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纲五常论理作为中国封建制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在教育、礼教、史传、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文化教育举措中也有深广影响，主要通过教育传播纲常论、通过礼教宣传纲常论、通过史传及文艺创作宣扬纲常论，使之普及于民间，习俗化。深刻认识三纲五常论理在文化教育举措中的影响，反思历史、关注现实、展望未来，有助于加深对传统的中国特色的古典政治哲学乃至整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把握和理解。
其一，通过教育传播纲常是古代中国伦理道德教育的主课题、主要教育内容。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所办私学即对其弟子进行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中有关政治伦理、社会伦理以及个人道德修养的教育，旨在塑造君子人格，培养志士仁人，从政治国。汉代兴起经学，经过儒家学者注解的五经蕴涵三纲五常的内容，成为官民共同学习的教材和各级学校的范本。那些精读五经，自觉接受纲常名教价值观的士子，才有可能为统治集团赏识，经荐举、考核进入政治领导层担任高官职务。
宋代教育以“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超越五经的社会地位，朱熹撰注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朝廷官方法定教材，同时成为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标准。“四书”贯穿三纲五常论理精神，充满有关三纲五常的说教，并从政治哲学和政治管理学高度论证了纲常名教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合理性，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指出：“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族群，作为其文化土壤或社会文化背景的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伦理共识’，一个叫‘文化认同’……而‘四书’正是孕育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与‘文化认同’的基本经典，其中所讲的道理，例如‘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活生生地扎根在老百姓之中，继续为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起着积极的作用。”郭齐勇：《“四书学”的过去与未来——序新版〈四书章句集注〉》，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序言，2页，长沙，岳麓书社，2008。三纲今不适用，五常尚有其品德修养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中影响广泛巨大的《三字经》、《千字文》，其内容也主要是宣讲三纲五常的。《三字经》即宣称：“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种简明、易懂、顺口、乐诵的教材，将纲常名教价值观深入人心，口传心悟，成为人们如何做人的指南。
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古代纲常教育不仅面向广大民众，而且统治集团也非常重视在皇帝、后妃、太子、皇亲国戚以及百官中进行切实的纲常教育，力求在道德纲常上作民众的表率，同时也期求在宫廷内部实现安定和稳定，以保证皇权的巩固和稳固。
其二，通过礼教宣传三纲五常的论理和伦理。中国有史以来即为礼仪之邦，且礼法常常并称。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基层，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有礼仪性交往，各种礼仪都贯穿纲常论理的思想和精神，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从小到大，从青到老，不断接受礼仪教化和礼节的熏陶，养成循礼维礼习俗。其中，国家和宗族家族的祭礼，作为国之大事，庄严肃穆地宣扬三纲五常的观念和理念。
尊天敬祖是中国古代创立的政治文化传统，历代王朝都将其与用兵并重，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皇帝有一整套祭天神、祭祖宗的礼仪格式、惯例，包括祭器、祭品有特定的制式。祭天祭祖有合祭和分祭，在祭祀活动中，参祭的人们遵循纲常、体悟纲常、宣示纲常，弘扬伦理道德精神。
中国古代，民间也举行尊天敬祖的典礼仪式，通常以一个家族或宗族为祭祀单位，通过祠堂祭天祭祖礼节，团结宗族、凝聚家族，培养家庭成员的纲常意识、观念，增强宗法道德感情和情操，强固家族宗族伦理关系。民间祭礼并非“封建迷信”活动，“祭祀活动覆盖了国家政治活动、民众精神生活的基本内容，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功利性活动，都与当时的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祭祀是当时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的极其重要方面，它集中地反映着当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前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如今，国人包括生活在异国的华人每年都有祭黄帝陵之典礼，还有祭孔等活动，寄托人们对古圣先贤的缅怀追思，对祖先杰出人物的尊崇敬重，弘扬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古典礼教并未完全废弃，如今它已转换为现代礼教的精神文明意蕴。
礼教形式除上述祭礼，还有对帝王、文武高官、社会贤德之士、思想家、学者，在他们死后由朝廷加封谥号，“特此以厉世风”《性理大全·谥法》。，以及为遵循纲常名教而作出重大牺牲的妇女树立贞节牌坊，一方面张扬纲常，另一方面却结集着被“表彰”妇女的血泪。加封谥号和树贞节牌坊，不仅传播纲常意识于当时，还流播纲常观念理念于后世。
其三，通过史传、文学艺术宣扬三纲五常名教论理。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修史、构建历史文化传统。官修史书“二十四史”，其体例之严明、卷帙之浩繁，为世界史上所仅见。此外还有众多野史、笔记、地方志等。通过这些史传，人们今天仍能如历历在目地了解、认识五千年乃至七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如同亲眼所见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好像感同身受重大历史事件，并从中体认历史经验，感受文化宝藏和纲常名教的渲染。
在中国古代各种史传中，都根据三纲五常论理评价历史人物，符合纲常标准的被评价为圣王、忠臣、孝子、烈妇，违反纲常标准的被评价为昏君、奸臣、逆子、荡妇。官修史书中，设有忠义传、孝义传、列女传，还有奸臣传。彰显孝子的《二十四孝》，表扬烈妇的《列女传》影响广泛。寓纲常褒贬于史籍之中，是对民众进行纲常名教、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清朝乾隆皇帝令修国史中特设“贰臣传”，将他鄙视的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员视为贰臣，以绝对忠于一主的纲常论理，评价背弃旧主，又事新主的前朝官员的“大节有亏之人”，“为万世臣子植纲常”，表明“朕大中至正之心”《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这足以说明，直至封建时代末世，帝王仍利用史传宣扬纲常论理的良苦用心。通过史传以杰出人物为榜样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可以说是一种教育创新，为今人和未来所应借鉴。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达提供了纲常之道传播的承载体和纲常政治教育的广阔渠道。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达是无与伦比的，其种类有诗词歌赋、散文、随笔、小说、曲艺、戏剧多种形式，文艺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广、渗入人心之深、塑造情理世界境界之高、民间广大民众的喜闻乐见，其“文以载运”功能之发挥至极致，世所罕见。如汉代流行的《毛诗序》仅诗而言，就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强大作用。此外，中国独有的书法和水墨绘画艺术，也为宣传三纲五常之道竭尽其能。唐代著名美术理论家张彦远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于天然，并由述作。”《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深流》。可见，纲常名教在文学艺术领域确有其无孔不入的渗透力、穿透力。
总起来说，三纲五常论理作为指导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基准价值观，来源于现实政治生活，影响和服务于现实政治生活。其源远，其流长，其忠、孝两道，至今结合现代化向前创新发展，崇仁、贵义、循礼、尚智、守信的五种美德，是中华民族道德传统应获美誉的民族特有道德素质。三纲五常在历史上不仅维护了社会政治稳定，促使人们的伦理关系和谐有序，而且也不断地在稳定的前提和基础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和发展。诚然，三纲五常含有与今天的现代社会伦理关系不相适应的消极因素，如对君权父权夫权的片面崇尚，对民权女权的藐视， 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其内含的精华历史地继承、现实地弘扬，如对中国人历来讲求的精忠报国、恪尽孝道的传统，理应在现代化转换后永远坚持下去，以诚信为核心打造包括仁义礼智在内的新时代五常、五德体系也应该是无可置疑的。毕竟祖先留下的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软实力，不能全盘否定，而应予以创新发展、继往开来地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