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说：“比起我的身体，我更能理解我的灵魂。”他的意思是说，对别人，我仅仅能了解身体，因为我无法接近别人的意识。即使是作对比，这句话未免太乐观。哪怕《格调》这样的通俗书，都在令人信服地说，我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还非常起码。哪怕在读懂了该书之后，我对我心的认识，恐怕还没有起步。不然我不会对自己的社会等级无所措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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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来，自我膨胀式浪漫主义者，层出不穷。提倡英雄崇拜的卡莱尔，建立“自我”体系对抗非我的费希特，把艺术视为解决主客观“最高同一”的F·施莱辛格，声称“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的叔本华，以及那位推崇“强力意志”的尼采，让人眼花缭乱。
德国人的自我膨胀，偏向于哲理。美国人则把自我膨胀作为应有的生活方式。惠特曼的《自我之歌》（Song of Self），楚图南译成《自己之歌》，稍微闪开一下，躲开“我”字。但是反复咏叹得很明确：“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哪怕有“你”，还是自己：“我相信你，我的灵魂。”
另一首同样有名的诗《我歌唱带电的肉体》，说得更清楚一些：“我歌唱的主题是渺小的，但也是最大的——那就是，个人自己——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为了新世界，我歌唱这个。”
自我膨胀是美国的需要，不一定是欧洲（“旧世界”）的需要，其他国家呢？惠特曼当时无法猜到中国人自我的崛起。
幸好，每当有一群自我浪漫主义者出现，必有更多的自我限制的悲观主义者应运而生，不然，现代思想史，就成了自大狂的辩护史，现代文学史就满是向这无限飞翔，而满世界无人不癫狂。
例如加缪在《反叛的人》中就认为在苏联式的集体主义，与美国式的“存在主义”之间，可以有一种“地中海－欧洲文化态度”：回向希腊文明倡导的平衡，人不一定非要跨过生命的局限。反叛是需要的，但是浮士德式的无限追求，会让人失去节制。
我同意英国当代哲学家吉登斯所说的：“晚期现代性境况中的自我，必须依靠反思产生。”《中庸》里说的“不思而得”的圣人，在现代已经不可能。
自我膨胀，是为了涨破传统社会的硬壳，引出开放式的个人——社会关系，以适应市场需要。这壳固然是限制，却也是自我的保护壳。裸露的自我，固然在一定范围内有选择的自由，却增添了选择的焦虑：自行建立与社会的关系，远不是毫无精神代价。
自我限制派与膨胀派的对立，最出人意料的是弗洛伊德与赖希（Wilhelm Reich， 1897－1957）学说的冲突。一般都认为弗洛伊德应当对20世纪的自恋狂负主要责任。或许有道理。但是赖希的心理分析理论，崇尚自我远远更甚。
这位奥地利医生原信奉弗洛伊德，投于门下。1927年出版《性高潮的作用》，认为性高潮是某种宇宙能量（他称为“高潮素”Orgone）与自我的对接，是人生的至高需要。而各种社会压制，形成生殖器官的“黏膜甲壳”，自我一旦失去“高潮潜力”，生理上会引发高血压、溃疡、风湿等“压抑病”，社会上造成沙文主义，种族主义，***主义。无法达到完全的性高潮，就不会有完整的自我。
弗洛伊德描述的自我，远比赖希说的复杂：完全立即地满足本能欲望，会同社会发生冲突，而且引出过大的负疚感。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文明是以本能的遏制为基础的”。他认为这是必要的，是文明的代价。自然，现代文明向纵深发展，意味着负罪感增加。
赖希的书，1947年译成英语后，突然开始轰动。1954年，他的著作被禁，已经移居美国的赖希本人，也被关进疯人院。而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任主席的心理分析学会，宣布开除赖希。
斗转星移，赖希1957年死于狱中后，他的各种著作大行其道，这位一度被视为伪科学家的妄人，现在成为圣者。
马尔库塞在《单面人》中发展出来的理论，基本上与赖希一脉相承，只是从心理学转到社会学上：发达工业社会压制人的深度欲望。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自己政治上如何受摆布，但是无法说清自己在文化上、心理上如何被社会控制。要索回自我的“反抗能力”，只有回到本能欲望上去。
这种个人反抗哲学，在萨特那里集大成。人按照自己的意志造就他自身：你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此乐观勇敢的存在主义，离海德格尔那种强调存在的畏惧和焦虑的哲学，已经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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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自我，是一切思考的出发点。有什么样的起跳，就扎进什么样的水里。“我”，远比我们胆敢设想的复杂得多。
当代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反而让人看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我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种族，阶级，性别之中，对此我们没有选择能力。我们身上先天决定的因素，远比我们想象的为多，生命像一颗已经丢出去的骰子：在基因那一团纠结的乱麻里，智商，相貌，身高，体重，瞳仁的颜色，以及许多疾病，都已经先于我的存在被决定，任我如何“选择”都无法改变。最近，调查同基因双生子，发现基因甚至决定了我们的“幸福感”：同样的半杯饮料，有幸福感基因的人，倾向于说“还有半杯呐”；而生来感到不幸的人，常说 “只剩半杯了”。自我的第一大奋斗目标，竟然先天已经决定！
关于性格的研究，似乎扩大到基因之外。据心理学家调查，母亲做得不好，会使子女一生遇到多达70项的“问题”。最近又有调查，发现剖腹产婴儿，长大后容易依赖他人，性情急躁。他们没有“阴道产儿”那种奋斗挣扎让自我出胎的“胎儿记忆”。在西方，近20年剖腹产增加三倍；在中国，恐怕30倍不止，无怪近年烦躁儿童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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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问题，如此复杂，就像自恋与羞耻，饕餮与厌食，大部分人在两极之间摇摆。据许多传记说，最漂亮的女人戴安娜王妃，生前就是每隔一个星期从暴食跌倒另一头——厌食。社会规范，给我的选择自由带上负罪感，于是我们想自我控制，健身，化妆，整容，当今各种控制自己肉身的秘方，成为大规模的产业，与其说是由于我们自恋，不如说是对自我感到焦虑。
而在当代中国，我们读到许多平易近人的自我中心教导：哲理散文家赠给我们的尤其多：
“人必须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
除了事业爱情，“不要忘记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属于你自己”；
对每个人，最宝贵的是自己，因为，“你死后，没人能代你再活一次。”
看来我们的哲学家是在把尼采“成为你自己”的训导，变着花样反复说。
这些箴言，如果是美国教育家写的，恐怕他得为这几句话作一番界定。如果是欧洲校长，恐怕他会挨社群主义者的抨击。在当今中国，听起来几乎是老生常谈。抱怨这些“哲理美文”清汤寡水，没有思想韧性的读者或许有之，对这些话是否站得住脚的怀疑，我尚未听到。
曾几何时，我们尚是以对国家责任感的道德立国之模范，不久以前，我们还是全世界最美好的集体主义乌托邦。难道真是中国人变化快？或许美国汉学家感慨得对：“中国人学美国学得真快”？
让我斗胆说一句：中国人学美国人太容易，中国人学做中国人才是难事。
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即儒家家族伦理，本来就不牢固，缺少价值超越性，宗教式神圣化不够，加上缺少哲理的深虑反思，流于疏浅的工具理性层次。“文革”把这套改装过的旧价值，付诸狂热极端的全民强迫实践。在不可避免的大失败之后，从“文革”后期开始，就只能把这些价值弃之不顾。从那时起，中国人就早已经不像中国人，更像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人。
我倒是听到过一位做比较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提出一个有意思的虚拟实验：把一个世纪前的平均美国人，西欧人，波斯人，日本人，印度人，俄国人……以及中国人，与当今的平均美国人，西欧人，伊朗人，日本人，印度人，俄国人……以及中国人，一对对坐着，你就会发现，从外表到内心，中国人变化远为最大。
中国人变得如此快，当然是好事。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中国哲学家出来，为中国人急剧变形的自我作辩护，或代我们忧虑反思，一切都似乎是自然而然，不必质疑，这点最令我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