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书，是我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以及准备论文时做的笔记——读书笔记，心得笔记。笔记做多了，还没有动手写论文，这本不大的书自己成形了，时间是1985年的夏天。
我记得柏克利铺满阳光的街道，通向澄蓝的海滨，傍晚时分，雾气会从海湾卷上来，沿着街上的树列往前推进，而从海里爬出来的我则开着我那辆二手车，赶在翻卷的雾前面开回宿舍：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雾气的前锋翻着滚着，像一群猫的鬼魂，奔跑着抓我的后轮——这真是个奇特的经历。为什么翻开这本稿子，就想起柏克利的街道，雾中的花树？很可能写这本书本身是我一生罕有的快乐经验：没有分数之谋，方帽之谋，稻粱之谋，也没有什么人等着看，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想通一个问题后，那种爽然，那种触类旁通的乐趣，以后再也没有体验过。
叙述学实际上是个条理相当分明的“学问”。只要把头开准了，余下的几乎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式的推导——从公理开始，可以步步为营地推及整个局面。在人文学科中，这样的好事几乎是绝无仅有(可能语言学会有类似情况)，尤其是，这样一门再清晰不过的学问，一百多年来有那么多名家，写了那么多的书，却要等到20世纪下半期，到70年代后，这门学问才渐渐成熟。而作为其出发点的几条“公理”，竟然要到80年代才有人点破，而公理中的一条最基本公理，我觉得我自己的体悟，可能比旁人更为清楚。
这条公理就是：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
说者／被说者的双重人格，是理解绝大部分叙述学问题的钥匙——主体要靠主体意识回向自身才得以完成。
由此，出现本书拗口的标题。
这条原则——我认为的“叙述学第一公理”，其他学者可能表达方式不太相同，也有相当多叙述学研究者可能一直没有说清楚。我个人觉得巴尔特和托多洛夫有几次差不多把这个问题点透了，但是英语国家的学者，或许是因为英语本身的简略特点，也或许是因为英语学者难以摆脱的经验主义(一个“自主”的主体，是经验的前提)，似乎没有关注这层道理——这个自身分层自身互动的道理。
困难在于，叙述学没有一个欧几里得。它是反向积累的：先有很多学者研究个别题目，例如“视角”、“意识流”、“作者干预”、“不可靠叙述”等等，然后有一些结构主义者试图综合成一个个体系，然后有许多后结构主义者试图拆解这些体系，只有到这个时候，公理才被剥露出来。本书的讨论得了后瞻的便宜，才有了一个貌似整齐的阐述。
从这个意义上来回顾，的确叙述学这门似乎并不复杂的学问，也只有依托当代文学／文化学的全部成果，才可能精密起来。首先是詹姆士，伍尔夫，普鲁斯特，契诃夫等人创造了现代小说，实践远远地走在理论之前，才在20世纪初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小说技巧的讨论。但这只是叙述学的“前历史”。叙述学是20世纪的文学文化理论大潮(很多人认为20世纪是理论世纪，文学理论比文学创作成绩更大)的最具体实用的产品：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索绪尔语言学，布拉格学派，新亚里士多德学派诸家群起；60年代结构主义积富而发，直扣门扉；直到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以人类学术思想提供的最精密分析方法，登堂入室。所有这些学派无不关注小说的叙述(以诗为分析基型的英美新批评，也数次试图把他们的理论系统使用于小说叙述)，把它作为分析其他人类传达活动文化活动的范式。
骄傲睨世的巴黎知识分子群体，竞争激烈的美英大学才子，如此多强有力的头脑倾注精力于此，必然有所原因。明白了小说的叙述学，就有了一套最基本的工具，并不复杂却十分犀利的工具，就可以比较清楚地进入电影学、传媒研究、传播学乃至文化学。反过来说，没有叙述学的基本知识，做这些研究就有可能犯一些沙上建塔的常识错误。
我这么说，并非危言耸听。我发现大学生研究生经常犯叙述学错误，往往使整篇用功写的论文失据。甚至专家们堂皇发表的文章，甚至参考书，甚至教科书，也会出现“想当然”式的粗疏。唯余不信，本书中会举出一些例子。
我不想说叙述学是什么了不起的学问。应当说，叙述学谈的看来是一些很浅显的分析工具问题，要弄清楚却还是需要动一番脑筋。尤其是，许多批评家似乎认为福斯特《小说技巧》，布斯《小说修辞》等比较容易读的“前符号学”叙述学著作，已经解决了全部问题。基于此而写出的整本小说研究，往往理直气壮地重复他们的错误——已经被后来的叙述学家说清了的一些错误。因此，系统地学一下叙述学(或补一下叙述学课)，或许对每个专攻文艺学的学生有好处。
有鉴于此，我重新拿出这本书稿，希望至少有一部分读者会觉得有用。
本书成稿于80年代，到1998年才初次出版，这次重版结构如旧，但补充了三十年叙述学教学中积累的一些例子，所以这一版可称为“增补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