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面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易传·系辞下》说：“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以上有两层意思：一是对立面相互渗透：屈中含伸，蛰中含存，安中含危，存中含亡，治中含乱；一是对立面相互转化：屈能变为伸，蛰能变为存，在政治上，安能转化为危，存能转化为亡，治能转化为乱。
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变化的原因《易传》作者以前的辩证法者虽然对于对立面的依存和转化有了一些认识，但是没有明确指出变化的原因在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易传》作者继承《易经》的交感观念，以其特定的术语，首先揭示这一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内涵，从而使我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得到一次大发展。《系辞上》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下》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发生变化。《系辞上》又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意思说，世界的变化是由统一体（“太极”）分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天地”或“阴阳”），而天地或阴阳的对立统一产生了四时（“四象”）的变化，四时的对立统一又产生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的八卦，八卦的对立统一又产生六十四卦，进而形成整个宇宙万物的无穷无尽的变化。这一套画卦的过程，其中包含了可作为以太极为始基的宇宙生成论理解的思想内容。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由于两个对立面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是对辩证发展观点的深邃的猜测。
（三）庄周从对立的角度对事物所作的观察及其陷入相对主义的途径
战国时庄周也曾从对立的角度对事物作过观察，但他却走上了取消事物差别、对立、矛盾的道路，其主要途径有二：
一是无限夸大事物的相对性他说：“莛与楹，厉与西施，……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意思是说细小的莛和粗大的楹，丑人厉和美人西施，最后总是一样的。诚然，事物的大小、人的美丑是相互依存、相比较而言的，有其相对性的一面，但是抹杀大小、美丑的区别，把它们等同起来却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庄子把辩证法引向诡辩论的重要实例。
二是夸大观察客观事物角度的相对性《庄子·秋水》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意思是说，从万物的本源“道”来看，贵与贱这一对立的范畴是不存在的，只是各从自身来看，才因贵己而贱他，产生贵贱的对立。这也就是说，事物的区别只存在于不同的观察角度之中。显然这是主观唯心论的论证。
（四）从春秋时“和同之辨”到惠施“合同异”思想
春秋时“和同之辨”，涉及对立面相互关系的问题。“和”指和谐、和协，“同”指等同、相同。郑桓公时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他”，指相异的事物。“以他平他”，会合不同而相等的事物叫做“和”，“和”才能有新事物产生。“以同裨同”，相同事物的相加，仍是原来的事物，所以，“同则不继”。齐景公时的晏子也和史伯一样，认为“和”与“同”是不同的，“和”是不同事物的相成相济（见《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年传》）。这种对事物的直观，接触到矛盾的统一性，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但讲的还不是对立面的统一。
战国时惠施继承“同”说，从对立的同异关系进一步强调“万物毕同”，泯除一切差别。他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天下》引）意思是，天和地一样卑下，山和泽一样低平，太阳刚升到正中就转为昃，事物刚生成就转为死亡。“大同”和“小同”虽然都是同，但有不同。万物都是相同的，又都是相异的。这里，包含了事物的转化思想和事物具有同异两方面的思想，带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但是强调“毕异”、“毕同”则排斥了同异的统一性。“毕异”，就是否认“异”中有“同”，取消了事物的统一性。“毕同”，就是否认“同”中有“异”，抹杀了事物的差别性，从而导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同上）的“合同异”的形而上学结论。
汉唐时期
（一）董仲舒“凡物必有合”和“阴者阳之合”的思想
西汉官方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董仲舒强调一切事物都是成对偶的，他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春秋繁露·基义》）这里的“合”，就是对偶的意思。他甚至还认为对偶是相互渗透的：“于浊之中，必知其清；于清之中，必知其浊。于曲之中，必见其直；于直之中，必见其曲。”（《春秋繁露·保位权》）清浊曲直，互为包含。到此为止，应该说董仲舒的这些观点是有其合理的辩证因素的，但当他以此作为论证等级制度的合理化、永恒化的理论根据时，那就把这种合理因素完全歪曲了。他说：“推天地之精，运阴阳之类，以别顺逆之理，安所加以不在？在上下，在大小，在强弱，在贤不肖，在善恶。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春秋繁露·王道通三》）阴阳两极被赋予了善恶的属性。进而说：“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子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认为凡属阴的，只能服从阳，只能作为阳的消极的对偶而存在。这种“阳尊阴卑”的观念，就是把阴阳关系固定化，排斥了矛盾双方的转化。董仲舒还说：“天之亲阳而疏阴”（同上），宣扬阴阳的地位是天帝有目的的安排，这就不仅把矛盾形而上学化，而且加以神化了。
董仲舒承认矛盾，然后通过把矛盾对立面凝固化，以抹杀对立双方有性质和地位的转化，从而走向了形而上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思维教训。
再是，董仲舒承认事物的可分，他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但是又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春秋繁露·天道无二》）在可分性之上又加了一个不可分的天道，否认了事物的相反相成，抹杀了矛盾，从而又归结为形而上学。
（二）扬雄的不极不反、极则必反的转化思想
西汉末年的哲学家、文学家扬雄，继承了《周易》和《老子》的思想，也认为事物的对立是统一的。他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凶吉之同域。”（《太玄赋》）意思是，事物的对立面是交渗互转的。
扬雄辩证法思想的特点是重视“极”的观念，主张不极不反，极则必反。他说：“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牙（芽）。寒极生热，热极生寒；信（伸）道致诎（屈），诎道致信。其动也日造其所无，而好其所新。其静也日减其所为，而损其所成。”（《玄摛》）这是说，事物不达到极度就不转化，而达到极度就必定转化。事物在达到极度之前必定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当处于成长壮大时，不断日新，及其衰萎时，就逐日减损以至于消亡。扬雄所表达的这些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思想，大体上是符合辩证法的。
但是，扬雄有时又认为阴阳对立面的性质是不会变的，他说：“阳动吐，阴静翕，阳道常饶，阴道常乏。”（《玄告》）社会的尊卑地位也是不能转化的，“尊卑不相黩”（同上）。这又和董仲舒的阳尊阴卑的形而上学观点靠拢一起了。
扬雄的思想还具有严重的机械循环的倾向。他提出一个任何事物的反复都分为九段的变化公式。例如，他在论述人事凶吉的变化时说：“思心乎一，反复乎二，成意乎三，条畅乎四，著明乎五，极大乎六，败损乎七，剥落乎八，殄绝乎九。”（《玄图》）这中间一到三，是由发意、思考而决定，四到六，是由进展而著明至极盛，七到九，是开始损毁以至剥落、灭绝。扬雄还解释说：“自一至三者，贫贱而心劳。四至六者，富贵而尊高。七至九者，离咎而犯灾。五以下作息，五以上作消。幽潜道卑，亢极道高。”（同上）意思是，开始是由卑微而上升，虽贫贱而有希望；随后进入发展阶段，上升到尊高的境地；以后又转为坠退而销毁，虽富贵而实无前途。在这里虽然也透露了辩证法的观点，但是离开具体条件，把一切事物的变化阶段机械化、固定化，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循环论。
（三）王弼“异而通”的观点
魏晋玄学的主要开创者之一王弼，认为事物是矛盾的，矛盾是普遍的。他说：“故合散屈伸，与体相乘。形躁好静，质柔爱刚；体与情反，质与愿违。……同声相应，高下不必均也；同气相求，体质不必齐也。……苟识其情，不忧乖违；苟明其趣，不烦强武。能说诸心，能研诸虑，睽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周易略例》）意思是说，事物对立面是互相交渗的。事物含有相反的性质，但是，相反相从，相异相通，相对的有其一致性。睽而类，异而通。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而对立面又是互相联结、统一的，这是事物的普遍现象。
王弼猜测到了运动变化是有规律性的，他说：“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周易略例》）意思是说，万物都存在，必然归于统一的本体；运动变化持续进行是由于本体的制约，所以事物没有不遵循规律的状况，万物的运动变化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里，王弼把事物的运动变化归结为本体的制约，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是，他指出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则是辩证法的思想。
由于唯心主义体系的窒息，王弼的思想陷入了形而上学。王弼承认事物的变化是为了论证本体的不变，讲变是为了讲不变，这是唯心主义宇宙观决定形而上学发展变化观点的突出例子。
（四）华严宗“同相异相”的范畴和“事事无碍”的观点
唐代佛教若干宗派的思想特点之一是，辩证法和诡辩论紧密交织在一起。以华严宗为例，它提出“同相异相”的范畴，就是关乎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别性的关系问题。华严宗的真正创始人法藏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举例说，椽和瓦等共同构成房屋，因此，不但椽与椽之间有同一性，椽与瓦之间也有同一性。反过来，每根椽都不相同，又有差别性。这是对同一性与差别性的辩证关系的猜测。但是，法藏又宣扬“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意思是事物数量的大小多少的差别，现象与本质的差别都是不存在的。鼓吹“事事无碍”，完全否定事物的差别性。法藏以金狮子为例说，金狮子的眼和耳都是金的，所以金狮子的眼就是金狮子的耳，眼和耳没有差别。他甚至说，金狮子的一根毛是金的，所以一根毛中就有金狮子，部分和整体是没有差别的。这纯粹是形而上学的诡辩。佛教哲学中也带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但它又总是和诡辩论粘贴在一起的，正如前面提到的，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宋—清时期
（一）王安石“两”“耦”的矛盾观
北宋时代改革家王安石，是一位具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他的辩证观点主要是：
“万物之变”的思想王安石认为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是阴阳两气的统一体（“太极”或“道”）不断分化、组合的过程，即由太极分化出阴阳两气，阴阳两气又分化出“五行”——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五行”再生万物。最早提出“五行”说的《尚书·洪范》认为“五行”是天帝创造的，王安石认为“五行”是由气中分化出来的，同时又认为“行”是“成变化而行鬼神，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王文公文集·洪范传》），对“五行”作了新解释，强调“五行”既是万物构成的元素，又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据，把五种物质元素和运动变化直接统一起来，“五行”产生万物就是不断变化的过程，这是对古代“五行”说的新发展，是对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的客观辩证法的猜测。
“两”“耦”的矛盾观王安石认为万物变化的原因在于“两”“耦”，即在于事物的对立矛盾。他说：“道立于两，成于三，变于五。”（同上）意思是说，气有阴阳两个对立面，阴阳对立面的结合，形成某一事物；“五行”各有对立面，互相结合而生出事物的种种变化。万物的变化是“五行”的对立面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对立矛盾具有普遍性，贯串于一切事物，“皆各有耦”而且“耦之中又有耦”（同上），对立面的每一方面，又都有对立面相结合。“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同上）对立是无穷的，万物的变化也是无穷的。王安石这里讲的“耦之中又有耦”的命题，是深刻的，是对以往矛盾观的发展。
“新故相除”的观点在万物变化及其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王安石还提出了“新故相除”的观点，他说：“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处置）有辨（分辨），新故相除者，人也。”（杨时：《字说辨》引王安石《字说》）新故相除，就是新旧交替、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天”）和社会（“人”）的共同的变化规律。这是对不变论、循环论的否定，是为其变法运动提供理论根据的。
但是，王安石的辩证法思想也有严重的缺陷，他把万物的变化归之于“五行”的相互作用，这种狭隘的、直观的理解，必然导致机械论和循环论；他说：“静为动之主。”（《道德真经集义》引）从而又转向了形而上学；他称对立统一关系为“对”，但却主张“入神则无对于天地之间矣”（同上）。宣传“无对”，也即取消矛盾。这种局限性既和王安石受古代形而上学思想影响和束缚有关，同时也是和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相适应的。
（二）张载“两”“一”说——对立统一观点的素朴表述
北宋重要唯物主义者张载，继承和发展了《易传》的思想，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载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指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正蒙·太和篇》）“两”，指两端、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指对立两方的统一。意思是统一中有对立，对立两面有统一。这是对对立统一关系的天才猜测，闪耀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辉。
对于运动变化的过程，张载还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变化的两种形态的观点。他说：“变言其著，化言其渐。”（《易说·乾卦》）“变则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正蒙·神化篇》）意思是，显著的变化是变，逐渐的变化是化。事物在显著变化以后，又转入逐渐的变化；逐渐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阶段，又引起显著的变化，两种变化形态是转化的。张载这里所讲的虽然还不是量变和质变的区别，但是他却第一次区分了渐变和突变两种形态，把运动变化看作渐变和突变的对立统一的过程，这无疑是十分精彩的辩证法思想。
当然，张载也不能超脱历史和阶级给他带来的局限。他在阐发辩证法的同时又宣扬斗争归于和解的调和论思想。他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张载一方面看到了对立的斗争，又认为斗争最后归于调和。这明显地表现了他的对立统一思想的特色。
（三）二程的“无一亦无三”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