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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打之声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理由是充分的，事业是正义的，情绪是激昂的，“英语帝国”疆域依然在不断扩展。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世界语”，这个地位，未经全世界人民同意，已经不公平地给了英语。高速的全球化，迫切需要一个共同语，“英语帝国”，在21世纪，只会更加扩大。
最近有两个事件使这个问题又成为报刊标题：一是德国几家大公司——西门子，德国电讯，商业银行——宣布以英语为工作语，哪怕开会在场的都是德国人，也必须坚持用英语。此事没有引发什么波澜，几个公司谋求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而已。要到德国旅行，连“男洗手间”，“女洗手间”这两个词都不必学。老百姓的英语，有几个古怪发音习惯，绝对不比英国地方土话难懂。经理与学者的英语，几可乱真——我的一个学生，一直到毕业那天，我才知道他是德国人。
另一件事却弄出大波澜：2000年3月，巴黎戴高乐机场，决定空中调度全部使用英语，哪怕驾驶员和地面调度都是法国人，也坚持使用英语。原因是其他国家驾驶员一直抱怨，弄不懂他们在叽呱什么，心里有点烦，视出入戴高乐机场为畏途。这种抱怨毫无道理，戴高乐机场每年起降46万架次，几十年一直用双语调度，从来没有出过危险。但是空难太让人害怕。上个月俄国客机与瑞士货机因高度调度误会而对撞，人们第一个怀疑就是语言障碍：讲错或听错了。
机场如果出于纯技术原因只用英语，不会有太多异议，毕竟人命关天。《华尔街日报》很不明智发表了一篇评论，嘲笑“法国官僚”到今天还为机场指挥语言这种事情伤脑筋，意思是他们不识时务。此文引起讲法语的加拿大魁北克省语言部长大怒，声明“七百万魁北克人决不向语言帝国主义投降”。
每个民族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是神授的，他们的上帝也使用这种语言，因此民族语言人神共享。难道现在全世界的神祇也得学英文？已经让出天空，还得拱手让出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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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帝国主义”，是丹麦学者费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在1992年的同名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英语使用范围扩大到如此地步，原因在于英语国家的外援，很多用于支持第三世界的英语教学。他认为这是个大阴谋，因为越“支援”越“依靠”，英语霸权结构化。
我认为这位丹麦学者的指责，很有道理。丹麦与其他北欧国家，一向英语说得最地道。20世纪中叶最权威最详尽的英语语法，是丹麦学者叶斯帕森所作，他们对英文并无偏见，批判也没有激愤情绪。
英语国家学者，也出来指斥英语帝国主义。澳洲学者潘尼库克(Alistair Pennycook)认为英语是“制造殖民意识形态的场所”。 需求与供应互相扩大，出版商与语言学校形成“共谋利益集团”，英语教学把非英语国家变成了“语文市场”。更重要的是，英语成为“通向成功之路”，会不会英语，俨然两个阶级。
的确，英语的成功，已经远远超出历史上任何曾经当作“共同语”(lingua franca)的任何语言。先前拉丁语曾是欧洲教会与学术界的“共同语”，俄语曾是共产主义阵营的通用语，阿拉伯至今是伊斯兰世界的僧侣通用语，但是都没有成为世界共同语。
英语是七十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一百多个国家作为首选外语。克利斯塔尔1996年所作《作为全球语的英语》统计出：在20世纪末，全世界使用“流利或合理的”英语的人口，已达1/4，即12至15亿。这个数字会引起误会，因为汉语使用者也达到全球1/4。英语不同：除了美英澳新南非等英语母语国家大约4亿人口，其他近10亿英语使用者，不是普通人，而是每个国家社会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人。
目前全世界的经济贸易，商业文书，政府交往，学术论文，旅游交通，基本上都用英文，科学界几乎完全用英文交流。电脑软件程序用英文写成，网址域名注册为英文。据说因特网上的材料，90％左右是英文。
绝大部分国际学术会议，能用英语必用英语，除非有外交上的不便，国家荣誉的牵涉，或者像穆沙拉夫、阿拉法特等人演讲，英语与本民族语交替使用，结果是给国际上听的一套，向自己的百姓说的是另一套。当然他们知道这两边词对不起来，对自己的形象没有好处，但是先要把眼门前的危机渡过去，无妨内政外交各用各的语言。
我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听到一位法国教授坚持用法语，大部分西方知识分子的法语水平，不够讨论学术。哪怕能读能说，也听不懂复杂题目。全场尊敬地保持沉默，说完后，有礼貌地鼓掌。只有一个鲁莽的女研究生吼了一句法语：Je ne comprend pas！（我听不懂！）顿时全场哄笑。那位法国教授涨红着脸站起来想抗议英语帝国主义，看到一脸天真的笑容的女学生，不太像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犹豫了一阵，只能无可奈何地坐下，又引起全场一阵哄笑。这位教授使用法语是一种抵抗姿态，经常就落到一场笑闹的局面。
有时候，语言冲突落入的绝非笑话。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绝灭，就是发生在讲法语的胡图族，与讲英语的图西族之间。图西族只有总人口14％，但是比较富裕。两个族群的大规模冲突从1958年独立起就绵延不断，终于在1994年4月至6月发生了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大屠杀。这个国家仅700万人口，据国际红十字会估计，100万人被杀，400万人沦为难民。这个惨剧，与英语法语的对立有多少关系，至今没有见到详细讨论。法国政府事后曾发表调查报告，检讨“反应不够及时”。
我认为语言不能对这样的惨剧负太具体的责任，不然我们谈的“语言帝国主义”，就太切实了，真要动刀枪火炮来解决。本文讨论的文化政治问题，在历史的尺度上，意义更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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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故事，是关于人类语言起源的巴别塔故事。至今让德里达、斯坦纳等关注语言的哲学家遐想无穷。目前世界上使用的“活的语言”，据说有6701种。已经死去的历史语言，当然无法统计。要平等对待如此多语言，事实上不可能，很多语言只是“活化石”，只有语言学家感兴趣。有很多种族的人，想离开村子，就必须学一种“外语”，想走一段旅程，就必须学几种外语。语言之间，本来就有文化地位差异。即使方言之间，有无穷的权力关系讲究。
于是，很多人想回到巴别塔之前，回到全世界说一种语言的美好大同世界。
从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各种“人造世界语方案”，有Interlingua， Ido， Novial， Volapuk， Occidental 等。
所有的人造语，实际上都是以欧洲语言为基础，虽然只有Occidental明白声称只想统一西方语言。其中流行最广，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运动的，是Esperanto，中文借用日文译作“世界语”，原意却是“希望语”，是1887年由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把拉丁系诸语言打混后消除复杂语法的产物。规则简单明了。由于所有的西方语言本来就保留大量拉丁语源词汇，受过较好教育的欧洲人几乎不用记单词，用几个小时就能“学会”。Mi havas bona amiko，无论是否学过世界语，都能猜出这意思是“我有个好朋友”。
如果不是欧洲人，还是得记忆词汇，但是Esperanto通用词根只有2000。一个语言，没有标准发音，标准用法，没有变格变位，没有经典文献，没有成语惯用语，甚至没有“优劣”之分，如此共同语，真是个大解脱大自在。
无怪乎世界语首先吸引了两类人物：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沈仲九，匡互生，蔡元培，年轻的巴金。蔡元培1912年任教育部长，提出把世界语列为小学课程，虽然未果，后来还是有不少学校，把世界语作为必修课。民国初年，以函授方式学习世界语的中国人已经有7000，可以说是当时最大的“民间文化团体”。
胡愈之是世界语在中国最持之以恒的推动者。他于1920年发起的“上海世界语学会”，据说是全球世界语运动坚持最久的团体。
而且他亲身实践，创造了一个“奇迹”——用世界语走遍天下。1928年胡愈之留学法国，当时他不懂法语，全靠“世界语同志”帮助。作为中国世界语代表，参加了在安特卫普和牛津召开的世界语联大会。世界语联每年开会，甚至两次世界大战中也拒绝暂停。常有千余自愿参加者，一律用世界语交流。
1930年，胡愈之归国，想顺陆路访问各国。在德国和波兰，一路有“世界语同志”接待。苏俄当局没有给胡愈之签证，但是在莫斯科站台上，竟然看到挥舞着世界语绿星旗等着他的两位女“同志”，俄国世界语者轮流陪他参观访问。胡愈之的“世界语之旅”，给不少人的印象是世界语真能通用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