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上一节中画出的图表，作者是叙述信息的发出者，是整个叙述行为的总出发点。但是作者恰恰是文学研究中最不可捉摸的一环，与一般看法相反，作者是最不稳定的因素：莎士比亚、施耐庵、曹雪芹都只留下一个名字，“兰陵笑笑生”之类留下一个外号。对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来说，某些作品，例如《水浒传》，几乎是历代改写编辑者的集体创作。像欧洲《亚瑟王传奇》那样叠加的故事集合，我们只能从归属于他们名下的作品来了解他们。即使是历史有详细记载的作者，甚至当代的、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作者，也很难说我们对作者的了解已经如此完善，可以拿这种了解作为研究作品的可靠出发点。任何一个人的意识活动本来就很难了解清楚，况且我们也难以决定作者意识与他的某一部作品的关系：此时之心并非彼时之心，写下的心也不一定是作者的真心，他可能作伪，他更可能不了解自己，他自己声明的“创作意图”也不能作为可靠依据，不然文学研究就可以简化为资料收集整理和辨伪工作。文学史家，作者生平研究者，可以有权“知人论世”，谈作者的全部人格意识。就叙述学分析而言，没有必要袖手坐待文学史家完成研究再开始自己的工作。与具体作品的分析有关的，只是作者意识的一小部分，即具体进入作品的那一部分。而要找出这一部分意识，从作者生平传记入手显然是舍近求远，而且即使我们把作者一生都搞清楚，我们也无法确定他的意识的哪一部分被写入了哪一部作品，我们依然得回到出发点：从具体作品中找作者的意识。
因此，与叙述分析有关的所谓作者，是从叙述中归纳、推断出来的一个人格，这个人格代表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形态、个人心理以及文学观念的价值，叙述分析的作者就是这些道德的、习俗的、心理的、审美的价值与观念之集合。整个作品就靠这个集合作为意识之源。
这个价值与观念集合与文学史家所找出的作者思想意识(如果他们能找出的话)可能完全相合，可能部分相合，也可能完全不相合。不管如何，这个集合是实际参与写作过程的作者的代理人——作者的“第二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自我”是作者通过作品的写作创造出来的一种人格。
对于叙述学而言，只有这个作者的“第二自我”才是真实的、可靠的、可触及的、可批评的、可分析的人格。如果我们不是作者的朋友，我们作为读者就只与这个第二人格打交道。我们接触到的只是《红楼梦》或《哈姆雷特》的文本中推定出来的作者人格，这些作者人格与历史上真实的曹雪芹或莎士比亚是否相合，是文学史家工作的范围。他们能搞得清这问题，当然更好。一时弄不清，我们也不能让叙述分析中的作者位置虚位以待。的确文学史家至今没有弄清这些作者是什么样的人物，并未阻挡我们研究这两部书。
这个作者的第二人格，这个支持作品的价值集合，现代文学理论一般称为“隐含作者”，因为他是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推论归纳出来的。
隐含作者的概念对于现代文学批评来说至为重要。目前我国批评界的很多混乱的说法，有不少就起因于将作者与隐含作者相混淆，认为作品中的价值观一定是作者思想意识的一部分。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论到王绩的诗《过酒家》：“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说王绩“从庄子学来一套既愤世又混世的人生哲学”。我们至多只能说这首诗的隐含作者有这样的思想，“佯狂”是写诗者经常采用的姿态。关于王绩本人，我们所知极少，何必遽下断语？
从隐含作者的概念可以得出一个乍一听可能十分奇怪的结论：同一个作者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隐含作者，因为他完全可以在不同的作品中使用完全不同的价值集合，有时是因为他思想变化了，有时却可能是他戴上了不同的面具而已。
讽喻诗和闲逸诗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白居易，久为我们所知，宋人写的诗和词经常判若两人。《蚀》三部曲的隐含作者与《子夜》或《林家铺子》的隐含作者很不同：前者热烈而悲愤，后者冷静而观察犀利。韦恩·布斯曾举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为例，他的三部主要作品有三个完全不同的隐含作者：《大伟人江奈生·怀尔德》的隐含作者“十分关心公共事务，担心野心家掌握权力可能危害社会”；《阿密利亚》的隐含作者是个板起面孔说教的道德家；而《约瑟夫·安德鲁》的隐含作者却是个玩世不恭的乐天派。
一个土豆做几个菜，但不会做成西红柿，这是费伦的妙言，他是布斯事业的继承人。Kate Chopin的小说立场很不相同：《觉醒》提倡妇女解放；《一小时的故事》追求自由的女主人公反悔；《黛西蕾的婴孩》黑人血统中有劣根性；《一件精美的瓷器》老黑人正直善良。
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1977年香港版与1980年北京版差别很大，这两个版本的隐含作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格。
反过来说，多个作者参与同一叙述文本的写作，也就成为一个隐含作者。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的作者是两个人，但作为一本书，隐含作者是一个人，不然《红楼梦》不能作为一个叙述文本来读。网络接龙小说，隐含作者按叙述进程变化，“随时听取反应作调整”的西方电视剧也是如此。七十回《水浒》与一百二十回《水浒》隐含作者很不同，所以毛主席号召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这是因为“一部叙述”的范围变化。
当然，我们不能把隐含作者与作者完全分离，形成隐含作者人格的价值集合是由作者提供的，如果作者在写作时不是故作姿态或弄假作伪(例如奉命作文)，那么隐含作者就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美国叙述学家恰特曼认为：“没有理由去要求……真实的康拉德对《间谍》或《在西方眼光下》的推定作者的反动态度负责，也没有理由要求但丁对《神曲》隐含作者的天主教思想负责。”这个说法就未免过分了，当然他们要负责。我们只是不能把《在西方眼光下》的隐含作者看作康拉德的全部人格，从而认为这本小说背后的价值集合就是康拉德完整的世界观。
作品当然是作家所写，作家写出作品是无法闭眼否定的事。引入隐含作者的概念，这个问题就倒过来了：作品写成，隐含作者才诞生，他不可能脱离作品而存在。布朗肖说：“不是灵感把秘密赐给一个预先存在的诗人，而是把存在赐给一个尚未存在的人，因此我们说：诗创造诗人。”他谈的只可能是隐含作者，实际作者先于作品存在，隐含作者人格是作品赋予作家的人格，是他所有作品各个隐含作者的集合。
例如谁是乔治·艾略特？真实作者还是隐含作者？布斯用两个例子说明隐含作者的力量：
Marian Evans写小说为出版顺利用了George Eliot之名，这个名字应当属于隐含作者。但是一旦成名，她已经无法恢复自己的原名，因为读者与出版商已经把她当作男人。因此， George Eliot是文学史上的真实作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似乎不合理的推演顺序：生理作家→作品→隐含作者→作家人格。也就是说，文学史上的作家，是他的作品的隐含作者人格之集合体。
对于非虚构性叙述而言，例如日记，如吴宓《吴宓日记》的隐含作者是由对这个文本的阐释阅读推导出的，它只代表一种价值观念的集合，它与吴宓其他文本所推导出的隐含作者一定无法完全相同，它们都是作者本人价值观念的一部分，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只要有文本，隐含作者永远不死，但是作者本人作为一个生物体，已经逝世多年了。而且一般来说，隐含作者很多都含有美化的成分，《吴宓日记》中的隐含作者比吴宓本人更加高尚。
对于虚构性叙述而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的隐含作者拥有宁静恬淡的人格，沈从文的小说《丈夫》的隐含作者拥有世俗激愤的人格，它们都代表作者价值观的一部分，但都不是作者本人。这些隐含作者或是超脱或是充满正义，比作者本人在某种意义上高尚，因为作者曾自杀过，所以不超脱；作者曾在抗日战争中提出纯文学，所以不够正义和血气。当然，所谓的高尚与否，还与文化所推崇的道德标准有关，不是绝对的。
例如，我们读《幻城》，感觉隐含作者是一个充满想象、向往自由、正直勇敢、刚强的人，但是实际上，作者郭敬明并不具备多少这些品质。《幻城》一出，即有网友指出其情节构思、人物设定等方面有抄袭日本动漫之嫌，只因拿不出确凿证据而作罢。之后，郭敬明又出版了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此书一出，即被指剽窃和抄袭庄羽的《圈里圈外》。最终，经法院判决，郭敬明败诉。
由此可见，任何叙述的隐含作者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隐含作者由读者阅读归纳、推断出来的一个人格，并不代表作者本人的人格。一般说来，隐含作者都比作者高尚，因为隐含作者是受社会道德、习俗、审美价值及文化形态等因素影响的，因此与作者本人相比，隐含作者是倾向于道德的、符合社会价值的人格。
说作者被作品创造，经由的顺序是从第二自我（隐含作者）进入“第一自我”（史存作者）。李怀霜在《吴趼人传》中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盖低回身世之作，根据昭然，读者滋感喟。描画情伪，犹鉴于物，所过着影，君厌世之思大率萌蘖于是。余尝持此质君，君曰：子知我。虽然，救世之情竭，而后厌世之念生，殆非苟然。”也就是说，不是吴趼人的厌世观使他创作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厌世观导致了吴趼人成为厌世者。这听来似乎奇怪，却是吴本人亲自作证于此。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20世纪初，美国新诗运动期间，诗风比较保守的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对新兴诗派之崇尚东方诗看不惯，他与另外两个诗人用假名字发起了一个“最新潮”的诗派“光谱主义”(Spectrism)，到处发表宣言，发表诗篇，实际上是在嘲弄其他新诗派。诗界轰动，评论群起，两年后，他们自己宣布是个骗局，把上当捧场的同行好好嘲笑了一场。作者们固然是在搞骗局，但就“光谱主义”本身的诗而言，我们不能说这些诗的隐含作者是假的。有趣的是，骗局收场后，宾纳自己发现他已经无法摆脱“光谱主义诗人爱麦虞·莫根”(他用的假名)的幽灵：“我现在不用力气就可以写出应当是莫根写的诗，我已经不知道他在何处结束，我从何处开始。”从那时起，他成为中国诗的崇拜者，他的作品是中西文学交流的一个佳例。
隐含作者往往比作者高尚，这样的例子极多，虽然要证明这一点，要越出叙述之外。《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曾经让无数的青年为之倾倒的一部小说。隐含作者肯定是一位情感丰富的少年，他深谙维特之苦，他将维特引向了死亡；但是，歌德本人非常全面，理性和感性同样发达，如《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表现的一样具有理性控制和自我调控能力，所以他可以既是大文豪又是魏玛官员。作者本人显然没有沉浸在维特“抒情”的气质中，而隐含作者却难免沉浸其中。所以有人说，歌德利用这篇文章宣泄个人情绪，他“杀死”了维特，保全了自己。这也是后来的浪漫主义者开始讨厌歌德的原因所在。
元稹《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这首诗中的隐含作者是个对妻子、对爱情忠贞不渝，非伊莫属、爱不另与的痴情之人，用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来表达对亡妻的无限怀念，任何女子都不能取代韦丛。阅读和归纳出的隐含作者应该是一个忠于爱情，心怀感恩，对亡妻忠贞不渝的专情之人。然而，真实世界中的元稹却与隐含作者截然不同，他风流浪荡，与薛涛、刘采春等女性有染。陈寅恪所言：“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现实生活中元稹的为人与诗中的隐含作者极为不符，隐含作者更加高贵，更符合道德标准。
昆德拉的作品多年来一直受到众人追捧，而拥趸者们常常把昆德拉本人与他笔下的主人公们混淆起来，不知不觉间把他塑造成了无所不知、指点迷途的神启者。事实上，众人拥趸的并非生活中真实的昆德拉，而是他作品中的隐含作者，是他作品中体现出的一种抽象人格。《生活在别处》中的雅罗米尔青春激荡，热情呼唤革命的到来，为了革命，他可以牺牲一切，亲情、友情、爱情，所有都要为革命让路。雅罗米尔在这种隐秘热情的支配下，将女朋友一句戏谑的谎言信以为真，立即跑去告发了自己的女友与其哥哥，将他们双双送入监狱。我们的隐含作者在叙述这件事情时是冷静与高尚的，他同情与谅解雅罗米尔这种为革命所利用，失去自我判断力的青春激情，同时又隐含着批判时代、警醒世人的意图。这样的一个隐含作者，有谁不会欣赏敬佩。
然而将视角移至生活中的昆德拉，他就成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有七情六欲，会犯错，糊涂，同样拥有过年少轻狂、不甚厚重的时代。有资料显示，昆德拉在年轻时，曾与雅罗米尔一样，向当局告发过自己的密友，并导致其密友被判刑22年，在监狱中度过了14个春秋。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已然辨不分明，可能是因为年少的革命激情，也可能是因为人性的怯懦。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真实生活中的昆德拉与那个高尚完美的隐含作者相距甚远，任何叙述的隐含作者不能等同于“作者本人”。
果戈理及其代表作《死魂灵》。《死魂灵》揭露了农奴制腐朽的官僚统治的罪恶，其隐含作者描写了农奴社会的黑暗面，反映了农民疾苦，批判了俄国当时的黑暗现实。他开辟了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形成了“自然派”，但他本人的思想则没有一直坚持批判的角度，他在写作《死魂灵》的第二部时思想出现危机，政治观点日趋保守，转向追求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迷信宗教，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甚至否定过去，为以前创作忏悔，甚至否定了《死魂灵》。所以，《死魂灵》的隐含作者比果戈理本人高尚。
但也有些作品有意或无意地显示了隐含作者的某些不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不比真实的作者高尚。偶尔可以看到，作者有意在作品中糟蹋自己，或是做自己私心里想做的人。也有反过来的：《苏幕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与《岳阳楼记》的隐含作者完全不同，范仲淹很可能比《苏幕遮》的隐含作者高贵。下面抄录一段王小波访谈中的对话：
记者：你的作品大都是以第一人称去写的，主人公都叫王二，那就是你吧？
王小波：不，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记者：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