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役制度改革是国家根本经济制度改革的关键，也是政治、行政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它与国家财政收入、兵役、工役的关系重大且紧密。张居正鉴于明初以来赋役制度积弊甚深，一条鞭法贯彻不力，着手考虑赋役制度改革。考虑到赋役制度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张居正的改革方案稳妥，渐进推行，自万历五年至九年，先在各地试行，不强令执行。五年间，张居正认真做好全国推行新赋役制度、废止旧赋役制度的准备工作。由于一条鞭法的实行，需以准确掌握田产、人丁情况为前提和基础，万历五年十一月，张居正令在全国清丈土地，清查人口，限三年内完成，不得违限。“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皆就疆理无得隐。其挠法者，下诏切责之。”《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这一措施的推行，涉及千家万户，尤其触及官宦、豪门之家的利益，难度极大。张居正周密部署，为保证清丈土地工作质量，放宽清丈官员考试期限，反复说明清丈工作的意义、必要性、重要性、艰难性。张居正指出：“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张太岳文集·答福建巡抚耿楚侗》。，决不草草了事。他要求清丈官员评审精核，准确无误，勉励他们“自信而无畏于浮言”《张太岳文集·答山东巡抚何来山》。他还详定实施方案，规定清丈的规则、计量计算的方法、经费供应办法等。张居正深知清丈工作会遇到巨大阻力，便以身作则，先清查自家田产，查出隐占田赋五百余石，如实向官府报告，依例办理补缴。对反对清丈的宗室勋贵，张居正严惩不贷，或降为庶民，或削夺宗禄，令“各该巡抚按丈田均粮，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九。至万历九年，全国清丈土地工作如期完成。清丈工作富有成效：查出隐占土地，改变了富豪有田不赋和贫苦农民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国家增加一笔数额可观的税收，为赋役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不失时机地在全国推行新的赋役制度——实行一条鞭法，废止了两税法。一条鞭法规定：“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俭募。力差，则计其工时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算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粮，折办于官。”《明史·食货志》。一条鞭法以银代役，农民不再服役，生产时间有保证，农业生产大发展，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大放松，农民有了离开土地、改变谋生方式的自由，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源。而以粮代实物税，促进农作物商品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条鞭法简化了赋税征收手续，从而减少了政府官员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机会，减轻了农民受政府官员的中间盘剥。张居正的经济改革关联政治改革，其巨大成功，使“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明史纪事本末·江陵柄政》。长期久困明帝国的严重财政危机得到缓解，政府行政最大难题得以克服。张居正以其出众才智、灵活策略，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稳妥渐进地将改革一步步向前推进，保证了改革的成功，促成了改革目标的实现。改革要有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张居正不辱改革的历史使命。
六、龚自珍的社会政治改革哲理沉思
龚自珍（1792—1841）是清代中期和末期交际时的倡导社会政治改革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也是18、19世纪中国古代末路“开一代新风”的著名学者。作为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即将转换、新经世致用哲学启始的思想家，他顺应所处时代和历史转折时的历史要求，更多地关注时运、国运和人民的命运。龚自珍在其晚年撰著的诗文中预言了中国封建末世的衰败及社会大变革的风雷激荡，表达了对社会变革的预期，为中国近代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和变法运动的发起前驱开路，以其对清末社会政治哲学的深邃思考，振奋了民族精神，引领新社会力量的崛起。
龚自珍作为古代末近代初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家，其关注重点有两个方面：社会批判和政治改革。其思考的中心点是对国家、民族、民众命运和前途的忧虑，寄望朝廷“自改革”，也寄望“九州风雷”由民众激起。两个政治思维重点和一个思考中心点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广泛的影响。这里就龚自珍的社会批判矛头直指封建“末世”和以“更法、改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哲学思考简论其要。
1.社会批判矛头直指封建“末世”
鞭挞封建“末世”的社会批判政治思维，在龚自珍晚年整个思想中占有反映时代精神的突出地位。走向末运的封建“末世”，社会沉沦与行将“移易”，促使龚自珍摆脱传统文化的羁绊，转向新道路的探求和对旧制度命运的隐忧。这一时代政治背景使他有勇气指陈时弊，讥刺朝政，论说世运，评点帝制政治，为政治改革建言献策。
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指向集中在对封建社会制度危机和封建主义政治统治衰败的透析和批判，深刻触及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社会基本矛盾，预言社会剧变和对改世易俗新兴社会力量的预期。
其一，龚自珍深刻揭露王朝面临的“末世”厄运的严重社会政治危机，以历史进化论判断封建社会的行将解体、难以挽回的衰败趋势。难能可贵之处，是他能从经济根源上分析社会政治问题，指出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造成的土地兼并至清代日益严重，造成许多农民流离失所，“流民”问题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由于外资流入，在不平等竞争局面下，民族经济振兴受阻，国力愈来愈弱，民众日益贫困，“环视九州，四面不撑……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七将五六；又或食烟草，取诛戮，或冻馁而死；自京师始，慨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册，1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封建统治不仅陷入困境，而且岌岌可危，面临残局，清王朝及其面对的社会形势，如“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册，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尊隐》，《龚自珍全集》上册，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衰世末途，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其二，龚自珍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几个方面揭露了封建主义官僚政治的黑暗，腐朽之无以复加，它已无法正常维持下去，社会剧变即将到来。龚自珍认为，清朝统治末期，土地兼并有增无减，贵族地主、大小官吏一味贪得无厌，残酷剥削压榨农民，而对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经济事业，如盐铁、水利等则一概不闻不问，致使广大农民贫苦生活状况日益恶化，无法继续生活下去。有些省份，农民已经断粮，没有饭吃，不得不屠宰耕牛糊口。土地撂荒罢耕，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停滞，社会危机一触即发。他在《己亥杂诗》中批评朝廷政治：“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哪不胜栽禾？”《龚自珍全集》下册，5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这指斥朝廷税收政策、同情农民艰难困苦处境的诗句深刻地反映了清朝政府政治腐败，农民破产、生活悲惨的凄凉景象——连东南富庶之地，人们都啼饥号寒，涕泪满裳了。龚自珍理性带感性地摆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广大民众之间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龚自珍对封建官僚的寡廉鲜耻、荒淫奢侈揭批无遗：“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莫知大义”，只求苟安求荣，“耻已存者寡矣”。他们“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诏愈固；地益近，则媚益工”。朝廷重臣平日满口仁义道德，如今其名声“扫地尽矣”《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31、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何以如此？龚自珍认为，与科举取士制度的弊端分不开，那些进入仕途的人，“进身之始”，便“言不由衷”，“少壮之心力早耗于禄利之筌蹄”，“其仕也，余力及而已”，不能恪尽职守，“浮沉取容，求循资序”《对策》，《龚自珍全集》上册，1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而已，哪有心思关注国计民生。
其三，龚自珍从封建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尖锐矛盾中预言了社会剧变的或将爆发，热切期待祖国生机勃发，社会变革风雷的即将到来，以便九州振兴。龚自珍从自己坎坷境遇中预见清王朝“乱亦竟不远矣”，整个中国的政治空气沉闷、压抑，向往政治清明，写下了寄望社会改革、官制政治改革的著名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表达出他积极进取、除旧布新的社会批判思想最有意义的一面。他期待“九州生气”，祖国繁荣昌盛，希望有新的政治格局、政治人才取代旧的政治格局、政治人才，以生动活泼的社会政治局面，改变死气沉沉的社会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