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新国学(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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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漢待詔考(1)

罗宁

內容摘要:待詔原本是一個詞語,意即等待詔命。秦漢以後,待詔成為一種具有臨時和候補性質的職官名,並發展為古代官制系統中一個特殊的類型。在漢代,入仕之初的人常常待詔公車,而待詔金馬門則是較高身份和地位的象徵。漢代待詔的人很多,來源也很複雜,有很多不同的名目,文獻中出現的“待詔”一詞也有很多不同的用法,這些都值得認真清理和研究。

關鍵詞:待詔金馬門東方朔

待詔一詞,從字面義上來說就是等待詔命或召見。秦漢以後,待詔逐漸成為一種低級官員的名稱。認真地說,待詔大多只是臨時稱號,表明一種身份和地位,一種等待召命的狀態,有時都不能算是官僚體系中的一員。也正因為待詔毫不起眼,歷代正史職官志或百官志都很少提及,而歷來研究官制的學者也不太注意。但事實上,待詔在漢代是很特殊的一種官職,並且是一個有趣的值得研究的群體,很多名人都曾經有過待詔的經歷,如賈山、公孫弘、東方朔、枚皋、吾丘壽王、朱買臣、蘇武、劉德、劉向、劉歆、王褒、揚雄、馮商、黃霸、谷永、張禹、李尋、桓譚、馬援等。我們沒有理由忽視這樣一個群體以及這些名人的待詔經歷。

首先要說明的是,古書上很多有關待詔的記載,需要分別看待。“待詔”本來是一個動詞。如《漢書·東方朔傳》記載有一次漢武帝賜群臣肉,但負責分肉的大官遲遲不來,東方朔自作主張,割了一塊先拿回去了,“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1]這裏兩處“待詔”都是等待詔命的意思。待詔一詞又常常與官署名、宮殿名連用,表示於某處等待詔命,如待詔金馬門、待詔黃門等。這些詞組描述了一種狀態,而待詔的地點或宮殿不同,則代表了不同的身份地位。這樣待詔一詞便具有了名詞性。尤其當待詔與人名連起來時,可以看成是一種非正式的、候補性質的官名。如《後漢書·寇恂傳》云:“帝使待詔馬援招降(高)峻,由是河西道開。”又如《漢書》中有待詔李信、待詔賈讓等[2]。如果“待詔”前加上官名或執掌時,一般可視作官名,如尚方待詔、本草待詔、太史待詔、太卜待詔,以及唐以後的書待詔、畫待詔、琴待詔、棋待詔等。本文主要是對作為非正式官名的待詔進行研究,但必須注意到,文獻中出現的“待詔”一詞,我們今天可以用動詞、名詞這樣的現代語法作區別,實際上有時卻不易劃分,更何况他們本來就是相關聯的。一

待詔之職始見於秦。《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漢書·叔孫通傳》也有同樣的記載,顏師古注“待詔博士”曰:“於博士中待詔。”博士是學官名,戰國時已有,如魯有公儀休,魏有賈祛,秦始皇時曾有博士七十人[3]。待詔博士並非正式的博士,但秦二世召見“博士諸儒生”議陳勝起義時,叔孫通也與其間,諛二世而得封賞,“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由此可知,待詔博士雖是較博士低級的職位,但也能參與議政,相當於候補博士。漢承秦制,也有博士和待詔博士。《漢官儀》云:“文帝博士七十餘人,為待詔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4]此處記載有些不清楚,可能“為待詔博士”一句是待詔博士若干人的意思。

秦時關於待詔的記載很少,而到漢代則大量出現。尤其是漢武帝以後,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待詔群體,很多都是政治史、學術史、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武帝之後待詔的大量出現,與朝廷廣求賢良方正文學技藝之士、大開獻書進言之路有密切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待詔正是漢代察舉徵辟制度的產物[5]。漢代第一次察舉在文帝前元二年(前198年),文帝在詔書中說:“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漢書·文帝紀》)自武帝以後,各種察舉徵召之事非常多。如武帝即位之建元元年(前140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前134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五月詔賢良“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元封五年(前106年),詔書“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漢書·武帝紀》)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漢書·昭帝紀》)。宣帝地節三年(前67年),“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漢書·宣帝紀》)。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親覽焉”(《漢書·成帝紀》)。此類事多不煩舉。當時很多人就是從這些察舉徵召中脫穎而出,入京為待詔的,如谷永,“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漢書·谷永傳》)。

值得指出的是,在漢代詔舉之目頗多,除上述所及外,還有“明陰陽災異”(元帝初元三年)、“質樸敦厚遜讓有行”(元帝永光元年)、“勇猛知兵法”(成帝元延元年)等。東漢順帝時詔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沖帝時詔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也是此類。事實上,詔舉之目並不一律,可據當時的具體情形徵求各類人才,如元始五年(5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漢書·平帝紀》)。由於徵舉科目繁雜,徵舉之人眾多,漢代待詔的情況也就變得十分複雜,不同的人往往因徵舉之目不同而成為不同類型的待詔。昭帝時丞相蔡義,最初是因為朝廷“詔求能為《韓詩》者”而徵為待詔的(《漢書·蔡義傳》)。韓生則“以《易》徵,待詔殿中”。(《漢書·儒林傳》)類似這樣因朝廷特徵或憑一技之長而為待詔的還有很多,如武帝時的吾丘壽王因善格五(一種棋藝),枚皋因善辭賦,宣帝時的趙定、龔德因知音善鼓琴等,皆召為待詔。應劭曾對待詔有一個定義,正符合這些人的情況:“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漢書·哀帝紀》注引)漢代的待詔人數眾多,但往往來源不一,身份各異,其人則自文學經藝辭賦之士以至醫巫方術音樂律令之徒,無所不有。要弄清楚待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二

在漢代人中,東方朔的待詔經歷大約是最為典型和有趣的。我們可以他入仕的經歷作為瞭解待詔的起點。《漢書·東方朔傳》云: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

東方朔因上書得武帝贊許,則待詔公車,而那些“不足采者”則各返本國本鄉。公車有兩個意思,一指公車司馬門,或稱司馬門,一指掌管司馬門的公車司馬令,或稱公車令、公車司馬。顏師古注:“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顏師古注:“《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傳》記載:“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司馬門是漢代宮門的統稱。《漢書·項籍傳》顏師古注:“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所謂“待詔公車”其實就是到宮門處登記報到的意思,這些人暫時由公車司馬令管轄。漢代皇宮未央宮四面均有司馬門,其中北門、北闕最重要,公車司馬令在此。《漢書·高帝紀下》顏注:“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闋,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漢書·枚皋傳》:“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闋,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枚皋上書北闕的經歷,在當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書北闕後來還成了一個典故,如孟浩然《歲暮歸南山》:“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就用入詩中。

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祿微薄,且不得見武帝,於是設計誆騙侏儒,說他們“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侏儒號泣向武帝請罪,武帝知是東方朔生事,乃召見。

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體;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金馬門也是未央宮的一個宮門,本名魯班門。《後漢書·馬援傳》:“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即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漢書·公孫弘傳》顏注引如淳之說與此相同。據記載,東方朔待詔金馬門時還說過:“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史記·滑稽列傳·東方朔傳》)這是有名的典故。東方朔此後逐漸升遷,一直做到太中大夫。有一次他在殿上小便,又被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待詔宦者署也就是待詔金馬門。《史記·東方朔傳》云:“金馬門者,宦者署門也,門旁有金馬,故謂之曰‘金馬門’。”宦者署是漢代少府所屬的辦公機構。《漢書·蘇武傳》云:“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顏師古注:“《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

東方朔設計得見武帝,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可見待詔金馬門的地位高於待詔公車。這一點由丞相公孫弘之事也可推知。元光五年(前130),武帝徵賢良文學,菑川國推上公孫弘,對策,武帝擢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漢書·公孫弘傳》)。公孫弘對策第一、身為博士而待詔金馬門,可知待詔金馬門是一件很榮耀的事情。漢代待詔金馬門或宦者署之人頗多,僅《漢書》中有明確記載的就有公孫弘、東方朔、蘇武、劉向、劉歆、翼奉、賈捐之、王褒、張子僑、華龍、柳褒、聊蒼、鄭朋等。此外,據《三輔黃圖》卷三云:“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得待詔金馬門,即此。”[6]這份名單還可以增加主父偃、嚴安、徐樂三人。由於待詔金馬門身份和地位特殊,後世常用以代指仕途宦場,有時也以指英才俊傑聚集之所,如俗語所說“金馬門外聚眾賢,銅駝陌上集少年”[7]。金馬門也因此成為古典詩文中常見的詞彙。如江淹《上建平王書》:“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台之上。”李白《古風》:“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山。”又《玉壺吟》:“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劉禹錫《寄上都同舍》:“通籍金馬門,家在銅駝陌。”錢起《送鄔三落第還鄉》:“荷衣垂釣且安命,金馬招賢會有期。”

上文提到東方朔待詔公車時,飯都吃不飽,這大概是很多待詔的生活狀態。齊人東郭先生,武帝時以方士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漢書·滑稽列傳》),連鞋都是無底的。朱買臣也有過乞討和寄食的經歷。他隨上計吏為卒,入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困乏,上計吏卒更乞丐之。”不久他因嚴助薦為中大夫,但後來又坐事免,為待詔。雖然曾做過一段時間的中大夫,此時卻不能自給,“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漢書·朱買臣傳》)不過,這些大多是入仕之初待詔公車時的情景。至於待詔金馬門,不僅是一種榮譽性稱號,而且有較高的地位。三

前面說到,待詔一詞在文獻裏出現時可分為動詞和名詞兩種用法,而且往往與其他詞語連用,形成複合詞,所表達的含義也較為複雜。大略言之,可分為三類:

一是與官名或職掌相連。如待詔射聲士[8]、待詔候鐘律、待詔太史、太史待詔、靈臺待詔、典星待詔等。《後漢書·百官志二》注引《漢官》云:“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二人。”又云:“靈臺待詔四十一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由此記載可知,實際上太史待詔和靈臺待詔是眾多待詔的總稱,這些人負責天文曆法、星相節氣、占卜建除、祈禳巫醫,甚至時令音律,其職掌所涉及的門類非常之多,均屬太常之太史令。《後漢書·律曆志》有“待詔候鍾律”、“待詔星象”、“典星待詔”等名目,都可歸入靈臺待詔。《後漢書》還提到太史待詔董萌、張隆、霍融,只稱待詔者則有嚴崇、楊岑、張盛、景防、鮑鄴、宗紺等人,《漢書·律曆志上》有待詔李信,這些人均可視為太史待詔。《史記·日者列傳》中還出現了“太卜待詔”,大概就是太史待詔裏的龜卜。此外還有掖庭待詔。《後漢書·百官志三》掖庭令下注引《漢官》云:“吏從官百六十七人,待詔五人。”這些待詔則可稱為掖庭待詔。此類待詔往往具有候補官員或非正式官員的性質,也可以看作是助理。上文提到的待詔博士也屬這種情況。需要指出的是,太史待詔、靈臺待詔、太卜待詔等,也可以看成是下面要講到的第三種情況。太史待詔、靈臺待詔中的分工,如龜卜、廬宅、日時、典禳、請雨、候鍾律之類,其實也表明了一種職掌和身份,和尚方待詔、方士待詔的情況類似。

二是與官府名或宮殿宮門名相連,如待詔公車、待詔金馬門(宦者署)、待詔黃門等[9]。當待詔一詞與官府名或宮門名相連時,待詔往往可視為動詞,表示一種狀態,意思是在某官署或宮門聽候吩咐,受命行事。如武帝時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與北海太守詣武帝行在所,“至宮下,待詔宮府門”(《漢書·滑稽列傳》)。宣帝時韓生“以《易》徵,待詔殿中”(《漢書·儒林列傳》)。孝成帝時揚雄“待詔承明之庭”(《漢書·揚雄傳下》)。這些名稱都是指在某處等待詔命,有一種臨時安置的意味。除待詔於某官府、宮門外,也有待詔於某地的說法。如《漢書·東方朔傳》云“與侍中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此“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是指於隴西北地這個地方待詔的良家出身的男子。此外,漢代還有待詔保宮、待詔五莋(柞)宮、待詔丞相府等[10]。這一類待詔有時也易與前一類相混。如待詔黃門。黃門既可理解為皇宮禁中,也可理解為黃門令,若後者則與上述的待詔太史相類。本來,在某一官署待詔候命,其實也就意味著在此任候補官員,二者本有相通之處,有時不易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