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在他们所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总结人类社会史的经验时得出这样一个至今得到反复验证正确的结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中国，情形也是这样。春秋战国之际，孔孟为代表的原创儒家政治学术后来在汉武帝时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六经——《诗》、《书》、《礼》、《乐》、《春秋》、《易》（《乐经》失传，史传为五经），包含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文艺学等内容，作为中国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统治的政治哲学形态指导思想体系——经学为历代统治者所崇奉。在两千多年间，中国古典政治哲学贯穿、蕴涵于五经经学之中，以其特有的古典文化形式发挥着指导封建社会政治生活、治国理政政治实践的作用。经学的社会历史观、政治价值观、伦理道德观、体现政治情感倾向的政治文化观等，其内容在古代不断丰富，也容纳了各个学派的许多不同意见，在近现当代仍有其历史启示性。这里在概述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之后，分别略叙汉、宋、清三个朝代的汉学、宋学、清学经学的政治哲学概要。
一、经书的形成与经学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从学术发生学及经学生成的历史轨迹说，先有经书系列，再有经学的形成及其演变，在二者基础上，经学指导现实政治生活，现实政治变迁推动经学的历史发展，形成经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和二者的相互作用。
1.经书的产生及其系列化
经书一般指中国封建社会政府法定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原编典籍，其中蕴涵着政治、法律、道德、文化艺术等常理、原理。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书专指儒家学派著述、编订的政府官定的几部典籍。先秦时代，儒家学者学习、传承的经书有六部：《诗》、《书》、《礼》、《乐》、《春秋》、《易》，号称六经。《乐经》后来失传，汉武帝时设太学，授五经，并有五经博士这样的政治教育官员。读经注经解经，另产生五经传记，较重要者如《易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春秋左氏传》、《礼记》等。至唐代，五经和它的传记列入经书系列，经书范围由五经扩大为九经。
由于经学奉孔子为儒家始祖，正宗解经者均为儒家学派人士，《论语》、《孝经》在汉代即与五经并列成七经。唐代后期，在唐初九经基础上，增列《论语》、《孝经》和解说经书的字书《尔雅》，增列成为十二经。宋代又增列《孟子》，为十三经，直至清末废科举前为寄望科举入仕者必读，流传之广，世所罕见。清代为辅导人们学习十三经，阮元编有《十三经注疏》传世。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儒家学者为了创立、发展理学形态的儒学政治、伦理精神，从《礼记》中抽取出《大学》、《中庸》，加上《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朱熹撮取其讲学精要，历四十年反复修改，撰有《四书章句集注》。此后“四书”“五经”并称，但“四书”在经学上的地位及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远远超越原五经，成为经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学术范式的重大转换。历史传承至今形成的“四书学”为国内外学者所研究，它对于中华民族形成伦理共识和文化认同，形塑中国人的精神生命的主脉，乃至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复兴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四书学”传播到国外，成为东亚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参见郭齐勇：《“四书学”的过去与未来——序新版〈四书章句集注〉》，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序言，1~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8。
概而言之，经书作为政治经典著作从经学确立时的五经系列演变为十三经系列的宏大规模并转换为“四书”精品集结，反映了古典中国政治学术、统治思想之因时而变的演化和转换。传承至今的四书五经主要反映了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道德文化学术，汉武帝确立的汉学经学体系所读所解之五经书，是儒家为主流兼有道法墨三家思想的结晶，具有多元文化融合一体的特征。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五经演变到理学形态的宋代经学，经书体系以“四书”高居五经之上，对“四书”的解读，主要以朱熹的集注为标本，宋学经学之经书实为贯穿理学精神的儒家经典。人们从中已可见宋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特别是传统力行实践政治哲学在认识论上明确树立了格物致知思想原则。经书构成最后发展为十三经系列，集古代封建正统之大成，体现原创孔孟之道和理学、心学政治、伦理思想的一体化。十三经的大量注疏失去了原创儒家的学术自由争鸣的活力，与之渐行渐远，走向了僵化。清代经学完全失去了生气，经书成为皓首穷经、科举求仕的故纸堆。近代西学东渐，经书作为旧学遭到大批判，尘封七八十年。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间经书复出于世，国内外儒学复兴思潮奔涌，经书成为当代政治、历史、文化、教育各界科学研究和政治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文本资源。其中的古典政治哲学的精华为如今执政集团所采纳并加以现代化转换利用。
2.经学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经学始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私学的经书编订、教学与研习。经学的正式确立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并尊奉儒学为国教之后的经书研究。此后，经学经历了一个长时间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六经即已存在。春秋时期儒家学派更为注重对六经的整理、传习和研究，由孔子及其弟子赋予六经以义理，建立了经学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孔子之后，儒家分化为八派，至战国时，孟子、荀子成为儒家经学两位最著名的传人和代表。但先秦时期儒家经学与道、墨、法家的经学并立，还不是全社会普遍认同的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之经学。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秦帝国，一任法家学说，实行暴力镇压的文化专制主义——焚儒书坑儒生，儒家经学遭到残酷打击。秦亡汉兴，初奉黄老而轻儒，至汉武帝时情况发生转折性变化。汉武帝雄才大略，不满因循无为的黄老之学，追求积极有为、强国富民盛世的政治指导思想，建构起适应时代精神的新儒家思想体系。汉武帝代表的汉代政治和董仲舒代表的儒学新意，相互需要，政学结合，从而奠定了儒家经学延续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的基础，为封建时代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指导思想上的巨大作用。
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立五经博士，是中国官立官理经学的开端。这时独尊儒术还未正式确立为基本文化国策，但五经博士之设，说明汉武帝已有弃黄老就儒术之意。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诏举贤良对策。董仲舒被推举与汉武帝讨论“天人三策”，其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为汉武帝欣然采纳，从此在思想文化上树立了儒家经学的权威，作为统一政治思想的标准，官方法定的意识形态载体并成为舆论唯一导向。
儒家经学的这种主导主流统治思想地位，助推了儒学经学的不断发展，也排斥、压制了其他学派的学说。然而，儒术独尊并非绝对地独一不二。董仲舒、汉武帝虽然在政策上规定独尊儒术，却并不罢黜而是兼容百家。因为董仲舒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方面，其思想集儒、道、墨、法、阴阳、名各家之大成。先秦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复存在，经学内部学术之争却从此持续不止，如汉学宋学之争，汉学中今文古文经学之争，今文经学中齐学鲁学之争，齐学中不同师法家法之争，等等。这些学术争执也是一种学术争鸣，表面上是口水之战，实质是反映各阶层各社会集团政治经济利益之争。总体视之，各派经学总体上存大同，局部上存小异，其共同点是都奉孔子为始祖先师，都以经学文本为统一依据，都服务于所面对的现实封建主义政治。各派都尊奉孔子原创理论范畴，又都按各自所处时代精神解读经学，在各自所处时代对儒学进行理论或学术创新，适应新一代王朝政治之时需，贯彻所处时代精神的经学要旨。
二、经学的多重功能及其与政治的相互作用关系
从西汉武帝至清末两千多年间，儒家经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意识形态体系，历代王朝虽然为适应不同历史时段政治经济发展要求对经学有不同解读，但都以之为封建主义政治统治服务，发挥多层次多层面多重功能，与封建主义政治形成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就其基本层面功能而言，主要是以经学统一政治思想、培养政治人才和创制政治制度等。而就各个学派来说，每一学派有自己的影响政治的侧重点。如今文经学和宋学经学较为关注现实政治，古文经学与政治的关系相对疏淡。从历史上说，早期经学强调通经致用，尤其重视政治制度建设，后期经学侧重内在思想道德修炼，强调心性修养内功。至于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总趋势是双向互动、互相作用，经学为现实政治提供指导思想，现实政治引导经学的发展。
1.经学与统一统治思想
统一统治思想是任何阶级政治统治的绝对基本要求，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也是如此。汉武帝以儒学经学取代黄老之学的统治思想地位，其目的也在于以儒学经学统治思想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定向，从而维护国家政治统一。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对汉武帝建言即明确表达了这一意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认为，《春秋》所表明的国家统一之义，是天地间的常理，古今通行之原理。现在师从不同道，人们持不同见解，百家思维分歧，旨趣意向不同，因此无法坚持统一，法纪制度不断变更，民众不知所遵循。认为那些不在六艺范围、孔子儒学之术的，都应摒弃其道，不使其与儒学并行，邪说泯灭止息，然后统一纲纪法度明晰，民众就知所遵从了。总之，董仲舒指明，要维护国家统一、社会政治稳定，就应从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入手，儒学经学可以承担这个功能。汉武帝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落实了董仲舒的这一政策主张，对于维护西汉乃至此后的国家政治统一、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汉代创立的以经学统一统治思想的政治文化传统为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继承效仿。如大唐帝国贞观之治的基本表征就是唐太宗肯定经学在治国安邦中的统一思想作用，命孔颖达等撰著《五经正义》作为范本颁行天下，作为全社会、举国上下统一思想的准绳。大宋王朝历代帝王也都以儒家经学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宋朝建朝伊始着手儒学经学的复兴和宣传教育工作。宋神宗熙宁年间由王安石主持对《诗》、《书》、《礼》三经进行新注新解，作为《三经新义》统一社会思想。新解新注三经颁行后，宋神宗诏令天下，“令学者定于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理学大师朱熹更穷一生心力，以四十年时间，撰著《四书章句集注》，该书在此后几百年间影响至巨，对政府用以统一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朱熹集注的“四书”，如今仍有其文化文明发展的意义。郭齐勇先生指出：“‘四书’是中国人的基本信念、信仰，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郭齐勇：《“四书学”的过去与未来——序新版〈四书章句集注〉》，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序言，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8。作为儒学经学的精华，“四书”的政治伦理哲学思考，对于我们致力国内和谐社会建设，国际和谐世界建设，仍具有一定的统一人们思想的价值。
2.经学与政治人才培养
经学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贯彻儒家贤人政治用人方针，为朝廷培养执掌和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治人才（各级官吏），包括对皇太子准备登帝位进行以经学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教育。
据近三十年来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夏商西周实行血缘宗法统治的部族国家体制下，家族的地位决定权力的大小。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逐步解体，士阶层崛起，诸子百家争鸣，私学打破官学垄断教育的局面，各诸侯国争相招贤纳士，因功因能授官，大批军功之士和智能之士走进官僚队伍，但系统完备的人才选拔、任用制度尚未形成。在秦汉帝国统一政治格局下，旧的贵族政治退出历史舞台，官僚政治局面逐渐形成。秦始皇重用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员通晓法律、善处时政。但好景不长，秦历二世而亡。汉承秦制并加以改进，实行举孝廉之制，侧重选任有德之人任官。汉武帝确立儒学独尊、经学主导地位，设五经博士各领门下博士弟子员为朝廷培养备选官吏，延揽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学者型人才担任国家重要公职。如董仲舒任江都、胶西两王之相，公孙弘任丞相、封平津侯。按公孙弘建议建立的太学主授五经，使经学成为控制、掌握培养政治人才的基本路径。隋唐创立科举制，设科取士，考诗词歌赋的进士科更受重视，虽然明经科受到轻忽从而经学地位削弱，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经学的地位。
宋代在唐末、五代社会动乱之后痛感诗词歌赋浮华且扰乱人心以及社会道德沦丧，重新大力倡导儒学经学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北宋改革家王安石撰著《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由他主持的科举考试改革“进士罢诗赋、贴经、墨义，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本经，次兼经，并大义十道，务通义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强调对经义的务实应用理解，反对僵化的经学教条主义，以培养为变法服务的通经实用政治人才。宋代对四书、五经的注释解说对后世影响极大。传统经学经元明清三朝不断修饰增润，强化了四书五经的经世致用，有力地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精华。
3.经学与政治制度建设
经学在汉代政治制度建设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汉初几位皇帝特别是汉武帝强调经世致用，注重人才人格培养，推进法制建设至为明显。《汉书·艺文志》记《春秋董仲舒治狱》十六卷，是其依照《春秋》义理指导司法审判的记录，此书今佚，但所记事实当真。董著《春秋繁露·精华》中有言：“《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强调以事实为根据追索其犯意，区分首从，权衡定罪轻重，如今亦为所应用正当之则。《春秋》决狱并非以《春秋》为法，而是以历史总结的正义非正义之辨作为法理总纲指导具体的司法过程。这点应该是有历史启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