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标题《哲学的贫困》，来自普鲁东的副标题《贫困的哲学》，这些标题“贫困的标题”，却来自标题的富裕。
全世界每年要出几十万本书，其中中文的就是十几万；全世界每年要出二三千部电影。全世界每年要推出多少新歌？多少新牌子商品？多少新网页，新文章？感谢香港观众趣味刁钻，西方电影中文标题常有两套；可恨国际观众的挑剔，东方电影都得重砌炉灶弄个英文标题。
全世界舞文弄墨之徒，每年必须想出上百万个新标题！
如果想到人类文化史已经累积了几亿个标题，还得尽量避免袭用，这短短几个字的事，真是难极。无怪乎有的作家觉得取了个好标题，整本书就写了一半；无怪乎不少电影，已经拍完了，还是用的临时性“工作标题”。取题成了创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大学文学系，应当开一门“标题学”，有用。
我们每年见到绝大多数标题，陈陈相因，寡淡如水。洋人喜欢弄形容词＋名词：自从1826年库伯《最后的莫西干人》以来，已经有近一百部电影，近一千部小说，用“最后”起头，甚至中国电影也叫《最后抉择》《最后的战役》《最后的伊甸园》，真好像最后一次动脑子，今后不必为标题烦恼了。
电影《致命的诱惑》提醒了大家：极端就是要命。于是好莱坞推出《致命的结合》《致命的美丽》《致命的幸福》。这也对，天下何物，用过头会不致命？
而中国用得最滥的，可能是“红尘”：《醉卧红尘》《醉爱红尘》《笑看红尘》《滚滚红尘》《红尘有你》……还有“沧桑”，“云雨”，“凌霄”，“天地”等等让人听了感觉木然的死语。《烟雨红颜》《红尘佳人》，两半套语合四字，有标题等于没标题。
绞尽脑汁之余，有的人开始相信碰运气：猛地抖擞，撞上精彩。
美国剧作家阿尔比的名剧《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由于伊丽莎白·泰勒精彩演出的电影而享盛名，但是这让人一惊的题目，也够帮忙的。这个标题却是作者在酒吧洗手间看到的，有个醉汉，用肥皂在镜子上涂鸦写了这句诙谐话，明显是套用儿歌《谁害怕大灰狼》（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lf)。
田纳西·威廉斯的一出名剧，后来因为马龙·白兰度与费雯丽主演电影而尽人皆知。威廉斯把戏写完了，却没有定下标题，换了一连串的《扑克之夜》《飞蛾》《月中坐椅》……他正在新奥尔良寓所坐卧不安时，听到叮当声，看到街上开来一辆有轨电车，上面写着终点站欲望街，于是有了《欲望号街车》（A Street Car Named Desire)。后来批评家从这标题中读出许多象征意义，看来都是事后诸葛亮之无聊是非，因为威廉斯如果不朝窗外看那么一眼，哪来的象征？
荒诞派剧作家题目大多不够荒诞，只有约奈司库的标题，叫人两眼发直：《秃头歌女》（La Cantrice Chauve)，其实剧中既无秃头，又无歌女。只是演员排练时，不当心读错了句子，出了这个笑话，被剧作家抓住，改定为这个标题。这个文不对之题，形象不佳，戏却盛演不衰，保持了法国戏剧演出最长的纪录。而这个标题，也成为荒诞之所以为荒诞的理由。
大部分作者无此幸运，也无此胆识。
其实不是古人用尽了这些字眼，让我们无法找新词。古人在标题上其实很用心，玩险题，似乎比今人更大胆。1881年英国就有书名为《！！！》，到1925年才有人跟上一个《？》，让历代图书管理员极为生气——无法排进目录。
傅东华的译名《飘》，比起原题《随风而去》，何等潇洒！至于丢了原题意思，就小意思不必提了。据说法国文学学会几次开会讨论，决定普鲁斯特的名著，不许用已经久用的《忆华年》，而应更“确切”地译为《追忆似水年华》，而且全国统一，连我们这种做理论的，凡是文中提到这本书，出版社编辑也遵循命令，全部改掉！傅东华何幸，没有一个为天下做主的委员会做他的主。
短终是有限，长可以无限。西方人本来不太敢用长题目，庞德在20世纪初翻译李白，把“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这个二十字长标题，误作四句诗，上下两首诗连成一首，合用上一首诗的标题“江上吟”，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诗标题可以长到如此地步。亏得是庞德文字漂亮，诗本来就无理而妙，犯了如此大错，照样译成名作《河歌》（The River Song)。
后来的美国诗人，读中国诗译文多了，就知道长标题有“中国味”。加里·斯奈德有诗，《为何运木卡车司机比修禅和尚起得早》，颇有禅风，不落俗套；詹姆斯·赖特的《在明尼苏达威廉达费的农庄躺在吊床上作》，题目就 “中国”痕迹明显，不过诗写得不错，有中国古人之风，也算名得其实。
除了诗人，其他人玩长标题，得不到什么好处。披头士1968年有一首歌，题为《除了我和我的猴子人人都想捂藏一点东西》(Everybody"s Got Something to Hide Except Me and My Monkey)，这首歌后来音乐史家只称《猴子》；“自杀倾向”乐队有一首歌，《如果我今天无法微笑明天怎能大笑》（How Will I Laugh Tomorrow When I Can"t Even Smile Today)，再次演出时，就自己改为《明天怎能大笑》。《吉尼斯世界纪录》不收“世界最长标题”，因为玩花招破这纪录太容易。我听说过更长的标题，没有记住——明显是黔驴技穷之徒所为。
近年中国小说，流行一种“口水话长标题”，用词尽可能平易。《不快乐的不止你一个》《把悲伤留给自己》《爱情有什么道理》《生活由不得我做主》，看来是从流行歌曲学来的套路。甚至一些有资历的电影导演，也开始用清汤标题，《谁说我不在乎》《和你在一起》。或许他们认为当代青年，就听得进这种口水话。我个人认为此路不通。倒不是艺术上的原因——现今谈什么艺术性，会被人笑落伍——而是不谱上调子唱起来，就实在记不住。
标题记不住，何必要标题？我应当强调：取个好标题，不能只看成后现代“包装”：古人一样要绞尽脑汁取好标题：《红楼梦》代替了《石头记》，岂是偶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当时就是一个怪现状。
像《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 22)那样，标题成为一个语言的常用成语，才是最大的成功。据作者约瑟夫·海勒说，他的原标题是《第十八条军规》，编辑说当时正有一本题为十八什么的书将出版，于是他改为《第十一条军规》，后来不知怎地，乘上2，变成现在的标题。这是一个大手笔：英语双位数，没有比Twenty-Two更弯弯绕搅舌头的。相比之下，《第二十二条军规》，译得有点板，如果译为《圈套二十二》，说不定汉语也会收做新成语。
不过中国当代小说标题，成功地进入日常语言实践，也真不少。鲁迅的怪词“阿Q”，已经牢固地立在汉语中心。钱锺书《围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谌容《人到中年》，王朔《顽主》，陆文夫《美食家》，都是好例。还有孙周的电影《漂亮妈妈》，崔健的歌题《一无所有》，叶倩文的歌题《潇洒走一回》，也给汉语添了新说法。蔡智恒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虽然是套的美国科幻电影《第三类亲密接触》，也在青少年中变成流行语。标题对语言的贡献，远远大于文艺的其他部分。为此多动动脑筋，是尊重读者。
英国导演，不与好莱坞比大制作，另找自己的路子。其中之一，就是在标题上下功夫，反正英国文人的语感，一直比美国文人强。《过远一座的桥》《一条名叫汪达的鱼》《四个婚礼，一个葬礼》等等俏皮标题，不绝而来。英国导演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away），坚持电影个性追求从不妥协，令人尊敬。他的标题也怪得有趣：《一个Z加两个0》（A Zed and Two Naughts)《厨师，窃贼，他的妻子，她的情人》(The Cook， The Thief， His Wife and Her Lover)。后面这个标题居然开列“四个人物”，弄得很多人学样。我建议中国作家何妨一试：总不能在《戏说乾隆》之后，再取名《戏说慈禧》？那就不如称作《太后，皇上，她的太监，他的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