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在《诗品》中对张华五言诗的评价是“巧用文字，务为妍冶”。文字精巧清丽，情感平淡雅致，是这三首诗歌的典型特征。“散发重阴下，抱杖临清渠。属耳听莺鸣，流目玩鲦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榆。”借“散发”、“抱杖”、“莺鸣”、“鲦鱼”、“桑榆”等意象，不仅表现出一种无拘无束的高逸情怀，字里行间还传达出一种“穆如清风”的艺术风貌。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赞其“茂先凝其清”，可谓深味张华诗作之趣。遗憾的是，根据现存的史料，我们无法窥见张华与西晋文人交游的全貌。但值得肯定的是，张华与众多文人的频繁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晋文学的发展，甚至影响了西晋文坛的文学批评。如作为西晋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陆云的《与兄平原书》（陆云著，黄葵点校：《陆云集》，134~1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就多处可见张华的文学观点：
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张公昔亦云；兄新声多之，不同也。张公父子亦语云，兄文过子安。子安诸赋，兄复不皆过，其便可，可不与供论。
显然，无论张华出于何种目的交游文士，其经常与诸人探讨的文学问题都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有云：“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张华明确指出了陆机文有楚音，充分展现了他与当时文人在文学上的密切交往。
其五，以“二陆”为中心的文人交游。陆机、陆云兄弟在当时远播才名，以致张华感叹“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们虽与权贵张华、贾谧交好，但作为由吴入洛的南人，为了避免尴尬的社会境遇，于是团结部分文人，形成了以他们为核心的文人交游，这有着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意义。西晋时，北人对南人有着严重的偏见。根据《世说新语》和《晋书》的记载，三国以来，北方人就骂吴人为貉子。就连孙权也蒙此称，更别说一般的士人了。例如孟超仅为统领万人的小都督，就敢公然斥骂作为全军统帅的河北大都督陆机为貉奴。陆云在《答张士然诗》中有“感念桑梓域，仿佛眼中人”之句，可见其入洛后的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论“君子小人”时说：“温氏太原望族，故目寒族出身之陶侃为小人。顾荣虽是吴中高门，然在洛阳则地位未必高于来自南方之陶士行（陶侃）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作为吴中高门望族之后的陆氏兄弟，其入洛后的境遇由此而知。“与贾谧亲善”并赫然在贾谧门下“二十四友”之列的陆氏兄弟，似乎并非专为趋时唱和，实在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此，作为由吴入洛的文人，陆氏兄弟能在北方立足，同他们与北方文人的交好并善于团结自己的同乡文人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反映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不仅陆机有《荐贺循郭讷表》、《荐张畅表》、《赠顾令文为宜春令》（五章）、《赠武昌太守夏少明诗》（六章）、《答潘尼》、《赠冯文罴》、《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答张士然诗》等与他人相互友善的诗文，陆云也有《与张光禄书》（三首）、《与严宛陵书》、《与戴季甫书》（七首）、《与杨彦明书》（七首）、《答车茂安书》、《赠鄱阳府君张仲膺》（五章）、《赠顾彦先》（五章）、《答顾秀才》（五章）、《答张士然一首》、《赠郑曼季往返八首》等与他人互通友好的创作。在二陆的这些诗文中，不乏表达朋友间真挚情感的佳作。如陆机的《答张士然诗》，陆云的《答张士然一首》、《与杨彦明书》（七首）。即使这类诗作，也多处可见“嘉谷垂重颖，芳树发华颠”（《答张士然诗》。）之类颂德溢美的句子，特别是《赠顾令文为宜春令》（五章）云：
蔼蔼芳林，有集惟岳。亹亹明哲，在彼鸿族。沦心浑无，游精大朴。播我徽猷，□彼振玉。彼玉之振，光于厥潜。大明贞观，重泉匪深。我有好爵，相尔在阴。翻飞名都，宰物于南。礼弊则伪，朴散在华。人之秉夷，则是惠和。变风兴教，非德伊何。我友敬矣，俾人作歌。交道虽博，好亦勤止。比志同契，惟予与子。三川既旷，江亦永矣。悠悠我思，托迈千里。吉甫之役，清风既沉。非子之艳，诗谁云寻。我来自东，贻其好音。岂有桃李，恧子琼琛。将子无矧，属之翰林。娈彼静女，此惟我心。（刘运好：《陆士衡文集校注》，1167~1173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在这首诗中“芳林”、“明哲”、“鸿族”、“振玉”、“贞观”等词语字字珠玑，鲜明华美，极尽铺张之能事，特别是“我有好爵”一句，更是体现了陆机急于与他人交好的情感。“我有好爵”出自《周易·中孚卦》，其卦辞云：“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高亨先生注解“我有好爵”为：“我有美酒在杯中，与尔共饮之。”（《文心雕龙·章表》。）陆机的这类作品与他用以荐举他人的“表”作一样，多溢美之辞，并呈现出“清文以驰其丽”（高亨：《周易大传今注》，480页。）的艺术风貌，无太多深层内涵。陆云与其他文人相互赠答的诗作，也大都是敷衍应酬之辞，无真情实感。其在《与兄平原书》中自云“四言、五言非所长”，非自谦之语。
由上述对晋武帝的“华林园之会”、石崇的“金谷之会”、贾谧的“二十四友”、以张华为中心的文人交游及以陆机和陆云为中心的文人交游的诗文探讨可以看出，他们的作品大都是为谋求政治利益而作的唱答诗这种诗作多有模拟倾向，在语言表达上多以四言、五言为主，在艺术风貌上也以华美清丽为特征。因此，这些文人交游是文人与权贵对话的产物，而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他们对话的工具。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文学，难免会带上雕琢之迹，正如《文心雕龙·明诗》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文变染乎世情”，西晋的“轻绮”诗风，正是当时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突出反映。
玄学在西晋有了新的发展。向秀、郭象《庄子注》追求“独化”的阐释理论，改变了魏正始年间王弼、何晏的贵无论，由追求永恒转为关注当下人生，随而世俗，所谓“独化者，物各自然，无使之然也”，“老庄之得势，则是由经世致用至此转为个人之逍遥抱一”（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48、196页。）。“独化”与“逍遥”是同一层面的哲理概念。（参见袁济喜：《中国古代文论精神》，204~216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晋书·郭象传》云：“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清”言正是现实中追求逍遥之境的生命体验。“清”是魏晋艺术鉴赏的审美概念，融合了老庄精神与玄学义理，带有一种清虚玄远之美。陈寅恪先生指出：“魏末西晋即清谈之前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180页。）《世说新语·排调》有记载：“荀鸣鹤、陆士龙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坐。张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语。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云，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答曰：‘本谓云龙骙骙，定是山鹿野麋，兽弱弓强，是以发迟。’张乃抚掌大笑。”在这种重才性、清谈的社会氛围中，特别是当文人之间的交流蜕变成贫乏无味的相互褒扬时，能涤除烦恼、追求逍遥之境的玄学就成了他们的思想皈依。于是玄理渗透到文学创作中，使“思想对话能够成为审美趣味而不是认识的手段”（袁济喜：《从〈世说新语〉看思想对话与文学批评》，载《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夏之卷，28页。），使文学在与玄学的对话中上升到审美之境。“游仙诗”与“隐逸诗”正体现了文学的这种审美化倾向。“游仙诗”在萧统《文选》中被列为文学体裁，在西晋的文化思潮中有着别样意义。张华的《游仙诗》（四首）云：
云霓垂藻旒，羽袿扬轻裾。飘登清云间，论道神皇庐。箫史登凤音，王后吹鸣竽。守精味玄妙，逍遥无为墟。
玉佩连浮星，轻冠结朝霞。列坐王母堂，艳体餐瑶华。湘妃咏涉江，汉女奏阳阿。
乘云去中夏，随风济江湘。亹亹陟高陵，遂升玉峦阳。云娥荐琼石，神妃侍衣裳。
游仙迫西极，弱水隔流沙。云榜鼓雾柂，飘忽陵飞波。
这四首游仙诗除第一首外，其他三首都有残缺，但还是能体现出张华游仙诗的主要特征。“云霓垂藻旒，羽袿扬轻裾。飘登清云间，论道神皇庐。”张华首先展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仙境。如此美妙的仙境，需要“守精味玄妙，逍遥无为墟”的心灵修养才能把握。“守精”、“玄妙”、“逍遥”、“无为”虽然都是源于老庄著作的语言，但其追求独化逍遥的审美体验却来自向秀、郭象《庄子注》的玄理，“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一册），新编诸子集成本，1页。）。这种玄妙的逍遥之境，只有真正的得“道”之人才能体悟，“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诗中描述的“王后”、“王母”、“湘妃“汉女”、“神妃”等仙人意象，无疑就是《庄子·逍遥游》中得“道”的“至人”、“神人”、“圣人”的化身，也是向秀、郭象《庄子注》所谓的“无待之人”。“神人”与万物齐一，与道冥合。张华在诗歌中建构如此美妙的灵境，希望通过与仙人对话来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与心灵的释放。这时的游仙诗与正始年间何晏、阮籍、嵇康虚无缥缈的游仙诗相比，更多了一层亲近人世的意味。此外，张协、成公绥、何劭的游仙诗也别有特色如张协的《游仙诗》云：“峥嵘玄圃深，嵯峨天岭峭。亭馆笼云构，修梁流三曜。兰葩盖岭披，清风绿隟啸。”通过逼真细腻的景物描摹在想象中营造了一个“清丽”之境，体现了张协“巧构形似之言”的艺术风格。何劭的《游仙诗》云：“长怀慕仙类，眇然心绵邈。”成公绥的《游仙诗》云：“盛年无几时，奄忽行欲老。那得赤松子，从学度世道。西入华阴山求得神芝草。”运用浅显直白的语言，表达了一种对神仙的渴慕之情。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了诗人希冀在与玄学的对话中获得本于自然的逍遥之境。
“隐逸诗”也体现了这种文学与玄学对话的审美趋向。萧统的《文选》之“招隐诗”类收录诗歌二题三首，即左思的两首《招隐诗》与陆机的一首《招隐诗》。欧阳询在《艺文类聚》的“人部”也将“隐逸”作为单独的一类，共收晋代招隐诗十一首。其中张华二首，张载一首，张协一首，左思二首，陆机二首，闾丘冲一首，王康踞一首，辛旷一首。（参见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两者的收录所不同。《文选》仅限于有明确的题名，《艺文类聚》则是按照与隐逸相关的主题加以收录，而隐逸的主题也是西晋文人与玄学对话的内容张华招隐诗曰：
隐士托山林，遁世以保真，连惠亮未遇，雄才屈不申。又诗曰：栖迟四野外，陆沉背当时，循名奄不著，藏器待无期，羲和策六龙，弭节越崦嵫，盛年俯仰过，忽若振轻丝。
张载招隐诗曰：出处虽殊涂，居然有轻易，山林有悔吝，人间实多累，鹓雏翔穹冥，蒲且不能视，鹳鹭遵皋渚，数为矰所系，隐显虽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见巫山火，芝艾岂相离，去来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
张协诗曰：结宇穷岚曲，耦耕幽薮阴，荒庭寂以闲，山岫峭且深，凄风起东谷，有弇兴南岑，虽无箕毕期，肤寸自成霖，泽雉登垄雊，寒猿拥条吟，溪壑无人迹，荒楚郁萧森，投禾脩岸垂，时闻樵采音，重棋可拟志，回渊可比心，养真尚无为，道胜贵陆沉，游思竹素园，寄辞翰墨林。
左思招隐诗曰：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傍阴岗，丹葩耀阳林，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又招隐诗曰：经始东山庐，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莹心神。
陆机招隐诗曰：驾言寻飞遁，山路郁盘桓，芳兰振蕙叶，玉泉涌微澜，嘉卉献时服，灵术进朝餐，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轻条象云构，密叶成翠屋，结风伫兰林，回芳薄秀木。又诗曰：寻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清泉荡玉渚，文鱼跃中波。（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六。）
虽然这些隐逸诗作有的已难窥其全貌，但还是能从留存之作中品味到诗人遗世独立的精神面貌。如张华的“隐士托山林，遁世以保真”，张载的“去来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张协的“养真尚无为，道胜贵陆沉”，左思的“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陆机的“清泉荡玉渚，文鱼跃中波”，在特定的语境中都体现出诗人希望超然物外、淡然无为的隐逸情怀。这些清丽淡雅的语言背后是对玄理的思索探求。总之，西晋文人交游的盛行提供了文学对话的氛围，影响了“轻绮”诗风的形成，而玄学的发展演化更是直接引发了思想对话在文学层面的展开。
§§§第二节文学对话与文学批评
西晋文人交游的兴盛，不仅促进了文学对话的展开，也使文学批评在这种对话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文学批评与文学对话密切相关，这是西晋太康文坛的显著特色。
陆机、陆云是西晋太康重要的文学家与文学批评家，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晋初文学首推二陆，即就文学批评言，二陆亦较为重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7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陆机、陆云都重视诗文的审美风貌。由于个体的才性不同，这种倾向反映到陆机的文学思想中，形成了“缘情绮靡”的审美要求；反映到陆云的文学思想中，形成了主“清”的审美理想。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之《陆清河集》中云：“士龙与兄书，称论文章，颇贵‘清省’。”（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1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清代严可均《全晋文》辑《与兄平原书》（陆云著，黄葵点校：《与兄平原书》，134~1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三十五札，其中三十一札基本为论述文学见解之作。交流出智慧，《与兄平原书》作为对文学思考与探讨的书信，是反映陆机、陆云兄弟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在彰显“
二陆”才思文心的同时，也反映了他们的文学对话与文学批评。下文通过对陆云《与兄平原书》与陆机的《文赋》的详细剖析，结合傅玄、成公绥、张华、潘岳等人的文学创作，侧重从情文、声文、形文的角度来综论西晋的文学思潮。当然，“情文”、“形文”、“声文”等批评术语本身就有极强的概念内涵。兹对其分别来加以阐释，以便更好地把握西晋的文学对话与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