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作为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虽不曾专治易学，也不以易学名家，但又博通群经，对易学十分熟悉、颇有研究。他撰《汉书》，“旁贯五经，上下洽通”（《汉书》卷一〇〇《叙传》。），并屡屡称述《周易》，作为立论、述史的重要依据。所以，在中国易学发展史上，班固的易学思想也是值得一述的。班固撰《汉书》，设有《艺文志》，在刘向、刘歆父子《七略》的基础上系统著录了一批易学文献，弥足珍贵。在《艺文志》中，关于《易》之起源，通过总结《易传》及司马迁、扬雄等人的观点，班固概括出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理论，其中三圣是指伏羲、文王、孔子，而三古则是以伏羲之时为上古，文王之时为中古，孔子之时为下古。他说：“《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在《艺文志》中，班固还肯定了《周易》在六艺中的特殊地位：“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这就将《周易》尊奉为群经之首、道之大原，从而对后世影响至深至远。
在《艺文志》中，提到六艺等各类文献的起源时，班固每每引《易》以论。其中论《书》，班固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这是引《系辞上》之说，以强调《书》与《易》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论《礼》，他说：“《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这是依《序卦》之义，来诠释《礼》的出现合乎《易》之精神。论《乐》，他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这是以《豫卦·象传》之辞，来说明《乐》之起源。在论及诸子、兵略、数术等各类文献的起源和性质时，班固也曾引《易》以论，尽管其中有某种断章取义之嫌。很明显，班固是要强调《周易》在文化学术中的核心、灵魂和源头的重要价值。“《汉志》论学术渊源变化反映出来通变的思想，是以《易》为经籍之源，乃至诸子之源来把握的。他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建立在《易》学基础之上的”（吴怀祺：《汉〈易〉与〈汉书〉》，载《齐鲁学刊》，2001（3）。）。惟其如此，富有《易》之通变意蕴的《汉书·艺文志》，才会对后世易学、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另外在《儒林传》中，班固对西汉易学之经传注疏、授受源流、学派演变的记述，可谓一部西汉易学发展史，成为后人研究易学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其他如《汉书·五行志》引京房《易传》多达六十多次，这说明他对象数易学的高度重视，也为后人研究京氏易学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因为此处所引与今本《京氏易传》大不相同。它不是以讲筮法为主，而是以讲卦气、灾异为主，可知二者是京房的两本不同的易著。
班固继承、发挥《易传》、《易纬》之说，提出了关于宇宙生成、万物起源和社会演进的理论。这主要表现在其《典引》以及一些辞赋作品中。《典引》曰：“太极之元，两仪始分，烟烟煴煴。有沉而奥，有浮而清，沉浮交错，庶类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始，同于草昧。玄混之中，逾绳越契，寂寥而亡诏者，系不得而缀也。阙有氏号，绍天阐绎，莫不开元于太昊皇初之首。上哉琼乎，其书犹得而修也。亚斯之代，通变神化，函光而未曜。”在这里，班固先是引用《易传》太极生两仪以及“天地缊，万物化醇”（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系辞下》，济南，齐鲁书社，1979。）之说，次则引用《易纬·乾凿度》“清轻者上为天，浊沉者下为地”之语，认为“太极之元”是宇宙的本原，它分成阴阳两仪，经过交错变化，产生天地万物，而《易传》“天地缊，万物化醇”的“缊”与元气是同质同格的。接下来，在天地草创、万物混沌之时，天为民立主，从而开始了五德的交替运行，而其始则是以木德王的伏羲。这显然是刘向父子依据《说卦》“帝出乎震”所排列的世系，是《易传》太极说与阴阳五行学说巧妙地结合起来。在《幽通赋》中，班固也本于《易传》之说，谈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如赋中说：“天造草昧，立性命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天造草昧”乃《周易·屯卦·彖传》之语，《周易·说卦》则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云云，而“浑元运物，流不处兮”，《文选》李善注引曹大家注曰：“浑，大也。元气运转也。物，万物也。言元气周行，终始无已，如水之流，不得独处也。”我们知道，扬雄曾将“元气始化”看作宇宙万物产生的开端，其《核灵赋》曰：“自今推古，至于元气始化。”又曰：“太易之始，太初之先，冯冯沉沉，奋搏无端。”这里的“太易”实际上就是元气。与《淮南子》和《易纬》元气有始而在其前还有一个空虚世界的说法不同，扬雄认为宇宙万物形成开始于元气，也就是玄，而它作为世界最原始的阶段，是没有什么开始的。可见，班固的相关理论，较之扬雄的“太易”说，又有所深化和发展，从而进一步肯定了元气的永恒性和世界的物质性。
作为正统思想的代表，班固引《易》用《易》往往要与现实政治联系在一起。如关于礼乐、刑法，《叙传》曰：“上天下泽，春雷奋作，先王观象，爰制礼乐。”“雷电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则是效，威实辅德，刑亦助教。”他的目的还是要论证刘汉政权的合理性、神圣性。在《汉书·律历志》中，承于刘歆之说，班固强调三统、四时与《周易》的大衍之数是一个整体，并以《系辞下》提及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等世系为基本线索，按照五德相生的理论，具体展示了中国古史的发展脉络，落脚点则是刘汉皇朝接续尧的统运，以火德而兴。班固在《典引》中也说：“若夫上稽乾则，降承龙翼，而炳诸典谟，以冠德卓绝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班固：《典引》，见《全后汉文》卷二六。）。班固认为，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同样也是得自天统。他在《东都赋》中说：“往者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是光武帝“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茂育群生，恢复疆宇。勋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岂特方轨并迹，纷纶后辟，治近古之所务，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实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龚行天罚，应天顺人，斯乃汤、武之所以昭王业也。”（班固：《东都赋》，见《文选》卷一。）在班固看来，刘秀建立东汉皇朝的情景，就如同《易传》所谓“包羲氏之王天下”和“神农氏作”云云，就如同其推崇和颂扬的汤武革命。
这些都说明，班固虽然是在运用易学来更好地宣传大汉声威，但也或隐或显地反映出《周易》变通思想的某种影响。如他在《答宾戏》中提道：“吾闻之，一阴一阳，天地之方。乃文乃质，王道之纲。有同有异，圣哲之常。”他在撰《汉书》特别是十志的过程中，确实也曾贯彻了这种变通之义。《叙传》曰：“凡《汉书》……通古今。”“扬搉古今，监世盈虚。”“瞻前顾后，正其终始。”“汉迪于秦，有革有因。”《诸侯王表序》曰：“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汉书》十志之中。当然，应该承认，即使考虑到断代为史而不易凸显变通之义等因素，其变通思想仍然要比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逊色。
与此相联系，在辞赋作品中，本于《周易》的忧患意识，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体悟，班固也流露出对社会境遇、人生遭际的某种忧虑和感伤。东汉前期，刘汉皇朝尚处于上升阶段，但社会危机已经初露端倪，政治腐败开始蔓延。班固本人也是仕途坎坷，官运多舛，最后甚至死于狱中。《后汉书·班固传》说：“固自以二世才术，位不过郎，感东方朔、扬雄自论，以不遭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之时，作《宾戏》以自通焉。”唐代张铣则说：“是时多用不肖，而贤良路塞，而固赋《幽通》。”（班固：《幽通赋》，引张铣注，见《文选》卷一四。）的确，班固在《答宾戏》中提道：“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听之，名其舍诸！”在《幽通赋》中，班固则强调：“变化故而相诡兮，孰云预其终始？”《易传》一再要求人们“惧以终始”（《周易大传今注·系辞下》。），“恐惧修省”（《周易大传今注·震卦·象传》。），“思患而豫防之”④。班固赋中之说，与《易传》之义是颇有相通、相同之处的。
《易传》的中正说及天人和谐思想对班固也颇有影响和启示，这主要表现在他关于社会和谐的政治理想方面。他向往贫富平均，呼吁人与人之间保持和谐融洽。他主张士农工商“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周易大传今注·既济卦·象传》。），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大不淫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尊王之法”（《汉书》卷一〇〇《叙传》。），使“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最终做到“上下序而民志定”（《汉书》卷九一《货殖传》。）。为了更好地表述这一政治理念，班固又将《易》说与阴阳五行说结合起来。《汉书·五行志》曰：“说曰：木，东方也。于《易》，地上之木为观。其于王事，威仪容貌亦可观者也。故……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这是要求最高统治者爱护百姓，使民以时，保证经济生产的正常进行。在豪强大族疯狂兼并土地，田庄经济迅速发展，流民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班固此论，还是具有某种积极意义的。为了消除各种危机，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班固主张不拘远近幽隐，广招天下贤才，使其建功立业，安邦济民。他说：“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在他看来，“听决价而资玉者，无楚和之名；因近习而取士者，无伯玉之功。故玙璠之为宝，非驵侩之术也；伊、吕之为佐，非左右之旧”。他要求杜绝“驽与良而为群”，“贤与愚而不分”（班固：《拟连珠》，见《全后汉文》卷二六。）的现象，呼吁“总揽贤才，收集明智，为国得人，以宁本朝”（《后汉书》卷四〇《班固列传》。），并将这种政治主张贯穿于《易》说之中。《五行志》：“说曰：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乡明而治……故尧舜举群贤而命之朝，远四佞而放诸埜……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適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笃，或耀虚伪，谗夫昌，邪胜正，则火失其性矣。”应当说，这些都是对《易传》养贤、尚贤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易传》和易学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格，对班固也有所濡染。与刘向、刘歆父子一样，班固肯定了诸子百家对儒家学说的补益之功，这较为集中地表现在《汉书·艺文志》中。就经学流派而论，班固属古文学家。他曾批评今文经学在“禄利之路”上的日趋僵化、烦琐，赞同刘歆争立古文博士的举动，对平帝时将《左氏春秋》等古文经立于官学表示肯定，认为此乃“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另一方面，身为古文学者的班固却又能撰集成包含大量今文经学及谶纬之学内容的《白虎通义》，并在《汉书》尤其是《五行志》中屡屡引述京房《易传》，并借助孟喜、京房易学的卦气说解说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将自然灾异与人事祸福密切联系起来。例如他说：“凡貌伤者病木气，木气病则金沴之，冲气相通也。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致秋阴常雨，言伤则致春阳常旱也。”其中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由此亦可看出，作为官方学术，在东汉前期，孟、京的象数易学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领域仍然影响巨大，对史学的发展也是如此。
班固的易学思想与成就再次说明，一部秦汉思想史，可以视为秦汉易学思想史的衍扩和伸展，可以视为适应时代需要，以《易传》为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以易学研究和运用为重要载体，以易学思想为主潮、主旋律的思想发展史，而秦汉思想对后世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主要表现在易学思想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