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8：45分，翟墨的帆船与记者的船意外撞击了一下，有一点儿损伤，但问题不大，原因可能是翟墨极度疲劳，控制不住帆造成的，通过高级对讲机，从翟墨颤抖的声音中，记者可以感觉到他比较寒冷，比较饥饿，他说他情况不是很好，但还可以坚持，现在具体离靠岸地点还有30多海里。
但很快，这样的现场报道将不会再有。陆地上的朋友们和我联系，说渔船租赁费用很快见底。看来到达青岛之后，我将一个人上路了。
7.洞头岛求图
从青岛一路至上海，祖国的海疆让我大开眼界。海岸线蜿蜒出来的美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只是每天清晨，日出海上，我的船离海岸比较近时，就能眺望到大陆镶上一道璀璨的金边；而夕阳西下时，海面上波光粼粼，大陆又如同围上一条镶碎钻的项链，装饰着她美丽的脖颈。
海上的漂泊摇晃着恐惧，但是只要凝视那起伏的山脉、坦荡的平原，还有隐隐约约的房屋，我就像一个在家门口玩耍的孩子，心里是安稳的、温暖的。此刻，海风会奏响笙箫一般的音乐，海浪有若纤手拨动竖琴，海鸥在头顶飞翔，不时有鱼影腾出水面。我眯缝着眼睛端详这一切，在历经各种风暴、动荡、暗礁和寒流之后，平静的生活就是如此美好。我感觉内心的能量一点一点地加满了。
心灵充好电，是为了又一次的搏击。
离开上海后的第四天，船上多了一个助手，是一位航海爱好者，也是跟随我进行海疆航行的志愿者吴钧。于是我让他当“大副”，与他轮流掌舵。
风浪又开始急促，单薄的船身不停地在海上左倾右斜。东海的脾气似乎不那么好，大风紧紧跟着我们，已经持续三天了。
离大陈岛已经不远。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共军事对峙的最前线。位于台州湾以东洋面的上下大陈岛，面积不大，战略位置重要，被退守台岛的蒋介石称为台湾的“北大门”，有重兵把持，直到1955年2月5日，国民党守军才迫于解放军压力，在美国军舰的帮助下撤出大陈岛。坊间流传的版本是，解放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上千名特务从大陈岛源源不断地派出，渗透到浙闽沿海的各个海岛。因此，海岛军民抓特务，常常成为以六七十年代为背景的故事片的好题材。
“白云号”经过大陈岛，即将到达洞头列岛的时候，吴钧接替我掌舵，却在凌晨3点多，不慎将海图掉入了海中。它迎风而起，在半空中打了几个旋，然后彻底消失在黑夜中。这是“白云号”唯一的一份浙东沿海大比例尺海图，没有它“白云号”将寸步难移，根本不可能在茫茫大海中找到方向。无奈之下，我们只能依靠GPS等简单的工具，靠着直觉，摸索着向最近的目标洞头岛出发，希望能从当地人手上弄到一份海图。
在宫口码头系泊停当，我们上岸找了辆农用三轮车，直奔县委大院。等我说明自己想买一张海图的时候，县委一位中年工作人员反而很警惕地打量着我：“你要海图做什么用？”
为了取得他的信任，我从包里取出一些剪报，上面是媒体对我此次航行的一些报道，这已经成了我的“通关文牒”，同时我还详细解释了整个过程，海图怎么飞到了水里，我又是如何需要这份重要的资料。中年人认真听着，居然还提笔做记录，然后什么都没说走了出去。
过了一刻钟，一个年纪看上去更大一些的领导走了进来，用温和的声音说：“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过了，欢迎你们来洞头。如果想在岛上休整两天，旅游一下，我们县里会尽力安排的。”
“我不要在这里旅游，我需要海图，我还要继续前进呢！”我着急了，嗓门一下子提高了八度。
这位领导忽然变了脸色，同样也提高声音说：“海图是那么好要的吗？你们知道现在在什么岛上吗？”
如果我当时查查资料，也许就不会那么冒冒失失地到县委要海图了。当年特务活动猖獗时，洞头岛就是特务派驻的最主要的登陆点，从1949年至1952年先后三次国共易手，历经三次解放；黎汝清的小说《海岛女民兵》即取材于洞头先锋女子连反登陆、抓特务的事迹；江青主抓、谢铁骊、凌子风先后执导的故事片《海霞》，主人公原型即警惕性奇高、识破登陆特务的女民兵连长汪月霞。直到今天，洞头岛仍是海防前线，有大量驻岛部队和海防设施。县委领导手上的海图，就相当于一份军事机密文件。如今一个留着长发、皮肤黝黑，怎么看怎么不像正经人的中年男人，闯到县委办公室里面，一开口就要买一张海图，在这个老人看来，要么就是他精神不正常，要么就是一个怀着阴谋诡计但智商却不那么高的特务，除此之外，我所谓的“航海家”身份，因为缺少这样的先例，反而成为最不可信的答案。
从官方渠道是不可能得到正规海图了。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从当地小贩那里买了一份旅游地图，对付着把“白云号”开到了厦门。吴钧则在洞头岛与我分手，渡海经温州回上海，抗击当时正肆虐的“非典”。
我又成了一个人，从厦门出发，一路顺风，很快就抵达了海南三亚。到了这里，已经不能再往前走了，我放弃了去南沙群岛的计划，三亚成为这次海疆万里行的终点站。
8.失落三亚
4月28日抵达深圳，中间本来打算去香港，由于通关手续比较繁琐只能放弃，5月3日从深圳出发直奔三亚，9日抵达三亚。从大连出发，到看到三亚热带的椰林树影，我在海上已经漂泊了五十多天，比原计划整整增加了二十天。
很多理想中的状态并没有实现。我原计划全程不靠岸，但实际上有时不得不在岸边停泊；原计划的路程、食物等，都有所更改。但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目标未能实现，至今这仍然是我的一大遗憾。
当我正在海上漂泊的时候，整个中国正被一种病毒席卷，那就是“非典”。我断断续续收到一些消息，才明白这种传染病当时在中国已经肆虐到什么程度，而南方包括香港在内，恰恰是重灾区。朋友们原来打算在三亚为我举办一场隆重的庆祝活动，但因为“非典”肆虐，这场活动也不得不取消。
当我靠岸登陆时，除了医护检查人员外，就是三五个好友，有些还戴上了口罩。
码头上静悄悄的，看不到几个人影，人们都不怎么讲话。朋友们走过来拥抱我，用低沉的声音说，庆功会取消了，媒体见面会也取消了，现在街上都没几个人了。
没有闪光灯，没有鲜花，没有簇拥的人群，也没有媒体记者蜂拥而上的采访。我原指望靠着这次万里海疆的航行，取得更多人的关注，可惜我拿命赌了这一场，却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天看报纸，大部分的版面都被“非典”占据了，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关于我的新闻。18000公里的海岸线被这样悄然驶过，我只收获了自己的风光，而无法说出心里的感受，无法与人分享航海带来的乐趣和思考。
极度失望之下，我没有心情领略三亚的魅力——因为“非典”，彼时的三亚游客寥寥，恰恰是服务最好、游人最少的黄金旅游季——只身一人乘机回北京。登上飞机我切实感受到这个病毒的厉害，偌大一架飞机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的，我们当了一回“超级VIP”，几位美女空姐成了我们的专属服务员。
同时，我还得面临网上对我的质疑声。“这个翟墨就这么一个人出海，简直是不要命了，这到底是探险还是冒险啊？这种行为是否真的值得鼓励呢”，“拿生命开玩笑，这个大老爷们肯定是疯了”，“每年总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争一些奇奇怪怪的第一，就像这个翟墨，做中国第一个环球航行的人有意义吗？对国力的增强究竟有多少帮助”……我一条条地浏览着网上的评价、留言、跟帖，看着支持我的人和反对、质疑我的人论战，思考着一些赞美的话背后的含义，忍受着一些不堪入目的冷嘲热讽。
我的眼神放了空，探险也好，冒险也好，海疆万里行结束了，就像一颗石头飞入海中，没有涟漪，没有回声。
9.凤凰与阳光的插曲
随着2003年夏天的过去，“非典”的阴影逐渐消散。转眼到了2004年7月，距离海疆万里行已经有一年时间。这期间我继续航海、画画、拍广告，和各地的朋友们聚会、喝酒、畅聊理想。生活有如双脚踏在陆地上一样平稳，只是偶尔会有颠簸起伏的冲动，以为自己还置身海洋之中。
一个来自凤凰卫视的电话找到了我。原来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凤凰卫视要做一档节目纪念这个日子。
“我们知道您曾经完成过中国海疆万里行，其中有一段路程正好与郑和是重合的，所以我们也想邀请您来参与这次活动。”凤凰卫视方面告诉我，他们还邀请了一位美籍华人翁以煊，我们两个如果愿意将结伴同行，“钱不是问题，但是船可能需要自备。”
彼时我并没有中断玩船，但手头只有一艘三体帆船，根本不适合作远洋航行。当然凤凰卫视的口碑和影响力我还是知道，但出于无奈，我仍然谢绝了这次邀约。
无独有偶，“凤凰”飞走之后，“阳光”又从另一个方向照射进来。杨澜和吴征开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数字：700万元，而且由我单独参加。这笔钱可以帮我解决船和仪器设备的瓶颈，也足以让我进行环球航行，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帮他们拍一部纪录片，这有什么问题呢？我爽快地答应了，迅速与他们签下了合同。
不料，没过多久，事情突生变故。电话是阳光卫视的一位负责人打来的，在做纪录片的问题上，对方有了新的想法。
“翟墨先生，您看我们的合作能不能更广泛和深入一些。我们想做一个‘真人秀’节目，让一群人和您一块出海，他们在船上一起经历风浪，一起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一定会比您一个人出海有更多的故事。”
我对这个提议并不感冒。既然已经签订了协议，我就不喜欢随意改动。于是我回绝了这个提议：“这些年航行在大海上，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我不想这种孤独的状态被一群人打乱。所以我暂时不太适合带太多人出海。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和想法，这些人在一起各有各的状况，要把他们凑在一起都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推迟了出海日期不说，在海上他们也未必服从我的管理，出事儿谁负责呢？”
我耐着性子给对方解释，对于广阔无垠的大海来说，一个人和一百个人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大海动荡起来，这些人不过就是锅里的一盘菜，翻炒煎炸不过是大海这个厨师说了算的事儿，而一个人反而更安全一些，因为万一出事，一个人的消耗也是最少的。
“呃，这样啊……”对方沉吟了一下，似乎不愿意这么快就放弃，“翟墨先生，您提到的难处我们充分理解，但是这些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难。您知道，我们把盘子做大，也是希望节目更有可看性，当然我们也会追加投资，是原来的10倍。”他停顿一下，似乎在等这个倍数产生应有的震撼效应，“7000万的赞助！恐怕这个数字在中国的纪录片里也是创下纪录了。这个数字足够拍一部商业电影了……”
他还想说些什么，被我打断了：“航海是对意志和生存能力的巨大考验，它不是一部商业电影，也不是投入巨资就能搞定的事儿，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挂了电话之后我冷静下来，就这样拒绝了7000万的投资？这个数字恐怕足以让我环游世界好多圈了。但原则就是原则！我很快把“7000万”从脑海里抹去，这不是一个权衡利弊就可以更改的事情。如果和我的想法产生冲突，再诱人的条件我也不会答应的。
环球梦想，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机会，却一次又一次地破灭。它就像一艘在没有风的海洋里航行的帆船，凝固在海水里，无力前进，也无法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