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法家在变易、进化历史观指导下，遵循“便国不法古”原则，以大无畏气概，变法改制。经济上，废除无偿耕种公田的劳役税制，代之以分成实物地税制，否定了井田制。秦简公实行“初租禾”，孝公时出现大量私田。商鞅“废井田，开阡陌”，实行“百亩给一夫”的授田制。允许土地买卖，国家按占田亩数收实物地租，禁止侵犯私人土地。法律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政治上肢解贵族特权等级制政体，建立中央集权等级制政体，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食有劳，禄有功，赏有能”《商君书·更法》。加强法治，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秦律》。从秦国开始，各诸侯国普遍建立了郡县制行政体制。这样，在“便国不法古”原则指引下，大刀阔斧改革政治体制，采取法治举措，推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
3.“治世不一道”的政治改革思路
战国诸国政治改革称“变法”。商鞅在秦国进行“变法”遭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主张“循秦国之故”，不“更礼以教民”，“不变法而治”。商鞅针锋相对，驳斥守旧势力的保守论调，指出，要想把秦国治理好，国君不仅要有“不法古”的改革创新精神，而且还要有“不修今”的气魄，摆脱现实定势，开拓进取，“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他们墨守成规，阻挡改革进路，所以，“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也，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商君书·更法》。
为何“不修今”？一言以蔽之，治国目标所使然。秦要灭六国而一统天下，实现国家富强。所谓“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强者必富，富者必强”《商君书·立本》。，“强必王”《商君书·去强》。以富强为核心内容的治国目标，要求经济基础厚实，军事实力强大，以此为准，定制度、定政策，坚持实行政治改革为动力，实现富国。为此，必须改变因循守旧、维持现状的旧思维。理由有如下四点。
一是立国之初的老规矩、上一代上几代的成法已不适用当今变化了的天下大势以及各国力量对比，在这种情势下，再拘守现行制度、法令、政策就落后于形势了。“修今则塞于势”《商君书·开塞》。保守只能使国家贫弱、落后。
二是现行制度、法令除沿袭旧制部分，也有本代新创者，但这些新创的部分，或因治国思路不同，或因制定者思想、见识的局限，或因时移势迁，未必都有助于国家富强。因此，要对陈规、新制都重新审视，不以成见堵塞改革思路，敢于大胆创新，“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商君书·六法》。
三是各国有各国自己的改革模式，秦国的政治改革不必受他国改革模式的影响，可以参考，不可照搬，应因地制宜，采取适合秦国国情的改革模式，从而强化改革的秦国特色。既不修己之“今”，亦不修他国之“今”。治秦用秦法，治今日之秦用今日之秦法。
四是必须遵循“不修今”原则，与时俱进，持续改革，继承穆公、简公、献公改革的遗产，大力推进孝公一代全面系统的改革。商鞅主持的政治改革，称霸诸侯，开创帝业，为秦统一中国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改革大思路——“治世不一道”《商君书·更法》。，不仅是秦国政治改革的指导方针，而且是各国变法改制的共识性大思路，使战国时期各国改革呈现形式各异、多样性的特点。汉代之后，尽管法家思想不再是治国的指导思想，但其法治文化精神、锐意进取的改革思路对后世政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秦始皇、董仲舒的政治改革哲理与盐铁会议改革论争
秦汉帝国的建立奠定了统一之基，形成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天下一统并没有停止政治改革的脚步。毛泽东在《沁园春·雪》中评价“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一评价与事实有距，秦汉在中华政治文化、法制文明法制文化上有辉煌成就，在政治改革思想理论上有突出贡献。以往对秦皇汉武政治评价不实之词应予弭止，尘封的历史真相应予廓清恢复。争议当然可以继续，愚论理当坦陈。这里，简要析论秦始皇、董仲舒的政治改革理论，略述盐铁会议有关改革的论争。缅怀先贤，瞻念未来，中国改革之路还要继往开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秦始皇的政治改革理论与实践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数百年分裂割据局面，开创前所未有的封建帝国一统政治格局。面对巩固统一、治理秦帝国的崭新政治大课题，秦始皇推崇法家，以法家思想为主导，顺应时势，以“不法古”、“不修今”的改革理论指导改革实践，以十分清晰的改革思路，锐意进取的改革气魄，推陈出新的改革方法，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营建大一统帝国体制，“续六世之余烈”贾谊：《过秦论》。，提升政治改革理论水平，在实践上将政治改革伟业不断推进到一个新境界。
其一，加强君权，开创帝制。统一之后，秦始皇召集群臣议政，商定国君称号，采取传说中至尊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称为“皇帝”。皇帝自称“朕”，其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为了树立皇帝的至高无上绝对权威，避免“子议父，臣议君”，废除西周以来实行的“谥法”。他自称“始皇帝”，子孙承袭帝位为“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皇帝的至高无上尊位和权力由此立定，他所创建的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但他开创的帝制，是封建国家重大政治改革，“汉承秦制”，其后延续两千余年，其间，蒙、满两少数民族主政的元、清两王朝亦未变。君主集权与中央集权二元一体的国家政治结构体制因其有效而历久未衰。
其二，秦始皇以改革行政制度的重大举措，巩固帝国政治统一。在行政区划上，他审时度势，为强化中央权力，否定守旧臣僚固守的“分封制”，考虑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史记·秦始皇本纪》。遂罢封国，行郡县制，从而在行政体制上建立起中央统一领导、郡县分级治理，以巩固统一、防止分裂的制度。中央机构，建立三公九卿制：以佐理全国政务的承相、掌管全国军事的太尉、负责文书和监察的御史大夫为三公，以九卿分掌各部门的具体政务。地方在郡下设县，县下分乡、亭、里三层设官管理。百姓按“什”、“伍”编制。这一整套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行政体制，使皇帝亲自任免中央及地方官员，加强管理，提高效率，促进了封建国家的政治发展。
其三，秦始皇经过缜密思考，还采取了巩固统一、促进发展的其他改革措施。为实行以法治国，以商鞅制定的《秦律》为基础，修订颁行统一法律，实现全国法制统一。同时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车轨道路。为削弱、控制残余分裂势力，迁天下豪富于首都咸阳，对六国城郭、关塞，令“堕坏城市，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全国道路畅通，消除了诸侯割据的地缘政治因素。
秦始皇的政治改革理论指导秦帝国政治改革，建立了统一帝国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巩固、发展了统一大局，形成不可分割的民族国家整体，对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和对统一国家的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始于春秋战国以来的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大潮，到秦帝国统一达到高峰；秦帝国政权虽然很快被颠覆，但秦制却一直延续至明清。秦始皇的政治改革理论和政治改革业绩，应该功垂青史。
2.董仲舒的政治改革理论及政策主张
汉朝中叶，武帝即位，以其雄才大略，不拘于守成，以打造盛世为目标，大力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改革。董仲舒以其政治改革理论和重大政策调整主张支持、参与汉武帝的改革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董仲舒的政治改革理论及政策主张主要有四个方面：更化制度、三纲五常之道、大一统论和独尊儒术国策。这里分别简论其要。
其一，制度更化主张。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贤良对策，以“改制”问题策问董仲舒，董建议武帝适时“更化”。他以公羊学经典为据，发挥孔孟的经权、常变思想，指出：“《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度。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繁露·竹林》。又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强调，在不违背道的基本精神情况下，允许因时因事变通行事即“权变”。“《春秋》有经礼，有变礼。如为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于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董仲舒认为，“变礼”是对“经礼”的变通，如“天子三年然后称王，经礼也。有故则未三年而称王，变礼也。”“妇人无出境之事，经礼也。母为子娶妇，奔丧父母，变礼也。”《春秋繁露·玉英》。“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然虽死亡，终弗为也。”《春秋繁露·玉杯》。因此，可以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董仲舒的“更化”、“权变”思想主张，对汉武帝进行政治制度化体制化改革无疑是改革理论的坚定支持。
其二，定义“道”的基本内涵，为改革提供政治哲学上的思想指导。封建国家的制度化礼仪和社会化规范繁杂众多，有历史因袭下来的，有创新于本朝的，有适时的也有不适时的，哪些不可变哪些可变，董仲舒无意逐一解析，只是在吸收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根据天下一统的政治需要，提出了体现王道精神要旨的“三纲五常”之道，作为封建国家人们应普遍遵循的政治准则和伦理道德规范。董仲舒从神学目的论、人性论政治哲学上以天意、阴阳五行、性三品说论证了三纲五常的合理性、神圣性。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董仲舒简明概要确定大一统封建国家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规范，并普及于全民，沿用到明清，历两千余年，成为不变之道，改革必须在不违此道的前提下，更化改制，立三纲、行五常，完善封建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君臣父子夫妇各守各行其道，社会有序，人伦不混，国家、民族、社会都纲举目张，正常向前发展。
其三，明确提出大一统理论。先秦儒家和法家虽然学派对立，“一天下”观念和主张却有共识。秦朝和汉初，在政治实践上有大一统的国家治理。在前贤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董仲舒旗帜鲜明地进一步明确提出大一统论。“大一统”即政治和思想统一，反对地方割据、闹分裂，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强化思想文化控制，从而使封建国家成为统一、强盛的国家。大一统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经过董仲舒及其后历代思想家的倡导、论证，成为深入人心、全民普及的思想观念，对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认同和坚守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汉武帝及其后历代政治改革都具有理论指导和政治导向作用。
其四，建议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基本国策。秦帝国建立后，统治集团开始探索大一统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选择问题。秦始皇靠法家思想指导完成统一大业，建立帝国后，仍一任法家，“师申韩之法，行韩非之说”，忽视儒家德治主义治国之道，没有认识打天下与守天下之不同，仍以打天下的指导思想治理天下，过分强调暴力镇压的国家职能，忽视道德教化，导致阶级矛盾激化，亡于农民起义。汉初统治集团吸取秦速亡教训，推崇黄老之学，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营造较为宽松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对战乱之后休养生息、缓和社会矛盾起了重要作用。但黄老之学缺乏锐意进取、积极有所作为精神，与建设大一统强国不相适应，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武帝痛感“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的思想不统一状态对大一统局面的不利影响，遂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独尊儒术乃定为基本国策，并设五经博士官，建中央太学和地方郡国学校，使致学与仕途结合一体，多方表彰儒家，变革社会风俗。儒家统治思想地位确立之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社会上层备受尊崇，历代力主改革的政治家多在儒家思想框架内，推动推进改革。
3.盐铁会议对改革问题的论争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指导改革和反对、阻挠改革的理论论争也从未止息。这种论争有时是对立意见双方僵持不下，激烈交锋。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由重臣霍光部署并主持召开的盐铁会议就是“问民间所疾苦”《盐铁论·本议》。，就政治改革问题展开论争的一次重要论理、议政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政府听取意见。会议就盐铁官营、榷酒、均输等经济政策，对匈奴边患对策，德治或法治等三大问题展开讨论、辩论。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人，争论辩论十分激烈，涉及一些重要改革原则，主要有政治决策基于现实，从实际出发原则，正确评价改革的成绩与问题原则，“富国非一道”原则。
其一，针对贤良文学之士“称引往古”，征古以非今，桑弘羊旗帜鲜明地指出：“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盐铁论·刺复》。强调改革的决策应基于现实，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因此，“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词。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盐铁论·论儒》。决策既然基于现实，从实际出发，治国立法就不应该法古、泥古。桑弘羊还认为，治国亦未必叛古，“俗弊更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以俗改，弊与世易”《盐铁论·错币》。桑弘羊列举事实说明：古今世事殊异，民风、政风、社风多有变化，“今以近世观之，自以目有所见，耳有所闻，世殊而事异”《盐铁论·国疾》。有关强国利民的决策，不应循守古法、旧法，而应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创新。
其二，就如何对待改革的成绩与问题，盐铁会议论辩双方激烈交锋。贤良文学之士反对盐铁官营、榷酒、均输等项改革，其理由，一是认为均输法使官吏不要本地所产，“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二是官吏专卖，“万物并收，则物价腾跃”《盐铁论·本议》。，纵恿奸商囤积居奇，从中谋利，贱买贵卖。三是盐铁官营，铁器质劣，价贵；官盐味苦，百姓不吃。桑弘羊承认存在上述问题，但不能因有问题而不改革，权衡利弊，加以改进就是。从整体看，经济改革成功是主流，确属必要：国家财政收入大增，可调用的财富增加，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巩固。
关于匈奴问题，贤良文学之士认为，抗击匈奴劳师动众，田地荒芜，城郭空虚，对匈奴应“以德抚远”。桑弘羊从战略大局着眼，指出：抗击匈奴，是捍卫国家主权、保证边境安宁、维护人民正常生活所必需，“功勋灿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盐铁论·结合》。
在盐铁会议有关改革的辩论中，桑弘羊坚持肯定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但对改革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应予重视并设法解决。桑弘羊在辩论中也暴露了片面性思维的缺陷，如支持法治，轻视德治；在匈奴问题基本解决时，仍主张对西北连续用兵；乐观估计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忽视对民生的财政投入。盐铁会议后，朝廷反思会上暴露出的两种倾向：肯定改革成绩，忽视对存在问题的解决；看重改革带来的问题，否定成绩的主流。昭帝注意纠正这两种偏向，着力调整政策；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书·昭帝纪》。政策，开创了“昭帝中兴”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