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人还是魔鬼？这好像是个弱智问题，或者只是战时宣传部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把希特勒写成魔鬼，实际上是不仅为希特勒开脱（“反基督”也有其历史使命要完成），也为一代德国人的错误开脱（人如何能抵挡魔鬼煽惑之蠹），只有把希特勒作为一个人来分析，才能真正得出历史教训，使今后世代不再重复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惨剧。
历史家，传记家，已经做了半个世纪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有不少拉下魔座的希特勒书籍出版。但是很少有小说这样做。十年前我翻美国后现代先锋作家戴文坡的短篇小说《铜色叶子红叶子》，写希特勒去看望尼采已经高龄的妹妹，全篇用的是“戈倍尔式”夸而无当的恭维赞美调子。有读者指责说，这篇小说是在赞美希特勒，实际上稍有一点艺术敏感的人，都会明白，这篇小说是在反讽：言辞可以多么虚假，“善行”可以如何虚伪。使我悲伤的是，许多读者竟然看不到此中奥妙。
2004年，德国上演了据说是第一部德国人拍摄的希特勒“传记片”《崩溃》（Der Untergang)，以希特勒最后的速记员视角，写希特勒自杀前在地下指挥所度过的最后12天。全片用的是“超级现实主义”，极度写实，上半部甚至相当沉闷。在令人窒息的绝望气氛中，希特勒从容举行婚礼再自杀，对服务人员彬彬有礼；而毒死自己的六个孩子然后自杀的戈倍尔夫妇，也似乎成了从容“就义”的样本。
此片在德国引发巨大争论，也挑动了德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的兴趣。由于全片集中在被困于地下的12天，没有任何“倒述”，说说希特勒是如何弄到这个局面，罪有应得的历史就基本上没有涉及。导演赫西毕尔格 (Oliver Hirschbiegel) 有意用冷静的纪实风格，剔除戏剧化的张扬，使得希特勒及其党徒一如平常人。
在影片引发的争论中，不少人欢呼：德国人终于成熟到能够自己冷静地对待自己的过去。这话是什么意思？当然德国人有权叙述德国的历史。实际上德国人一向拍二战电影，1981年的《潜水艇》(Das Boot)拍得实在出色，简直是英雄主义的颂歌。这些评者是说，德国人终于有机会自己演出希特勒。
英国恐怕是对这个问题最敏感的国家。2005年刚开始，BBC电视台就回敬了一部电影《阿道尔夫舅舅》(Uncle Adolf)，看得出来是一部投资不大的电视电影，但是编剧威廉斯(Nigel Williams)和导演兰腾(Nicolas Renton)取得了引人深思的成功。
电影取材自基本真实的历史：希特勒在20年代末**党政治暴发的时期，在慕尼黑与他的继母之孙女盖莉·劳巴尔(Geli Laubal)有三年之久的恋爱。
既为恋爱，当然是有感情的人之所为。但是希特勒对盖莉多方控制，容不得盖莉对任何别的男人感兴趣。1931年9月8日，盖莉与希特勒大吵一场后，在希特勒的公寓开枪自杀，此事史有明载，只是原因不详。有关见证人如希特勒当时的卫士等，到1945年后才能开口，众说纷纭，已经无法查证。
这部电影编剧的出色之处，在于把希特勒政治煽动的内涵，写得非常真实。典型的希特勒政治语言，台词几乎是当年几次演讲的实写，却与他的“个人感情生活”联系很紧。例如希特勒大谈“德国需要铁的纪律”，我们知道他是说盖莉必须遵守他的纪律；例如他激动地说“德意志，我在祭坛上献出我的血”，我们知道他想到的是盖莉血污的遗体，他献上的不是他的血，是其他人的血。在这个头脑中，民族的与个人的，政治的与男女的，是混成一片的。
这样的“人性化”影片，处理非常出色。我推荐中国影片进口公司买下放映权。
历史学家往往指责艺术家：我们多少年前早就讨论过的问题，你们今天才碰。电视剧《走向共和》引发争论时，近代史界就有这个牢骚。岂不知，学术诉诸理性，艺术诉诸感情。很多艺术描写，不是一个“事实真实”就能解决。希特勒是不是应该写成一个人，在艺术中，就绝对不是写历史那么简单。
一个现成的例子：就在BBC放《阿道尔夫舅舅》的那个晚上，哈里王子去参加一个化装生日派对。这个有名的惹祸包，竟然穿了一套德军服装，佩戴**党袖章。第二天英国报纸刊登出大幅照片，舆论大哗。他正报名军校，舆论要求军校拒收。这个王子已经20，竟然如此不知起倒，对历史的敏感，与中国影星类似。
连王子的历史觉悟都如此，我们对“人性化”地描写**，不免有点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