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及的欧洲故事组诗《七哲人书》主要讲述一个年轻的王子在拒绝他父亲所喜爱的一个女人的接近后，被这个女人以侮辱她的罪名控告，国王宣布他的儿子死刑，但通过占卜星象要他保持七天的沉默，所以王子不能立即与其答辩。国王的七个圣哲确信王子是无辜的，他们努力在这七天中以每人每天讲述一个关于女人不忠的故事的方式来挽救王子。每个晚上，这个女人则给国王讲述一个有关男人的虚伪和堕落的故事以抵消这七个圣哲的故事产生的影响。最后当这个王子可以重新自由讲话时，这个女人的罪过暴露出来并被惩罚。从这个组诗的主要内容我们发现它与著名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在形式上相似。《一千零一夜》讲的是古代东方某国国王山鲁亚尔和王后山鲁佐德的故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每夜娶一王后，翌晨即行杀害。宰相之女山鲁佐德，为了拯救其他女子，自愿嫁给国王。她用讲故事的方法，引起国王兴趣，因而未遭杀害。此后，她夜夜讲述，故事一个接着一个，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最后，国王终于悔悟，愿和山鲁佐德白首偕老。可见，两者都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推进情节的发展。
除上述故事组诗外，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以及其后产生的一系列摹仿《十日谈》的作品，如法国的《新故事百篇》与《七日谈》等都是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在此不一一赘述。但有一点肯定的是，由于它们借鉴了东方文学中讲故事形式，从而使作品更富有趣味性，并且在给人娱乐的同时使人轻松地接受教育，避免了单纯说教的乏味。
印度寓言故事集的形式很奇特，被叙述的重要事件常常形成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又放置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五卷书》就采用了这种有特色的结构，德国学者称之为“连串插入式”（Einschachtelung）。上文提到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也采用了这一文学形式，将一个个小故事套在大故事中，这种文学形式的故事集深受普通民众喜爱并“为欧洲的翻译家、编辑者和作家提供了不改动框架故事而是去掉、改变或更换附属故事的机会”，从而显示了这一文学形式极强的适应性与可塑性，并对欧洲文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整个文学领域，没有一部作品比梵语《五卷书》更卓越非凡，它有50多种语言的200种版本，其中四分之三是非印度的。”
在欧洲，最早的“框架”故事（一个故事在另一个故事中）可能是前面提到的改变了信仰的犹太人佩特鲁斯·阿方索的《教士的训诫》。尽管这部作品很受欢迎，但奇怪的是并未出现大批摹仿作品。稍晚一些，欧洲的“框架”故事有高尔（Gower）的《恋人的忏悔》（Confessio Amantis），乔万尼·塞尔凯比（Govanni Sercambi）的故事，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亚梅托的仙女的故事》（Ameto），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除此之外，还有一度与乔叟联系在一起的《波恩故事》（Tale of Beryn）。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薄伽丘。在其代表作《十日谈》中共收100个短篇故事，用一总的“框架”将这些故事串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其框架是：1348年，瘟疫袭击佛罗伦萨，在这场浩劫中，七位少女和三位少年在一座教堂里邂逅并相约一起逃离佛罗伦萨，以躲避瘟疫。他们来到距佛罗伦萨不远的菲耶索莱郊外的一所漂亮的别墅，共同愉快地度过了两个星期。每天他们选举一位“国王”或“女王”组织一个故事会；每个人必须按“国王”或“女王”的旨意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星期五和星期六为祈祷日，不举行故事会。这样，两个星期共10天，讲述了100个故事。这个框架将100个本不相连的故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其具有统一性、完整性。以后，“《十日谈》以其框架结构、叙述语气和娴熟的文学技巧在欧洲所有国家产生了一大批摹仿者”。“它成为以后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很多故事集的范例，将近有一千种这一独特小说的翻译、摹仿和改编作品被记录下来。”例如乔万尼爵士（Ser Giovanni）的故事集《愚人》（Il pecorone），其空泛的框架故事讲述一位牧师和一名修女连续二十五天在一个修道院的会客厅见面，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还有安东·弗朗切斯科·格拉齐尼（Anton Francesco Grazzini， 1503—1584年）的名为《晚餐》（Le cene）的短篇故事集，其框架故事是我们很熟悉的类型：四男四女和他们的男、女主人连续三个星期于星期四的嘉年华会共进晚餐，这样每周四的晚上都有十个故事被讲述；而意大利的阿尼奥洛·菲伦佐拉的短篇小说集《谈爱情》（I ragionamenti d"amore）则完全效法《十日谈》，采用了薄伽丘式的框架，以三对男女聚集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别墅里，每人每天讲一个爱情故事集合而成。
在薄伽丘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坛，阿里奥斯托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他著名的《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中以撒拉森人和基督徒之间的战争，罗兰对安杰丽嘉的爱情，布拉达曼特和鲁杰罗之间的爱情作为三条主线。他用这三条主线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贯穿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这些故事尽管短小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为作品增添了绚丽的色彩。《疯狂的罗兰》一经问世，各种摹仿之作层出不穷。后来它又被译为多种欧洲语言，对整个欧洲的史诗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意大利，到16世纪末之前，它有200种版本，而那些不重要的摹仿之作的数量也许同样惊人。在16—17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翻译作品和摹仿作品层出不穷。在英国，从约翰·哈瑞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的译作开始出现了若干翻译作品。斯宾塞（Spenser）的《仙后》（Faerie Queene）大部分应归因于阿里奥斯托；意大利语题目“疯狂的罗兰”就出现在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的戏剧中；弥尔顿（Milton）和拜伦（Byron）也运用了这部诗歌的较小一部分。
《十日谈》和《疯狂的罗兰》对整个欧洲文学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除去作者本人娴熟的文学技巧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外，它们的巨大成功应归因于借鉴了印度文学中极具特色的串联结构。这一文学形式的运用使他们可以将形形色色的人物、各种各样的故事组织在一起，使其作品包罗万象、变化多端、引人入胜，从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许多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对印度文学加以借鉴，而且这些文学作品涵盖了整个欧洲。这表明，印度文学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对整个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由于借鉴了印度文学中的优秀成分，欧洲文学获得长足发展。
三、印度文学对欧洲人的影响
印度文学作品传入欧洲后，作为接受者的欧洲人必然会受其影响。
（一）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增加了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扩展了欧洲人的知识面
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翻译，大多数有关印度的最好的古代和中世纪的作品几乎可以在欧洲任何国家找到。虽然一些文学家仍把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作为奇人异事发生的背景，一般大众也仍然从中获得娱乐，但已不再局限于类似亚历山大传奇中那样离奇的记述。或许这时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仍不充分，但已向前迈进。
意大利的安德烈亚·德·马格纳博蒂（Andrea deMagnabotti， 1370—1431年）创作的散文传奇《不幸的盖里努》（Guerinoil Meschino， 1409）中关于东方的地理术语使用相当正确。《游记》（Travels）的作者意大利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是第一个对印度以东领域提出讨论的传奇作者。“西班牙的历史学家马蒂尔（Martyr）、奥维多（Oviedo）和戈麦拉（Gomera）把他们著作中的某些部分用来论述太平洋和东南亚岛屿的较远区域。”在博亚尔多（M. M. Borardo）《热恋的罗兰》（Orlando Innamorato）中“将传统的亚洲部分区分为鞑靼（Tartary）、锡瑞卡（Serica）、中国（Cathy）和印度（India），并且他是以其读者有类似地理知识为前提的”。葡萄牙的卡德里戈·德·圣埃利亚（Kadrigo de Santaella， 1444—1509年）于1503年在塞维尔出版了一部仿作于一年前在里斯本由瓦伦廷·费门蒂（Valentim Femandes）发行的叫做《马可·波罗》（Marco Paulo）的翻译作品。在他的《马可·波罗》中，圣埃利亚敏锐地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发现和卡斯蒂利亚人在大西洋的发现作了一个区分。可见，欧洲人对于东方的认知大大增加了，并且拓宽了对东方的认识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