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有个半岛叫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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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 额尔金伯爵的“忏悔”

“灾难,荒年,饥馑——”额尔金伯爵曾经感叹地说:“我的名字可能会加在这个东方的苦难单子上。”他的预感果然实现了,添上了第四大灾“烧园”。额尔金这个名字,因为毁灭圆明园,已经被永远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在英国,持文化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名字所象征的殖民主义历史,已经十分反感。一般民众,多少也知道这个名字不名誉。其原因却是另一个额尔金——七世额尔金伯爵。此人18世纪末任英国驻奥托曼帝国大使,当时土耳其统治希腊,额尔金为了“保护文物”,把雅典万神殿的大理石象运到伦敦。所谓“额尔金大理石雕”(The Elgin Marbles)成为大英博物馆一号珍藏品,也成为当今希腊政府与英国政府的一号争执。其孙九世额尔金伯爵也为英帝国重要人物,20世纪初任英殖民大臣,“培养出”他的副部长丘吉尔这个大英帝国最后一个主持者。

我们说的额尔金伯爵,是在乃祖乃孙之间,八世额尔金伯爵,詹姆士·布鲁斯(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此人虽然后来官达印度总督,但是一生做的最重大事务,却是作为“全权使节”(Plenipotentiary),主持对中国长达4年(1857-1860)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是一个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的侵略。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政治运作,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实际上未能打开中国的门户。20年中,列强对中国官员的装聋作哑保持门关户闭,已经无法忍受。而且,中国局势正在大变:西方势力不仅要在中国取得最大利益,而且要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决定支持何者。因此,这是一次极为复杂的政治征略。额尔金在书信中称北京为“满洲人首都”(The Manchu Capital),西方在南京北京之间,尚未能定夺。

为此,英法在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就筹划对华再战。1856年香港总督保林(Sir John Bowring)抓住一件可做文章的小事:一艘曾在香港登记的“艾罗”(Arrow)号船涉及走私,被广州缉私水警登舟检查并拘押华籍水手,据称还降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一场外交风波,给了英国绝好的开战借口。

次年秋天,额尔金到新加坡结集赴华远征军,恰好传来印度大暴动消息,额尔金只能带部队急赴加尔各答救火。对华战事延后了半年。1857年12月,在与赶到香港美国俄国公使会商后,英法联军战舰近40艘驶入珠江,28日凌晨起对广州城防进行了一昼夜的疲劳轰击,29日登陆作战,几乎没有伤亡便占领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坚持“六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抓到加尔各答瘐死圄中。

历史上总把叶名琛说成是第一大庸臣,实际上当时局面,封疆大臣只能六不,无法一有。此后与额尔金打交道的,从咸丰皇帝,到清廷第一个外交部长恭亲王,到谈判大员大学士桂良,到吏部尚书花沙纳,到负责防护北京的僧格林沁,办法多矣,无一有用。僧格林沁还像模像样地打了一次胜仗,最后结果不比叶名琛强。

不是说额尔金韬略世界无敌,额尔金转战印度,中国,日本,武器上绝对优势尚在次。他是个政客,是在进行政治活动。军事失败后,也就明白了政治对策才是有效办法。

广州战后,1858年远征军继续北上,5月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同意各国使节驻京,增开商埠,为“肇事”赔款。清廷指望在白河口“观战”的美国俄国调停,5月20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同样用昼夜炮击后登陆作战,同样以极少伤亡夺取京津门户。6月26日清廷被迫与各国分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给俄国的大片土地,最为莫名其妙,而损失最为长远惨重。

额尔金的弟弟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处理《天津条约》的执行,额尔金本人远征日本后,1859年回到英国,升官入阁。他的弟弟想用凯旋式进京,遭到严拒,6月25日,指挥舰队再次重演冲击大沽要塞,结果伤亡1000之众,成为英帝国殖民史上少有的惨败。

消息传到英国,额尔金再次受任,到中国挽救局面。这次结集2万英法远征军,1860年春天出发北上,陆续占领舟山,大连,烟台,完成对渤海湾的封锁。8月12日从不设防的北塘登陆,迅速占领军粮城与塘沽,10天后再攻大沽要塞,僧格林沁弃守,清廷赶紧求和,额尔金却刻意以苛刻条件拒和,进逼通州,八里桥,直至京郊。此时清廷慌乱无计,咸丰出逃,不久病死于热和行宫。

1860年10月6日,到达北京西郊的法军士兵首先抢劫圆明园,英国士兵马上赶来哄抢。此番抢劫并非额尔金的命令,但是他并没有严令阻止,此后西郊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均遭抢劫。10天后,10月8日,守城的清军杀死联军18名战俘“以振军威”,额尔金下令火烧已经抢残的圆明园“以示惩罚”,大火延烧3日,浓烟笼罩北京,13日联军攻陷安定门,北京陷落,于是签订《北京条约》,允许内地传教华工出国等等。

额尔金的对华策略,很明显着重政治:对清廷采取恫吓式猛打(尤其是昼夜炮击,火烧之类炫武施威式战法),不相信诺言甚至条约,务必把清廷打怕,实际上是一种武装勒索。与此同时,诱之以利:两次战事之间,额尔金率领五艘炮舰上溯长江,向太平军挑衅,炮击太平军工事。第二次攻击之前,部分西方军人留在上海,帮助清军抵御李秀成日益紧迫的包围。一打一拉,终于使颟顸无能的清廷彻底认输。

以上额尔金的“事迹”,许多近代史书籍上都有。本文要说的事,可能中国读者尚不太清楚:这个八世额尔金伯爵,是个著名的自由思想政客。父亲在希腊用钱过于大度,家道中落,此人靠现代式煤矿开发而致富,作为保守党竞选成下议员。30岁时兄病故,辞议员职继承爵位。苏格兰爵位不能进入上议院,因此被英国政府委任为牙买加总督。在任上主张解放黑奴,并且“在道德上,教育上,社会身份上,提高前奴隶地位”。

1847年,他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马上就遇到1848这个欧洲革命之年。加拿大独立派,讲法语的魁北克人,以及正在大量迁入北美的爱尔兰人,都在谋划加拿大革命。额尔金迅速在加拿大建立“责任内阁”,对加拿大议会负责,而不是对英王负责,实际上给予加拿大半独立地位。此事使加拿大与英国本国的保守派都异常震怒,几乎酿成暴动,额尔金本人被暴众殴打,但是他沉着应付,稳定了加拿大政局。

1854年他回到伦敦,从保守党转入辉格党(自由党)。上院和政府都邀请他加入。正在此时,发生了上面说过的“艾罗号事件”。首相帕默斯敦(Henry Palmerston)要借此发动对华战争,由于借口本身过于荒唐,议会中的自由派极力反对,政府议案被多数议员击败。帕默斯敦被迫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用“爱国主义”煽动选民,结果建立了支持者占多数的新议会。额尔金就是在这个背景上被选作对华远征军统帅。

如果说额尔金在二届外任,赢得了“用自由主义方式改造帝国”的响亮名声,这一次却不同:中国并没有被征服,并不是英帝国的一部分。额尔金的自由思想,是英帝国内部关系的处理方式,例如后来他担任印度总督时,就因为拒绝赦免杀害印度人的英国士兵,遭到全体在印英人的憎恨。但是对拒绝与帝国交往的人,例如软硬兼施就是不开放门户的清政府,额尔金就不得不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情”——任何政治立场的英国政客都必须做的事。

与别人不同的是,额尔金一边做,一边感到良心责备。他的大量“同步忏悔”留在日记中,留在给妻子的信里。

关于“艾罗号事件”,额尔金觉得“没有比眼前这场争吵的起因更可鄙的事了”。这句话他看来没有对帕默斯敦首相说,不然恐怕不会委任他了。

关于对广州的昼夜炮击,“对此事我极为厌恶,我几乎无法相信我自己在写下此事”。

在轰击大沽要塞之后,威胁进攻北京时,他写道:“我是被迫如此野蛮行事,我是中国人的朋友。”“看到我的同胞的态度,我一生从来没有如此厌恶。”

在《天津条约》签订后,他说,“肯定我们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方式至为丑恶,如果不是相信我能为中国人做点好事,我决不愿意参与此类丑行……任何人都能把《天津条约》弄到手。我的成绩只是用最小的人命代价取得之。”

他的逻辑似乎是:强迫开放中国,对中国人是好事。他的任务是尽量减少过火做法,减少英国人,以及中国人的生命牺牲。应当说,这个基本立场似乎可以理解。但是让额尔金成为千古罪人的,正是他没有守住这条底线。

1860年10月初圆明园被抢之后,他到现场视察,十分震惊:“这个园林之美,一如英国公园:有无数建筑,珍奇古玩,美奂美轮,竟然被如此糟蹋,没有一个房间得免。而且打碎的占一大半:抢劫已经够糟糕,破坏更惨,所劫的价值绝对不到一半。法国兵乱撕丝绸,打碎玉雕瓷器。”他的结论是“战争是一件可憎的事,看到越多,越恨之入骨”。诚然联军纪律之差,一直使额尔金头疼,他自己司令部的藏酒也被士兵偷走。但是劫掠圆明园不是几瓶酒的事。他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无怪乎需要“惩罚”清军杀俘行为时,索性让圆明园烧成焦土。

额尔金的“理智”,并没有阻止他采取最罪恶的暴行。他的私下“忏悔”,看起来非常虚伪,典型的帝国主义虚伪性:伪君子比直肠子犯罪分子更为可恨。

读额尔金这些自白,我想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是自由平权思想本身的局限。正如民主制一开始是有身份者的民主:在希腊,是奴隶主民主,在英国是贵族民主,在初期美国,是白人种植园主的民主;在18世纪的西方,是富人民主;19世纪,是白人民主,男人民主。世界范围内人民的平权,更是近世才慢慢展开的思想。

但是权力者的“开明”态度,始终是针对“自家人”的。苏联改革开放的第一人赫鲁晓夫,却是匈牙利的镇压者;林登·约翰逊在美国总统中,算是最开放的人,任期内通过了民权法,开始了医疗福利方案,但他却是利用“东京湾事件”,使越南战争升级的罪魁祸首。香港总督包林,是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的终身密友,甚至是英国最早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的支持者。但是他为帕默斯敦制造了一百年前的东京湾事件。

在某个位置上,在面对“非我族类”时,自由思想似乎一直有个边界。到今天,自由主义原则上不再有民族边界,但这只是就理智而言。在感情上,在潜意识中,民族与民族还远远没有能够“生而平等”。

因此有的人认为,额尔金的私下忏悔,是自由主义的“本质暴露”。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能说错。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个逐渐发展的复杂思想集合。

第二个问题是,忏悔与不忏悔,有区别吗?我想是有的。不忏悔者的价值观整体而无裂缝,一贯而不变化。希特勒从无忏悔之词,一直到柏林陷落,举枪自杀前,他都不认为他给德国人民带来需要道歉的灾难,反而认为德国人证明自己“弱质”,辜负了他的希望。德国社会党领袖勃兰特等开始的民族反省,凡是了解德意志民族性格中内在骄傲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桩容易事情。

东条英机到死前也不忏悔,大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的政治领袖,一直拒绝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认真全面的忏悔。不用说日本人,就是当过汉奸的中国人,除了溥仪思想改造,半辈子写检讨,其他有谁做过忏悔?周作人有几十年静思时间,写了不少文字,没有一点忏悔,连与鲁迅反目的事,也未认错,反而怪到信子与许广平两个女人身上。读胡兰成《今生今世》,很奇怪他连给吴四宝这种上海滩最肮脏最血腥的人物出谋划策,都津津乐道,毫不觉得有必要忏悔,无怪乎他也不觉得有对不起张爱玲的地方。如此得意地谈自己的汉奸经历,也是一奇。再看王力回忆“文革小组”,周一良回忆“梁效”,调子基本相同。我相信还有不少人的“文革”回忆,最后终会出版,但是能读到中国人像样的忏悔吗?我对此不抱希望。

额尔金本来没有必要做任何忏悔,私下忏悔也没有必要——没有人在呼叫:额尔金,你为什么不忏悔?忏悔与不忏悔,对中国没有区别,圆明园烧了,再忏悔也只有断垣残壁了。额尔金这种私下忏悔,与受害者无补,他只是安慰自己的“良心”罢了。

但是,我认为,不管在什么范围之内忏悔,忏悔总比不忏悔好。因为忏悔显示价值观的冲突,“职责”与思想的背离,社会认同与个人信念的对峙。这种冲突可能是虚伪的,但是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哪怕作为个人,例如额尔金,已经灰飞烟灭,代表这两种价值观的文化力量,却不会容易消失。

现代社会的形成,不仅是集团利益互相制衡,也是价值观念互相制衡。如果额尔金已经发现帝国主义利益,与自由思想互不相容,只是因为各种原因,例如建功立业的打算,或是认为中国应当强迫开放,他把帝国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忏悔隐没在日记书信里。不过总有一天,这种忏悔会在民族思想中浮现出来。

而能忏悔的民族,与不能忏悔的民族,最后还是不一样的。我这里并不是说英法政界已经在认真忏悔帝国主义时代的罪行,我是说,西方思想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严肃的。

本文许多额尔金的引文,转引自约翰·纽辛格(John Newsinger)在2002年第1期英国《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额尔金勋爵与中国战争》(Lord Elgin and the China Wars),特此致谢,虽然笔者看法与纽辛格先生不同,但是该文对自由主义的严厉批评,可以作为本文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