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6世纪，除了以《马可·波罗游记》作媒介外，各种东方地理学知识还通过其他多种途径传入欧洲。与基督教欧洲毗邻而居的穆斯林，向欧洲传播了许多重要的环非洲地理学知识，同欧洲人有着各种来往的东方人，为欧洲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海外地理学知识。这些知识均显著拓展了欧洲人的视野。
（一）穆斯林的环非洲地理学知识在欧洲的传播
珀托兰航海图的知识基础来自地中海海员长期积累的经验，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欧洲基督教海员积累的知识，以及阿拉伯海员积累的知识。
中世纪时期，这些知识在地中海海员中代代相传，其中包含的地中海海岸线上各个主要港口之间的距离和方位数据就成为绘制珀托兰航海图的基础数据。珀托兰航海图为平面图，有意地忽略了地面的曲率，主要致力于传达两种数理信息：海岸线上各个重要港口之间的方位和距离。
珀托兰航海图上的海岸线绘制得相当准确，说明地中海海员通过实地考察而获得的方位和距离数据比较可靠。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珀托兰航海图也包含着欧洲大西洋沿岸和西非海岸的部分海岸线，但是准确度大为降低，很有可能是地中海海员根据传闻来绘制的，由于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明显失真而导致绘图时的缺陷。正反两方面的事实体现出实践经验在珀托兰航海图形成过程中的基础作用，而这个基础的形成，得益于阿拉伯海员的帮助。
12世纪上半期，阿拉伯海员把航海技艺传播给了西西里岛的居民；后者又把这些技艺传授给了马赛人、葡萄牙人、热那亚人以及加泰罗尼亚人等西方海员。航海技艺中需要着重掌握的地中海主要港口之间的方位和距离，也由阿拉伯人传播给了这些西方海员。于是，阿拉伯人帮助西方海员构建起了未来珀托兰航海图的知识基础。
现存最早的一幅珀托兰航海图是“比萨航海图”，而它的实际绘制地点为热那亚；同时，加泰罗尼亚恰是制作珀托兰航海图的重要中心。这些都并非偶然，因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能够比较早地接触到阿拉伯海员提供的航海信息，所以，珀托兰航海图较早地出现在了这里。因此，珀托兰航海图中确信无疑地包含着阿拉伯海员长期积累的知识成果。
阿拉伯人还为西方带来了关于非洲内陆的丰富资料。在阿拉伯北非和戈戈（Gogo）、马里（Mali）、泰克鲁尔（Takrur）和加纳（Ghana）地区之间，阿拉伯商队非常活跃，从事着黄金、象牙和奴隶贸易，并且在黑人中传播伊斯兰教。15世纪的西方流传着一个“黄金之河”的传说。人们推测，这条河位于黑非洲的深处，河口位于博哈多尔角（Bojador）以南的某个地方。它可能流经几内亚（Guinea）地区，即被埃德里西描述为遍地黄金的富庶之地。这个传说很有可能来自穿越撒哈拉沙漠向北行进的阿拉伯商队，它渗入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激起了西方人探寻非洲的向往。
值得一提的是，1450 年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上关于赤道以南非洲大陆的观念，无疑来自阿拉伯人。例如它所描绘的南半球的非洲陆地与比鲁尼在世界简图上对它的描绘基本一致；该图描绘了非洲北部内陆的交通线， 还画着一个人骑着骆驼在行走，这些资料来自阿拉伯人；非洲大陆上的注文也不少，其中有一些就来自阿拉伯的资料。这说明，在阿拉伯人提供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赤道附近及其以南地区适宜人类居住的事实得到了西方人进一步的认可。
1415年，葡萄牙人攻占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航海家亨利借此机会从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俘虏那里了解到了非洲的许多信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从突尼斯（Tunis）到提姆巴克图（Timbuctoo）的商路；二、塞内加尔河或者西尼罗河的情况；三、冈比亚（Gambia）富庶的商业中心坎托（Cantor）；四、黄金海岸（Gold Coast）。在这些地理信息的启发下，亨利逐步认识到，自己的事业才刚刚起步，最终的目标应当是绕过整个非洲而到达印度。这些信息给亨利王子和后来的航海者带来充足的信心，并且使远航的最终目标更加坚定。
9—15世纪，阿拉伯海员活跃在印度洋中，他们建立和维护着的传统航线是长期稳定的、比较繁荣的。这一时期，阿拉伯海员通过观测诸星体以确定纬度的办法来导航，利用季风和洋流来航行，积累起丰富的航海经验。印度洋上的航海信息，除了前文所述的途径以外，还通过其他方式传播到了西方人手中。
1487年，葡萄牙国王若奥二世派遣科维利扬前往东方搜集关于香料群岛和长老约翰王国的信息。科维利扬乘坐阿拉伯船舶，先后抵达印度马拉巴尔海岸、波斯湾地区，并且沿着东非航线到达索法拉（Sofala）。在索法拉，他从阿拉伯海员那里打听到，从莫桑比克海岸出发，可以绕过非洲南端，航行到达西方。1491年初，科维利扬在开罗把打探到的关于印度洋传统航线的消息传送给国王派来的使者。这些信息成为葡萄牙人制定达·伽马船队的航行计划，以及进行远航筹备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从科维利扬的行程来看，他搜集的资料范围已经涵盖了东非航线和印度洋北部航线，应当广泛地包含了活跃在印度洋中的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这就能够使达·伽马船队在出发之前就充分地了解印度洋传统航线沿途的地理状况。
（二）欧洲人从东方获取的海外地理学知识
1480年左右，约翰·卡波特（John Cabot）在近东地区活动，从阿拉伯水手那里了解到，印度东北非常遥远的地方盛产香料，结合自己相信的大地球体观，他认为这个香料产地应该在距离意大利比较近的西北方向，因此坚定了探寻西北航路的决心，并于1497年领导船队付诸实践。可见，阿拉伯水手提供的信息是卡波特下定西航决心的基本原因。
根据《马可·波罗游记》的描绘，英国地理学家约翰·迪相信有一块南方大陆的存在，并且认为这块大陆就是《圣经》中的“俄斐”；同时，他还相信从英国通往“契丹”的最短航路应当是东北航路 。
《马可·波罗游记》对于南亚和东南亚诸岛屿的描述主要基于作者亲身的观察，约翰·迪很有可能把其中一些较大的岛屿误认为是“南方大陆”的附属岛屿，这些都属于西方人对于东方的认识。但是，《圣经》中的“俄斐”传奇则是源于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说是东方地理学的内容，而约翰·迪可能对此浑然不觉。他给《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的岛屿或其附近地区罩上了“俄斐”的传奇，显示出他对于东方的向往，他的这种思想也激起了同时代的英国人对于东方展开探索的热情。在这里，东西方地理学内容相结合，激励着西方探索东方的行动。
1498年4月，达·伽马的船队在非洲东海岸邀请到了穆斯林引水员伊本·马季德（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航海家和地理学家），在他的引领下，船队借助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帮助，一路顺畅地抵达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并于5月28日停靠于卡利库特港。久居此地的伊本·马季德很显然要比远道而来对该海域的航行没有任何实务经验的达·伽马船队更能有效地利用西南季风。这次领航很显然地会使达·伽马船队加深对于该海域的认识，加深对于印度洋季风的了解，并且把这些知识带回欧洲。
此外，葡萄牙人在非洲西海岸的探航活动，历经将近一个世纪的艰辛，而一进入非洲东海岸，立即获得飞越式的进步，达·伽马船队全程仅用了大约两年时间就完成了直航往返，关键就在于他们充分利用了东非和印度洋北部的传统航线，获得了阿拉伯海员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航海经验。尤其是伊本·马季德的领航，成为这条新航路得以开辟的直接的、重要的推动力。随着新航路开辟的成功，印度洋传统航路演变为了新航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沿线的地理学知识就为西方人所共享，显著地扩展了西方人对于印度洋地区的认识。
沃芬贝泰尔（Wolfenbiittel）图书馆收藏的葡萄牙1509年印度洋航海图，摆脱了托勒密地图的影响，对于印度洋海岸的描绘比较正确。它基于三种地理学资料而作：阿拉伯人的资料，印度海员提供的信息，以及葡萄牙人的调查。而且，很显然的是，前两者所提供的信息是绘图的主要依据，后者的调查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因为阿拉伯和印度的海员历来熟悉这片海域，而葡萄牙人则是初来乍到，还没有时间进行详细的考察。得益于阿拉伯和印度海员提供的资料，葡萄牙人较早地了解到了东方海域的实际情形。
1513年，麦哲伦通过与挚友、摩鹿加群岛中的特尔纳特岛（Ternate）上的土王的丞相——法兰西斯库·赛尔劳（F. de Serrao）的通信，了解到摩鹿加群岛以东是一片汪洋大海。他参考赛尔劳提供的信息时，却把马六甲至摩路加群岛的距离拉长了一倍，更加低估了太平洋的宽度，但是却增强了他西航的信心。赛尔劳提供的信息成为麦哲伦西航计划的依据，也成为促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基础性因素之一。
1548—1549年，居住在印度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尼科罗·郎西罗图（Nicolo Lancillotto）根据日本人提供的信息，了解到日本东北方存在着一块面积广阔的叫做“虾夷（Gsoo或Yezo或the Hokkaido，即北海道）”的岛屿，居住在这座岛屿上的人被称为“虾夷人”或“阿伊努人”。 他通过书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传入了欧洲，这是欧洲人第一次了解到北海道岛及其居民的情况。
1564年，葡萄牙耶稣会士曼努埃尔·特谢拉（Manuel Teixeira）再次传送了这些信息，他从广州写信寄往欧洲，把自己从日本人那里打听到的关于“虾夷人”的信息传到了西方。居住在日本宫古（Miyako）的弗里伊斯（Frois，1532—1597年）从日本人那里获得了关于阿伊努人的更为准确的信息，并在1565年2月寄往欧洲的信件中报告了这些情况。这封信于1570年在喀塔斯（Cartas）出版，随后被收入了马斐（Maffei）的《历史》中，并随之于1588年出版，从而在欧洲更加广泛地流传。
根据日本人提供的信息，耶稣会士比较翔实地了解到，阿伊努人肤色白皙，披头散发，蓄有长须，勇猛善战，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尚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他们经常在日本沿海进行劫掠活动，也时常与日本人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常常用鱼、动物皮毛等来换取日本人的布料和武器等物品。耶稣会士把阿伊努人称为“野蛮人”。
这说明，耶稣会士非常关注日本的人种特征和民族特质，比较敏锐地区分出了“阿伊努人”与以大和民族为主体的“日本人”的特点。这显示出当时的西方知识界获取海外知识的一个重要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于传教或者贸易的需要而产生的。虽然耶稣会士对于阿伊努人的评论带有偏见，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民族的特点，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北海道岛的位置与轮廓，了解得比较确切，这就使他们能够促进欧洲的公众对于日本的正确认识。日本人提供的关于北海道岛和阿伊努人的信息，至少大幅度地提高了欧洲有阅读能力的公众对于日本的认识水平。
三、结 语
中世纪时代的西方人多困守家园，沉湎于宗教，对于远方异国漠不关心。他们对于欧洲地区还算熟悉，但对于西亚和北非就只能有一些片段性的了解，对于印度等东方地区，就只是通过最为模糊的传说才对它们有所了解，那里是传奇的怪兽和神秘的人群居住的地方。再往外，就是一片茫然了。
14—16世纪，许多比较翔实的东方地理学知识通过《马可·波罗游记》流传到西方。其中，东亚地理学知识悄然进入了一些重要的西方地图中，增进了这些地图的现实性，提高了这些地图对东亚地区描绘的准确度；印度洋地区的地理学知识也通过这部游记进入西方，用印度洋传统航线上人丁兴旺、贸易繁荣的事实，证明了非洲南端适宜人类居住，并且被海洋所环绕，为葡萄牙前往东方的探险事业预示了一片光明的前景。14—16世纪，东方地理学知识还通过其他多种途径传入西方，帮助西方人逐步熟悉了环非洲地理面貌，印度洋传统航线状况，以及远东地区的情况。它们增长了西方人的见识，促进了西方海外探索事业的发展。
14—16世纪，西方对于北非的了解，对于东非和南半球的认识，以及对于印度洋和远东地区的逐步熟悉，都获得了东方地理学知识的有益帮助。西方的视野因而由欧洲一隅向全球整体较快地扩展，日益接近“新的全球性视野”。中世纪时代的“一片茫然”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东方地理学知识帮助西方人积累起丰富的、比较可靠的地理学成果；多幅准确度较高的地图，多次远航探险的新成就，就是典型的代表。它们比较翔实地反映出了所涉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现象，为下一步研究它们的成因和空间分布规律，即开展近代地理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因此，东方地理学知识也促进了西方地理学的近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