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白话小说作家几乎从来不让自己的名字泄露给公众，给现代的文学史家不少做文学侦探的好机会。
诚然，早期改写期的白话小说，作者名字大字直书于封面，不管小说被改写过多少次，依然如此。但诸如罗贯中、施耐庵之类的名字，是否真有其人，他们究竟是否《三国演义》或《水浒传》的最早作者，至今无法证实。清初的周亮工就完全否认他们是真名：
予谓世人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
他这说法很有道理。
在很难得情况下，主流文人的名字中谈到白话小说作家，经常是用一种鄙视的口吻。胡应麟对白话小说的态度还是比较开通的，他对《水浒传》非常赞扬：
今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此书中间用意非仓卒可窥。世但知其形容曲尽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于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长，致使读书执笔，未必成章也。（着重号是我加的。）
胡应麟不仅把文体分成等次，而且把作者的文学才能也分成等次。
章学诚《丙辰札记》中关于《三国演义》“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批评，代表了正统历史家对小说的态度：“盖演义者，本亡知识，不脱传奇习气，固亦无足深责。”
章学诚与胡应麟相同，他们赞扬白话小说，其前提是在确定其为亚文化文本，不准淆乱文化等级。因此他们会惋惜作者用心于“至下之技”，或反对白话小说“惑乱”历史，“最不可训”。
白话小说作者的社会地位在17、18世纪略有提高，鲁迅是最早指出此时有少部分文人进入白话小说写作，他认为四本重要的白话小说应当被称作“文人小说”——李汝珍的《镜花缘》、夏敬渠的《野叟曝言》、屠绅《蟫史》、陈球《燕山外史》，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有意显示作者的才学。夏志清重新考虑了这单子，认为“文人作家”应当包括吴承恩（《西游记》）、董说（《西游补》）、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把两个单子加起来，17、18世纪重要的白话小说作家大半在内了。
这些作家有个共同之处：他们的出身虽保证了他们有个良好的教育，从而成为“文人”，他们本有机会加入主流文化或主流政治阶层，他们中大部分也的确在科举考试上下过功夫，只是因为运气不佳，屡举不第，家道中落，无法再自认为属于缙绅或士大夫阶层。曹雪芹与吴敬梓家业破败后穷愁不堪；吴承恩曾居微职，辞官返家；董说则是由于满清入据而隐居出家。他们不同于改写期原来就属于亚文化层中的职业白话作家（作演义的“三家村陋儒”，或书肆雇用文人），他们主动或被动退出士大夫阶层，不再有必要死守主流文化文类。
实际上，明末清初重估小说运动的主要批评家——李贽、金圣叹、叶昼、张竹坡等人也可以归入他们一类，他们是文人白话小说评注家，他们与改写期的书坊编辑很不相同。他们都是从士大夫阶层退出的放逐者，几乎从未担任官职，而且都“不得善终”：李贽在狱中自杀，金圣叹因参与抗议运动被杀，张竹坡壮年死于贫困。
自然，“潦倒”文人数字极大。机会有限，大部分文人从未“得志”。但绝大部分不得志文人未自降身份进行亚文化活动。文人写白话小说本身就是从主流文化自我放逐进入亚文化，或可用现代社会名词称之为“边缘人”（margina1 men）。从他们很少留世的传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大都被世人目为“文章大好人大怪”（吴敬梓），或“故为诡异之行”（叶昼）。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在对科举及第失望之前开始写白话小说。《品花宝鉴》作者陈森的自叙很说明问题，他在应试前，友人劝他写小说。“时余好学古文诗赋歌行等类，而稗官书一尝心厌薄之。”“及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悲，块然磈磊于胸中，而无以自消。”这时，友人再劝他写，“余亦心好之。”原因不是兴趣的变化，这是文化地位的变化。
这些自我放逐的文人作家为中国白话小说带来全新的因素，他们缘文化梯级而下，使白话小说不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亚文化领域，正是这个过程使中国白话小说从改写期进入创作期。
夏志清指出这些文人作家身份不同造成不同的创作态度：
他们各具风格，但是一与职业小说家诸如罗贯中、熊大木、冯梦龙和天花藏主人比较起来，其共通处就显而易见了。文人小说家确实对技巧更刻意钻研。他们不以平铺直叙为足……他们的主要目的既在于自娱……缀笔行文，确实有点玩世不恭，却正因如此，而使他们更富创新性。
正是这群“边缘人”创作了中国白话小说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他们有的作品虽用白话写，但不脱文人旧习。赵景深曾指出像《花月痕》《青楼梦》之类的作品不如写成文言。
的确，文人白话小说家的作品，在很多方面不再像这个亚文化文类，在某些优秀作品中，产生了超越亚文化的新特色。这一点，在下一章中将详细论述。但就整个文类而言，白话小说依然是亚文化文类，依然缺乏主流文化文类的意义权力。实际上，这些人的毕生力作白话长篇小说，几乎从未署名，他们的作者身份都是五四后学者考证确定的。
二
一直到晚清，白话小说作家的社会地位依然极低。白话作家李伯元曾被保荐为官，保荐者竟以此罹祸。吴趼人曾说起此事：
光绪辛丑朝廷开特科，征经济之士。湘乡曾慕涛侍郎以君荐，君谢曰：使余而欲任，不及今日矣。辞不赴。会召谏中有忌曾者，竟以列诸弹章，君笑曰：是乃真知我者。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
李伯元怕没有如此达观，因为转达李伯元这话的吴趼人本人也没有如此达观。胡寄尘说到吴趼人：
趼人之为人，固不仅以小说重也，而世人以小说家称之。呜呼！趼人为李伯元传有曰：“君之才何必以小说传哉，而竟以小说传，君之不幸，小说界之大幸也。”吾于趼人亦云。
既然晚清最有成就的白话作家如此看不起自己，说明对白话小说重要性的过度夸张，并没有根本改变白话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李伯元对此似乎看得很明白。在他的《新中国现在记》楔子中，有一段自白：
穷而在下，权不我操，虽抱着拨乱反正之心，与那论世知人之识，也不过空说白话，谁来睬我？谁来理我？则何如消除世虑，爱惜精神，每逢酒后茶余，闲暇无事，走到瓜棚底下，与二三村老，指天画地，说古论今……
这本小说的标题显然是有意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作对照，而自居于亚文化之中的态度，也正与梁启超夸张白话小说社会影响正成对比。
真正使白话小说作者地位发生变化的，是1906年清政府废止科举，使传统社会中士人进入权力结构的道路正式被切断。有雄心的读书人不得不另辟新路，有些人则闯进日益繁荣并有利可图的白话小说领域。寅半生的这些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也道出某些情况：
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于是小说之类，日见其多，著小说之日见其夥。
甚至有人认真地建议以小说代八股文考科举，使小说作家有进身之阶。著名小说翻译家周桂笙甚至断言马克·吐温在美国曾获举人头衔。这些有趣或可笑的逸闻可能来自一厢情愿的“改革”愿望，以为白话小说为新的功名之途。
的确晚清的白话小说作家，其社会地位与改写期（以书坊职业编纂者为主）和创造期（以自我放逐的文人为主）不太相同，我们看到有三种人物在写白话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