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后期桐城派文选译
1494900000019

第19章 方宗诚

)。宋李伯时兄弟(李伯时:李公麟,字伯时,舒城人,北宋画家、书法家。舒城与桐城古代也同为庐江郡。),以诗词翰墨,名播千载。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循吏:旧时指遵理、守法的官吏。)、忠节、儒林,彪炳史志者,创敬义书院,不可胜书。潜山与桐城为邻县,古代同属庐江郡,所以作者以曹松为桐城文学始祖。然是时风气初开,人心醇古朴茂,士之以文名者,大都尚经济,矜气节(矜(jīn):注重,重视。),穷理博物,而于文则未尽雅驯(雅驯:讲究文采修辞。),以复于古。郁之久,积之厚,斯发之畅。逮于我朝,人文遂为海内宗,理势然也。盖自方望溪侍郎、刘海峰学博、姚惜抱郎中三先生相继挺出,论者以为侍郎以学胜,学博以才胜,郎中以识胜,如太华三峰(太华:即华山,概括了桐城派文论的基本内容,古称西岳。),矗立云表。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仲伯。乌呼!盛哉!然余又尝总观桐城先辈文,三先生外,其前后及同时者,无虑五六十家。虽不足尽登作者之堂,而其各有所得,堪以名家者复数人。其余或长经术,或优政事,或论学论文,记忠记孝,亦足以广见闻,备掌故(掌故:前人事迹传说。)。

今夫言天文者,以日月为明,而恒星之熹微,保存了桐城乡土文献。

方宗诚(1818—1888),亦未能或遗也;言地文者,以海岳为大,而泉石之幽窈,亦未能或略也;今世之言人文者(人文:泛指社会文化,此处主要指文章。),以唐宋八家、明归熙甫为斗极矣(斗极:北斗星与北极星,有时专指北斗星。),而李翱、皇甫湜、孙樵,晁无咎、唐顺之、茅坤之撰著(李翱:字习之,唐朝散文家,曾从韩愈学古文。皇甫湜(shí):字持正,唐散文家,也曾向韩愈学古文。桐城派后期作家写了不少爱国忧民的文章与“经时济世”的创作思想有重要关系。孙樵:字可之,唐末散文家。晁无咎:晁补之,字无咎,北宋散文家,受苏轼赏识,强调了桐城派的文统之所在。本文论选文标准,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唐顺之:字应德,人称荆川先生,明散文家,与归有光同为“唐宋派”作家。茅坤:字顺甫,号鹿门,明“唐宋派”散文家。),亦未尝不流布于后世也。然而,文胜则质表,巨帙重编,而于事理无关切要,徒乱学者之耳目,纷后人之心志,则又不可不精别慎择,以定其指归。

曩者,康熙间何存斋、李介须辑《龙眠古文》数十卷(《龙眠古文》:桐城文人文集名,桐城县有龙眠山,为方东树从弟。诸生(秀才)。曾任枣强(今河北枣强县)县令,故有此称。),大抵多明人之文也。咸丰壬子春(咸丰壬子:咸丰二年(1852)。),余与友人戴存庄论吾桐之文,以我朝为盛。然物胜则必反其本,然后可以久而不敝。天地之气运,流行不能自已,畜久则必盛,盛久则必靡,亦理之势然也。去其靡以救其弊,岂非乡后进者之责与?因相与取诸先辈文,精选得数卷,大约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者为主,而皆必归于雅驯。本文对太平军充满了仇视,则是其固有立场使然。其空文无理论,或虽有事理而文鄙倍者(鄙倍:浅陋悖理。),不录。按时代以分卷次,其大家或数卷至十余卷,其足名一家者,安徽桐城人,或数卷至一卷,而杂家则数人一卷以附之。自城陷后(城陷:指太平天国农民军1853年2月攻克桐城。),藏书之家,多被焚掠,心所知者,尚有数人,无可访问。存庄又被贼祸,客处怀远。自伤孤陋,无同力者,深恐此书中废,使数百年文献无征,则亦古之网罗放失保残守缺者之罪人也。避地鲁谼(鲁谼(hóng):在桐城县境。方宗诚先人有享堂在此。),友人方宗屏为访得数人文补入之;今年授经东乡(东乡:在桐城县境内。),萧生敬孚又为访得数家集,皆为补选,于是遗逸者盖鲜矣。

夫学问之道,官至安徽学政。曾从学于方东树,非可囿于一乡也。然而流风余韵;足以兴起后人,则惟乡先生之言行为最易入。而况当兵火之后,文字残缺,学术荒陋,使听其日就澌灭(澌(sī)灭:毁灭净尽。),而不集其成,删其谬,俾后之人有所观感而则效焉,其罪顾不重与?昔者,孔子编《诗》而附《鲁颂》(“孔子”句:相传《诗经》为孔子编成,“鲁颂”是《诗经》中“颂”的一部分,共四篇,内容都是歌颂鲁僖公的。孔子是鲁国人,因而特地把它编入《诗经》中。经时济世的思想,方、刘、姚的文论中已经涉及,但加以强调则是从曾国藩开始,后期桐城派作家都较重视,这是因为鸦片战争后,字存之,中国社会的矛盾十分尖锐复杂,要求作家为现实服务。),删《书》而附《费誓》(《费誓》:《尚书》中关于鲁国的一篇历史文献。是周初周公旦长子伯禽封于鲁地,为进攻淮夷、徐戎的一篇出师誓词。),因《鲁史》以作《春秋》(“因《鲁史》”句:相传孔子作《春秋》是以鲁史官编的《鲁史》为基础写成的。《春秋》是一部周朝史书,桐城文录序《桐城文录》:戴钧衡与方宗诚合编的一部桐城县文选,用鲁国史编年。),其胘胘于宗国文献如此(胘胘:同“拳拳”,用意恳切。宗国:原指同性诸侯国,此处指孔子本国。),是亦学者所当法也。今纂初成,将有山左之行(山左:旧指山东。因山东在太行山以东。),因以稿本归敬孚而属其益加搜访校订以成之,爰书其义例于左云(爰(yuán):于是。该文后附有“义例”,本书未录。)。

咸丰八年秋八月(咸丰八年:1858年。),柏堂逸民方宗诚撰(逸民:隐居之人。)。

桐城文学的兴起,自唐朝的曹松。

桐城文学之兴,自唐曹孟徵(曹孟徵:曹松,字孟徵,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人,唐昭宗光化间进士,能诗。宋朝的李公麟兄弟,以诗词文章,名传千年。到了明朝三百年间,在科举功名、官职、名臣、循吏、忠节、儒林等方面,赫然写于史书的,书不胜书。但这时文学风气初开,文章指出:方苞、刘大槐、姚鼐“继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轨”,人心淳厚朴实,读书人以文章出名的,大都崇尚经时济世,重视气节,穷研道理广识万物,但对于文采则没有很好做到优美,达到古人的程度。凝结久了,积蓄厚了,文学这才能发展得顺畅。到了我们清朝,文学才成为全国的宗尚,这是情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大凡从方苞侍郎、刘大鏪学博、姚鼐郎中三先生相继挺拔而出,评论者认为方侍郎以学问为长,刘学博以才气为长,姚郎中以识见为长,三个人如华山三峰,矗立云间,虽然创作风格各不相同,全书七十六卷,但都能承接唐宋八家的正确轨道,与明朝的归有光不相上下。啊!这是多么兴旺。但我又曾总览桐城先辈文章,方、刘、姚之外,在他们前后或同时的作者,大约有五六十家。虽然不足以都能登上作家之位,但他们各有所得,堪称为一家的还有数人。其余的人或擅长经学,或优于政事,或讨论学问文章,记述忠孝人事,亦都可以增加见闻,备作掌故。

现在讲天文的,认为日月最明光,但长年不变的星星的微光,也没能遗忘;讲地理的,认为山海最大,号柏堂,但泉石的幽微窈渺,也没能忽略。现在讲文章的,以唐宋八家,明归有光为北斗、北极之星,而唐代的李翱、皇甫蔔、孙樵,宋朝的晁补之,明朝的唐顺之、茅坤的文章撰著,也未曾不流传于后世。不过,文采过分则实质内容就会丧失,长篇巨作,对于事理不能切要,只是扰乱读者耳目,纷扰人们的心志,那又不可不精心辨别慎重选择,以确立文学的宗旨。

早先,康熙时何存斋、李芥硕编辑《龙眠古文》数十卷,大约多是明朝人之文。咸丰二年春,收明末清初钱澄之至清代后期戴钧衡共八十三家文,我与友人戴钧衡讨论我们桐城的文章,认为清朝最兴旺。但事物发达了就必须要回顾其根本,这样才能长久而不衰败。天地的生气运转,流动不能自控,蓄积久了就会必然兴旺,兴旺久了就会必然腐烂,这也是事理的必然趋势。即文章经时济世的作用。去掉腐烂以挽救其衰败,这不是同乡后进的责任吗?因此我们二人互相找来各位先辈的文章,精选之后得到数十卷,大都是以有关于义理、经济、事实、考证的文章为主,而又都是属于文字优美的。那些只有空洞文辞而无事理,或者虽有事理但文字鄙陋的,都不选录。按照时代先后分卷编排,属于大家的文章或编为数卷至十余卷,属于能成为一家的,或编为数卷至一卷,从事经学研究和古文创作。著有《柏堂文集》、《柏堂经说》等。

本文系统论述了桐城散文的发展源流,不能专门成家的则数人一卷附在成家者之后。自从桐城被太平军攻陷后,藏书人家,多数都被焚烧掠夺,心里知道的,还有数人,但已无从访问寻找。戴钧衡又遭受太平军贼人祸害,作客在怀远。自己伤叹孤陋寡闻,没有同心协力的人,深恐该书半途而废,使几百年的家乡文献无处征引,那也就成了搜寻失散保存残缺的人们的罪人了。避难在鲁襌这地方,友人方崇屏为我察访得到数人文章补入书中;今年在东乡讲授经学,学生萧敬孚又为访寻得到数家文集,都进行了补选,这样遗漏的文章大约就很少了。

研讨学问的途径,不可以局限在一地。但是前人的遗风余韵,足以振兴后人,即方苞的“义法”说和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三统一的观点。此外又强调了“经济”,那么唯有同乡前辈的言行最容易接受。况且在兵火之后,文章残缺,学术荒陋,让它们日渐毁灭而不收集成书,删除谬误,使后人有所观览感知而效仿,这罪过岂不是很重吗?从前,孔子编《诗经》而收入鲁国的《鲁颂》,删修《尚书》而收入《费誓》,凭借《鲁史》而作周朝史书《春秋》,他对本国的文献深情如此,这也是学者应当效法的。现在编辑初成,即将出行山东,因此把稿本交给学生敬孚并嘱他进一步搜访校订以完成,于是写了该书“义例”在下面。

咸丰八年秋八月,柏堂隐居者方宗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