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样，嵇康在与司马氏的交往中，本能地要对此加以反对。这就造成他们在理论上势不两立的交锋。这种交锋是对话的一种较为激烈的方式，但采取的仍然是说理的方式而不是漫骂嘲笑的态度。嵇康在《明胆论》中提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人性有昏明。惟人特钟纯美，兼周外内，无不毕备。”这里指出人的个体性的多样化与丰富性秉承了自然的天性，是元气陶铄的产物。唯有圣人是至中无偏的，但这种理想的人物可望而不可求。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还强调：“鸟不毁以求驯，兽不群而求畜，则人之真性无为，正当自然，耽此礼学矣。”所谓人的“真性”，就是“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此必须之理，吾所不易也”。嵇康强调人的天性是自然天性而不是道德性行，反对将儒家所说的性行作为先天设定的人性论。儒家《礼记·中庸》中有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说法，推广下去就是将才性合为一体，以性统才。但嵇康反对这种说法。他的才性论显然与曹魏集团的刘劭和曹丕等人很接近。崇尚个体性与自然性，反感名教的束缚人性，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经常主张的人性信条。他天性刚烈，不受拘束，而才干盖世，因此在当时遭受司马氏集团诸人的嫉妒与仇视，招来杀身之祸也就是必然的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中注引曰：
初，康采药于汲郡共北山中，见隐者孙登。康欲与之言，登默然不对。逾时将去，康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及遭吕安事，为诗自责曰：“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康别传》云：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称康临终之言曰：“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固之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从这段记载可以见出，嵇康“性烈而才俊”，不受名教的约束，与儒家所要求的才性合一、以性统才的人物标准大相径庭。钟会所以不敢公开与嵇康对话与交锋，也是事先就知道与之对话必然要产生激烈的冲突。从嵇康与向秀、山涛的交往辩论与对话中，便可见出这一点了。因为对话渠道的壅塞而导致政治惨祸的发生也是令人深思的。其中责任究竟在于谁，即使是在今天依然有着不同的看法。如当代作家王蒙就认为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得太过分，而导致了杀身之祸。这种说法令人愕然。
当时才性论另一对话与争辩之个案，便是傅嘏与荀粲等人的交锋，以及他们与曹爽集团诸人的交往。荀粲虽是荀彧之子，但思想和为人却与其父大不相同。《三国·志魏志·荀彧传》记载，在才性论上，荀粲坚持识与才的分离，反对将识见与事功统一起来。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傅嘏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三国志》记载：
粲字奉倩，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俣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论父彧不如从兄攸。彧立德高整，轨仪以训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诸兄怒而不能回也。
荀粲在与家族中人的对话中，彰显出自己的反叛个性。荀氏本是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荀彧曾为曹操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东汉末年儒林重要人物。他的儿子荀粲却服膺老庄，用老庄的道论与言不尽意论来消解儒学，以为“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与嵇康倒是很相似。荀粲崇尚言不尽意之观念，同时公开品评父亲与从兄荀攸之不同，认为其父不如从兄。为什么呢？因为其父过于遵守儒学风轨，而从兄荀攸则有魏晋风度。这其实也涉及才性问题的论争。显然，荀粲主张才性相分，性行则是内在的自然天性，而不应当是儒家价值的标尺，因此，外在事功并不足以说明内在性行的高低优劣，像父亲荀彧儒学深厚、事功显赫，但在人物价值品判上却不如荀攸的性行简放更加富有人情味道。
荀粲在当时的才性论争中倡导才性分离，将性行理解成老庄的自然简达，不拘小节。他本人在男女关系上更体现出这一点来，成为当时风流名士。《三国志》记载：“粲常以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骠骑将军曹洪女有美色，粲于是娉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历年后，妇病亡，未殡，傅嘏往喭粲；粲不哭而神伤。嘏问曰：‘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痛悼不能已，岁余亦亡，时年二十九。粲简贵，不能与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时俊杰。至葬夕，赴者裁十余人，皆同时知名士也，哭之，感动路人。”荀粲认为女性重在容貌，而性行与才能则不足为论。他自己也以此观念与女性相处。《世说新语》中记载了此类传说，并标之为《惑溺》。荀粲不仅将性行理解成老庄的简达放荡，而且鄙视当时司马氏的论客傅嘏的才性观。傅嘏当时偏向司马氏一派，强调事功与性行即道德的合一，认为识即是对时局的实际认识与指挥，是功名事业的前提。而荀粲则以老庄的玄识论来反对这种政治与时势意义上的识见论，更反对将识见与事功统一起来的说法。在才性论上，荀粲坚持识与才的分离。因此，他在这个问题上与傅嘏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和对话，从而推动了这一论题的深入发展。《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记载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夏侯玄亦亲。常谓嘏、玄曰：“子等在世涂间，功名必胜我但识劣我耳！”嘏难曰：“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余者邪？”（才性合与离之争也。）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奖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非识之所独济也。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同嵇康与钟会的紧张对峙不同，荀粲与傅嘏及夏侯玄三人就与才性有关的才识问题展开对话。《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夏侯玄与荀、傅二人不同，是自觉参与曹爽集团的人物，站在何晏等人一边，强调识与才即事功不同。当时的何晏等人鄙视司马氏的事功论，倡导无为而治的玄论，以识为贵。何晏曾以《周易》中的三种境界为目标来比况司马昭、夏侯玄与自己的人格境界。（《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景王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勰《文心雕龙·论说》中提出：“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所以以才识来抗拒才力功名成了当时反对司马氏集团中人的自觉意识与才性论。因此，夏侯玄才主动地提出以识为高而鄙视傅嘏等人的功名所为。而傅嘏也自觉地提出功名与识不可分，识高才能成就功名。其所理解的识，显然是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傅嘏传》注引《傅子》曰：
是时何晏以材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变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而夏侯玄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为之宗主，求交于嘏而不纳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心，然犹怪之。谓嘏曰：“夏侯泰初一时之杰，虚心交子，合则好成，不合则怨至。二贤不睦，非国之利，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
这是从党于司马氏并且自觉用传统儒学看待人物的傅嘏那里发出的声音。在傅嘏看来，这些人都是虚声美誉大于实才，而他却要综核名实，打击浮华。当时用综核名实即名教的口实来整人，是司马氏常用的手段。比如何曾就用这样的口实来批评阮籍，钟会也用这样的罪名来整治嵇康。《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傅嘏传》记载：“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裴注引《傅子》曰：“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好论才性，原本精微，鲜能及之。司隶校尉钟会年甚少，嘏以明智交会。”这些话可以证明傅嘏与钟会气味相投。而裴松之则为之辩解：“《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败，不与之交，而此云与钟会善。愚以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衅由外至；钟会以利动取败，祸自己出。然则夏侯之危兆难睹，而钟氏之败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见钟会之将败，则为识有所蔽，难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终，而情有彼此，是为厚薄由于爱憎，奚豫于成败哉？以爱憎为厚薄，又亏于雅体矣。《傅子》此论，非所以益嘏也。”裴松之的这段话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傅嘏与钟会政治上同属一党，才性观上接近亦为自然，至于能预见夏侯玄之败而不能预见钟会之败也是自然的，因为很容易明于察人而暗于自见。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傅嘏自觉地成为司马氏集团中人，他的才性观自然有着明显地党同伐异的色彩。比如他对于曹魏一党的人就极力加以贬低。《三国志》本传注引《傅子》曰：“初，李丰与嘏同州，少有显名，早历大官，内外称之，嘏又不善也。谓同志曰：‘丰饰伪而多疑，矜小失而昧于权利，若处庸庸者可也，自任机事，遭明者必死。’丰后为中书令，与夏侯玄俱祸，卒如嘏言。”从这些地方来看，傅嘏的“同志”即同党意识异常强烈。这也应证了陈寅恪先生所言，才性四本中的现实政治斗争的色彩很浓。陈寿《三国志》对傅嘏是有保留的，对于同时的几个人这样评价：“刘劭该览学籍，文质周洽。刘廙以清鉴著，傅嘏用才达显云。”相比较而言，说傅嘏“用才达显”显见得是有微词的。而裴松之则为之鸣不平：“臣松之以为傅嘏识量名辈，寔当时高流。而此评但云‘用才达显’，既于题目为拙，又不足以见嘏之美也。”裴松之的辩解显然偏向于司马氏的晋朝。
当时夏侯玄将才性合一，理解成超越功名的神识，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与超脱的境界。夏侯玄为魏晋名士，人格方正，风度高亮，其人格境界与嵇康有相似之处，只是政治上党于曹爽，在嘉平之变中罹祸。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识并不擅长于具体的政治判断，而是作为一种与司马氏相对立的人性观而高自标峙。而傅嘏则意气正旺，自然而然地要提倡才性合一。荀粲则提出，成就功名由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固非识所能完全逆料可见他所理解的识与夏侯玄倒是颇为相似的。他们都以玄识来抵御司马氏的事功论。司马氏的事功确实与政治上的狡诈相关。他们在政治上富有经验，机诈善变。在这方面，夏侯玄也并不是其对手，最后遭受杀身之祸也并不是偶然的。其实他们的遭遇与西晋另一名士庾敳相似。《晋书·庾敳传》记载庾敳：
雅有远韵。为陈留相，未尝以事婴心，从容酣畅，寄通而已。处众人中，居然独立。尝读《老》、《庄》，曰：“正与人意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敳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乃著《意赋》以豁情，犹贾谊之《鹏鸟》也。其词曰：“至理归于浑一兮，荣辱固亦同贯。存亡既已均齐兮，正尽死复何叹。物咸定于无初兮，俟时至而后验。若四节之素代兮，岂当今之得远？且安有寿之与夭兮，或者情横多恋。宗统竟初不别兮，大德亡其情愿。蠢动皆神之为兮，痴圣惟质所建。真人都遣秽累兮，性茫荡而无岸。纵驱于辽廓之庭兮，委体乎寂寥之馆。天地短于朝生兮，亿代促于始旦。顾瞻宇宙微细兮，眇若豪锋之半。
飘玄旷之域兮，深漠畅而靡玩。兀与自然并体兮，融液忽而四散。”
从子亮见赋，问曰：“若有意也，非赋所尽；若无意也，复何所赋？”答曰：“在有无之间耳！”迁吏部郎。是时天下多故，机变屡起，敳常静默无为。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转军谘祭酒。时越府多隽异，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减瘐子嵩。”象后为太傅主簿，任事专势。敳谓象曰：“卿自是当世大才，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
庾敳的遭遇说明当时的政治游戏毫无规则可言。人们处于这种情境之中，没有了安全感，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因为当时的机变太复杂，不愿意进入政治赌场成为赌徒也在所难免。因此，完全要凭政治机缘与识见来取得自由的人是没有的。庾敳尽管静默无为，意欲远离政治斗争，而对郭象这样的势利之士自叹弗如，也无法为时世所容，最后罹祸而死。这种惨祸真是无法预料的。庾敳与郭象的人生较量，体现在才性离还是合上。显然，庾敳以性行简达静默为贵，远离事功，不愿用才显达；而郭象则势焰熏天，为当世之才，素论去之也不顾。这说明当时才性之争涉及人生价值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