳》：“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闋，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枚皋上書北闕的經歷，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書北闕後來還成了一個典故，如孟浩然《歲暮歸南山》：“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就用入詩中。
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祿微薄，且不得見武帝，於是設計誆騙侏儒，說他們“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號泣向武帝請罪，武帝知是東方朔生事，乃召見。
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體；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金馬門也是未央宮的一個宮門，本名魯班門。《後漢書·馬援傳》：“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即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漢書·公孫弘傳》顏注引如淳之說與此相同。據記載，東方朔待詔金馬門時還說過：“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傳》）這是有名的典故。東方朔此後逐漸升遷，一直做到太中大夫。有一次他在殿上小便，又被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待詔宦者署也就是待詔金馬門。《史記·東方朔傳》云：“金馬門者，宦者署門也，門旁有金馬，故謂之曰‘金馬門’。”宦者署是漢代少府所屬的辦公機構。《漢書·蘇武傳》云：“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顏師古注：“《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
東方朔設計得見武帝，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可見待詔金馬門的地位高於待詔公車。這一點由丞相公孫弘之事也可推知。元光五年（前130），武帝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公孫弘，對策，武帝擢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漢書·公孫弘傳》）。公孫弘對策第一、身為博士而待詔金馬門，可知待詔金馬門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漢代待詔金馬門或宦者署之人頗多，僅《漢書》中有明確記載的就有公孫弘、東方朔、蘇武、劉向、劉歆、翼奉、賈捐之、王褒、張子僑、華龍、柳褒、聊蒼、鄭朋等。此外，據《三輔黃圖》卷三云：“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得待詔金馬門，即此。”［6］這份名單還可以增加主父偃、嚴安、徐樂三人。由於待詔金馬門身份和地位特殊，後世常用以代指仕途宦場，有時也以指英才俊傑聚集之所，如俗語所說“金馬門外聚眾賢，銅駝陌上集少年”［7］。金馬門也因此成為古典詩文中常見的詞彙。如江淹《上建平王書》：“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台之上。”李白《古風》：“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又《玉壺吟》：“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劉禹錫《寄上都同舍》：“通籍金馬門，家在銅駝陌。”錢起《送鄔三落第還鄉》：“荷衣垂釣且安命，金馬招賢會有期。”
上文提到東方朔待詔公車時，飯都吃不飽，這大概是很多待詔的生活狀態。齊人東郭先生，武帝時以方士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漢書·滑稽列傳》），連鞋都是無底的。朱買臣也有過乞討和寄食的經歷。他隨上計吏為卒，入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困乏，上計吏卒更乞丐之。”不久他因嚴助薦為中大夫，但後來又坐事免，為待詔。雖然曾做過一段時間的中大夫，此時卻不能自給，“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漢書·朱買臣傳》）不過，這些大多是入仕之初待詔公車時的情景。至於待詔金馬門，不僅是一種榮譽性稱號，而且有較高的地位。三
前面說到，待詔一詞在文獻裏出現時可分為動詞和名詞兩種用法，而且往往與其他詞語連用，形成複合詞，所表達的含義也較為複雜。大略言之，可分為三類：
一是與官名或職掌相連。如待詔射聲士［8］、待詔候鐘律、待詔太史、太史待詔、靈臺待詔、典星待詔等。《後漢書·百官志二》注引《漢官》云：“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二人。”又云：“靈臺待詔四十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由此記載可知，實際上太史待詔和靈臺待詔是眾多待詔的總稱，這些人負責天文曆法、星相節氣、占卜建除、祈禳巫醫，甚至時令音律，其職掌所涉及的門類非常之多，均屬太常之太史令。《後漢書·律曆志》有“待詔候鍾律”、“待詔星象”、“典星待詔”等名目，都可歸入靈臺待詔。《後漢書》還提到太史待詔董萌、張隆、霍融，只稱待詔者則有嚴崇、楊岑、張盛、景防、鮑鄴、宗紺等人，《漢書·律曆志上》有待詔李信，這些人均可視為太史待詔。《史記·日者列傳》中還出現了“太卜待詔”，大概就是太史待詔裏的龜卜。此外還有掖庭待詔。《後漢書·百官志三》掖庭令下注引《漢官》云：“吏從官百六十七人，待詔五人。”這些待詔則可稱為掖庭待詔。此類待詔往往具有候補官員或非正式官員的性質，也可以看作是助理。上文提到的待詔博士也屬這種情況。需要指出的是，太史待詔、靈臺待詔、太卜待詔等，也可以看成是下面要講到的第三種情況。太史待詔、靈臺待詔中的分工，如龜卜、廬宅、日時、典禳、請雨、候鍾律之類，其實也表明了一種職掌和身份，和尚方待詔、方士待詔的情況類似。
二是與官府名或宮殿宮門名相連，如待詔公車、待詔金馬門（宦者署）、待詔黃門等［9］。當待詔一詞與官府名或宮門名相連時，待詔往往可視為動詞，表示一種狀態，意思是在某官署或宮門聽候吩咐，受命行事。如武帝時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與北海太守詣武帝行在所，“至宮下，待詔宮府門”（《漢書·滑稽列傳》）。宣帝時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漢書·儒林列傳》）。孝成帝時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漢書·揚雄傳下》）。這些名稱都是指在某處等待詔命，有一種臨時安置的意味。除待詔於某官府、宮門外，也有待詔於某地的說法。如《漢書·東方朔傳》云“與侍中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此“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是指於隴西北地這個地方待詔的良家出身的男子。此外，漢代還有待詔保宮、待詔五莋（柞）宮、待詔丞相府等［10］。這一類待詔有時也易與前一類相混。如待詔黃門。黃門既可理解為皇宮禁中，也可理解為黃門令，若後者則與上述的待詔太史相類。本來，在某一官署待詔候命，其實也就意味著在此任候補官員，二者本有相通之處，有時不易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