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边的声音都在颤抖：“翟墨先生，你肯定想不到，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巧合，比电视剧还要神奇！”
原来，采访结束后，茱莉亚回到家里，意犹未尽地和她的先生唐纳德说起了我的故事。说到我曾经被迫闯入迪戈·加西亚岛的时候，唐纳德惊呼起来：“原来是他？我知道这个人！”
唐纳德是美国海军一艘补给舰的舰长。当我登上迪戈·加西亚岛的时候，他正好也在那座基地里面执行任务。他的同事们正为我的事情议论纷纷，他对我也印象深刻。尽管他自己在船上多年，但也没有我这种不顾一切的冒险劲头。
电话这头的我也高兴坏了。想不到世界居然这么小，为了躲避台风不得不来到夏威夷，却认识了一帮华侨朋友，还结识了一对舰长夫妇。
茱莉亚一下子跟我拉近了距离，请我到家里做客，介绍她先生给我认识，就这样，我跟这位美军舰长也成为了朋友。
茱莉亚带我参加了当地华人的一些聚会，认识了一些后来才知道很厉害的人物，其中有一位台湾人是于右任的学生，叫罗锦堂，他结婚的时候是于右任做的主婚人；第二位叫吴慎，是搞音乐疗法的，很有名；还有一位是资深动漫人，他最早把美国的动漫引到台湾去做。我们一起合影，照片里唯一的外国人，正是茱莉亚的美军舰长老公。
当时跟他们在一起没觉得特别，我在夏威夷把自己的动向发给国内的朋友，并把这张照片发过去了，国内的朋友看到都惊讶不已：“老墨你可是越来越牛了，你看看，在夏威夷都和什么人在混呢？实在太牛了！”其实我自己丝毫没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有多牛，他们牛他们的，而我自有我牛的地方，有必要掺和在一块吗？也许在我身上只是一种经历，而在别人的眼中，却成为了一种奇迹吧。
5.孙门女杰
夏威夷有许多华人，而且许多人来头不小，随便遇到一个，他的父亲或者祖父可能就是曾经的风云人物。孙穗芳就这样走进我的视线。
那是在一次华侨聚会上，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出现在人群当中。尽管年事已高，但是她精神矍铄，风度翩翩，而且许多人对她都非常尊敬，热情地上去和她打招呼，问安。
从旁边朋友那里我才得知，她就是孙穗芳，她的祖父就是孙中山先生。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诧异地张大了嘴巴，小时候只是在历史课本中认识这些人物，如今一段活的历史就呈现在我面前，怎么能不惊讶呢？
我走过去和孙穗芳女士打招呼，自我介绍说，我叫翟墨，自驾一条帆船从中国大陆来。她眼前一亮：“好了不起的事迹！我活了70多岁了，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驾着帆船来美国呢！”
也许是继承了爷爷的气质，孙穗芳讲话做事也是掷地有声、雷厉风行。她笃信佛教，个子很小但声音很大，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她也爱好美术，得知我同时还是个画家，她就显得更吃惊了，于是与我聊文化艺术方面的东西，从传统文化里的诗词典籍，到中西方艺术风格的对比，她聊得非常起劲。随后，她还热情地带我去逛唐人街，那里有她为祖父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塑像，我与她在那里合影，也在那里拍了很多录像资料。
孙女士很热情，还介绍她的朋友们给我认识，听着我意气风发地讲着我航海的事儿。马上就要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100周年了，我们之间的话题就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孙中山。说起祖父的思想精粹，她语气铿锵有力：“中国固有的文化道德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才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精粹。”兴致高涨的时候，孙女士拿出亲笔写的一幅字：博爱，与我共同合影留念。
我在夏威夷呆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期间我常常拜访孙穗芳，或者在许多场合与她碰面。我对她的了解才更多了些。孙穗芳1936年生于上海，1967年移居夏威夷。她现在是孙中山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夏威夷中国妇女慈善会会长、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校董、中山大学香港校友会名誉会长和斯里兰卡锡兰国际大学荣誉博士。为了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她在世界各地演讲已达800多场，并在深圳创办了孙中山心血管医院。
“我在南京的时候，曾经梦见过祖父。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但是在梦里却一下子认出他来，他告诉我，要不断去演说、演讲，把他的精神发扬光大。”孙穗芳说。从9岁开始，孙穗芳就留心收集祖父的照片和墨宝，那个时候还算无心，只是觉得应该留下一点和祖父有关的纪念；长大以后，老太太开始接触到祖父的革命思想，于是40年来从无间断地寻找孙中山的足迹，先后整理撰写了多部回忆孙中山的文章和纪念集册，收录了很多反映孙中山先生革命历程的珍贵图片资料。
20多年来，孙穗芳在中国、北美、北欧以及东南亚等地讲演800多场，几乎把祖父当年走过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按理说，年逾古稀的她完全可以静养天年，但是冥冥中这股力量支撑着她走遍全世界去继续弘扬祖父的精神。孙女士的这种精神让我敬佩不已。
从孙穗芳身上，我感受到华人那种与祖国无法割舍的情怀。我也终于明白，什么叫做炎黄子孙，什么叫做文化寻根。一路走来，我在世界上许多角落发现华人的身影。在东南亚，他们是远行南洋辗转谋生的中国人的后代，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才智，成为东南亚最殷实的阶层之一；在南非，许多中国人侨居在那里，用一种融会贯通的文化绵力，消融了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在夏威夷，又有如同孙穗芳一样的华人，难以割断和祖国之间的血脉关系，一直努力使世界知道中国的那段历史。
我所见到的这些华人都是值得钦佩的，他们不愧是龙的传人。
6.挥别夏威夷
在夏威夷呆了五个多月，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
因为各种原因，这里是我此行呆得最久的地方之一，因为这里的拍摄任务也是最重的。当地的华侨已经混熟了，很多人成了好朋友。那些因我相识的老侨们，已经开始定期和不定期的聚会，我这么大大咧咧的人，看着都觉得有种幸福的酥麻感。
得知我要走，美国夏威夷大学气象学家王斌教授及其高徒们为我将要起航聚会，许多老侨也来送行。
王斌研究的是海洋学。与他第一次见面，王教授盯着我端详了好半天，好像在说，一定要看看这个中年男人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如果不是对海洋气象了如指掌胸有成竹，那就是完全一个门外汉，冲动之下出海上路，凭着运气走到夏威夷。王教授的判断果然正确，我恰恰就是后者。
与王教授交往，大部分时间都在听他讲学。他是亚澳季风研究学会的会长，从他那里我学到很多以前从不曾知道的海洋知识，越学就越后怕，越庆幸自己没有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麻烦事情。
我的航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边航边学。就像第一次出发的时候，我其实对航海一无所知，连一个像样的海图都没有，也没有多少仪器设备。我的航海知识大部分来自与大海博弈的经验。所以听到王教授讲述海洋知识，我就像打通了血脉一样，收获良多。王斌给我解答的最大问题就是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船队需要按照季风的时间来确定自己出发和返程的日子，庞大的船队在刮东北或西北季风时开始出发，吹起西南季风的时候就返回中国。想不到季风知识也能和历史挂钩，我想着想着自己就笑了。
王教授告诉我北太平洋台风形成的时间和特点，让我打消了“迎风返航”的念头，在夏威夷一呆就是好几个月。等我再次起航的时候，已经成了半个气象专家了。
孙穗芳女士知道我准备离开，要经过台湾回大陆（我与阿美约好，专程到台湾去见她家人），便送来两封写给马英九的信，请我转交。“这是我多年的愿望，请你务必转达一下。”老太太依然是那么执著，我笑着收下了信，再次与她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