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弥格介绍研究中医的著作不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的欧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著作多次重复的出版，从克莱耶到门采尔，从基耶尔到雷慕沙等人的传播与研究，也都使得在17世纪最后的二十年，欧洲人对中国的医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比如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就热衷于把享有盛名的“神奇的中国药”贩卖到欧洲，而由于卜弥格的介绍，这些“神奇的中国药”在欧洲大受欢迎，人们争相购买用来治病。实际上，在17世纪和整个18世纪，卜弥格关于中医药的理论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大自然的著作，也都是根据其提供的资料和图像写成的。他的这些研究和介绍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是开创性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研究卜弥格的学者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先生曾经说过：“卜弥格无疑是欧洲第一位了解中医的秘密，掌握了有关中国药用植物知识的学者。”“当航海民族——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只是部分地发现了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时候，17世纪的欧洲人从卜弥格那里，对于中国医学、中国动植物和矿物，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全面的了解，卜弥格乃是向我们提供这种知识的第一个欧洲人。”
（三）巴多明
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也是中西交流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突出贡献是向欧洲介绍了多种重要的中药。他自1698年到达中国，凭借他的语言天赋、外交才能和科学素养，颇受康熙青睐，得以常侍御侧达四十余年之久。在外交方面，他曾担任罗马教廷、俄国、葡萄牙等来华使节的翻译工作。在科学方面，向康熙介绍了欧洲的解剖学和血液循环理论，并倡议进行大地测量。1723年之后，他开始与法国皇家科学院、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科学家保持密切的联系，介绍中国的科学和医学，特别是中药及植物，并答复欧洲科学家有关中国科学的质疑，有助于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多明详细分析了中国科学的现状和阻碍科学发展的因素，论述精辟，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反响，为伏尔泰等启蒙运动思想家所引用，在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时的法国皇家科学院和耶稣会士之间建立有通信制度。从17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王路易十四的支持，科学院经常向耶稣会土赠送仪器或书刊，耶稣会士在华的科学活动深受法国科学家的影响。1723年5月1日，巴多明首次和法国皇家科学院通信，在信中巴多明详细讲述了他和康熙的密切关系、在宫廷从事的科学活动以及翻译满文解剖学著作的详细经过。他还谈到了受命翻译解剖学书的过程。在介绍西方血液循环理论的过程中，巴多明研究了宫廷中一个三尺高的针灸铜人中所绘经脉与动静脉之间的关系。巴多明信中谈到的宫中模型，当指清代太医院的模型，铜人上的平行线条，应指十四经脉连线，用来指示针灸的位置。巴多明认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已经认识了血液循环，但不知道运行机制，书中也没有更多地予以解释。后来他向康熙报告，康熙也认为铜人上面的线条并不像血管。
巴多明与法国科学院通信的许多信件被发表在法国科学院的刊物上，在科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723年10月15日，在给科学院的信中他详细描述了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阿胶等中药，并寄去了样本，除大黄之外，其他中药都是首次介绍，引起了欧洲学者的兴趣。他对中药的描述均有据可查，或是亲口尝试，或是听医生、商人、官员相告，并和欧洲的医学进行比较，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受到后世学者的称赞。杜赫德《中华帝国通志》也收录了许多中药，如人参、茶叶、大黄等，其中有关人参的介绍最为详细，实译自《本草纲目》；而有关冬虫夏草、三七等名贵药材的内容，则是根据巴多明的书信改编的，多数是欧洲人前所未闻的，因此引起了欧洲学者极大的兴趣，戈罗西的《中国通史》也收录了上述中药。在18世纪，欧洲也有草药方面的论著，也使用一些植物作为药物，传教士传入欧洲的中药，成为了对西药的一种补充。巴多明认为，中医缺乏理论，不够完善，但它建立在长期经验的基础上，因此在治病方面有一定的疗效，是成功的。这一观点在伏尔泰的《风俗论》中也有体现，他谈到中国“对医学还没有认识或只有错误的认识；但中国医生具有相当高明的实际经验”。巴多明还对中国的本草进行了研究，并研读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他的前几封信中，他就中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由于儒家理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因此解剖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这阻碍了解剖学的进步和医学研究的发展。
三、中医著作、治疗方法和药物学西传及其影响
（一）《本草纲目》在欧洲的传播
雍正禁教之后，耶稣会士外出传教大受限制，雍正、乾隆对科学的兴趣也远远不能和康熙相比，因而许多传教士把精力转移到研究中国古典经籍上，医学著作也是其中的重点之一。在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中对中医典籍进行研究的除上面提到的卜弥格、巴多明之外，还有白晋、赫苍璧、殷弘绪、吴君、韩国英等人。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本草学的集大成之作，1596年在南京问世，此书共52卷，叙述了本草学的历史及药学理论，并分16部，讨论了各种类型的中药。此书刊行后影响很大，曾多次再版，并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18世纪，也有欧洲人对《本草纲目》进行了翻译介绍。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刘应、白晋、赫苍璧、巴多明、韩国英等人，都经常使用此书。耶稣会士大概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已开始翻译《本草纲目》。1735年，杜赫德在《中华帝国通志》中介绍了中医，其中包括赫苍璧翻译的晋代王叔和《脉经》的译文和《本草纲目》的部分内容。巴黎国立图书馆保存有一部中医著作译稿，共分两部分，一为脉学，一为本草，是《本草纲目》的节译，其中介绍了序及每卷之内容，还提到了人参、海马等中药。范德孟德（J. F. Vandermonde）在《本草纲目》西传中起了重要作用，他1720—1732年在澳门行医，对矿物药品颇感兴趣，曾收集了《本草纲目》中的80种药物样品，回巴黎后送给法国植物学家朱西厄。他还翻译了《本草纲目》，原稿藏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图书馆。原稿节译自《本草纲目》卷五水部、卷七土部、卷八金石部、卷九至十一石部的大量矿物药，以及草部的许多中药，均附有中文名。雷慕沙对范德蒙德的译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介绍，对在欧洲的传播有很大贡献。1813年，法国人勒帕日根据巴多明和吴多禄寄回的通讯稿，整理研究后写成《关于中国之历史研究》，对《本草纲目》进行了重点的介绍。英国人里夫斯（John Reeves）于1826年发表《中国人所用某些本草药物之解说》一文，德国人格尔松（Gerson）及尤里乌斯（Julius）在1829年发表中国医史一文，法国植物学家于安（Melchior Yuan）1847年在巴黎发表一本45页的小册子，名为《关于中国药物学的信札》，均与《本草》有关或取材于《本草》。在北京俄国布道团医生医学博士塔林诺夫对中药也有所研究，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医史，在华收集植物标本在寄往俄国，1853年发表名为《中国医学》的长文，详细介绍了《本草纲目》。
由于本草所载的一些有效的中药从17世纪后陆续介绍到欧洲，为欧洲的科学家打开了新的眼界。欧洲的医生从中国的医药宝库中发现有许多珍品资料可以利用和借鉴。除对中国的药物学著作进行研究外，他们还利用中药实物标本进行化学分析，找出有效成分，再做药理学实验，或对植物进行分类研究，进行药物栽培。例如加里克从人参中提出有效成分人参素，其成果发表在玻璃《化学及药物学年鉴》上。1899年默尔克将当归制成浸膏，向德国医药界推荐作为妇科药物。这是对《本草纲目》更为深入的研究，丰富了西医的药物种类。
（二）脉学知识的传播：弗洛耶的《医生之脉钟》
前已述及，卜弥格、巴多明等人在其著作或是信札中对中医的脉学进行了介绍。这些脉学知识在欧洲随后得到传播和运用。英国医生弗洛耶爵士对中医脉学的研究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弗洛耶（J. Floyer，1649—1734年）曾在牛津大学求学，当时的牛津大学通过各种渠道的捐赠，包括大主教劳德（W. Laud）的赠书，拥有相当数量的中文藏书。1687年，牛津大学图书馆海德教授，特意把当时在英国的南京人沈福宗请到牛津，帮助弗洛耶整理中文书籍。由克勒耶整理出版的卜弥格的著作《中医示例》中介绍中国古代脉学的部分后来成为弗洛耶研究的基础。1707—1710年，他在伦敦出版了二卷本的《医生之脉钟》。弗洛耶著作的意义在于介绍了一种检查脉搏的新方法，他观察了行为和脉搏跳动有规律的关系。他认为整个人体的健康和条件之间存在身体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可通过一分钟内脉搏的跳动数观察到。为了测量脉搏跳动的数目，他发明了一个玻璃钟。他还认为对医学检查最重要的贡献是测量脉搏跳动的周期。
弗洛耶有关脉搏的知识和理论基于古代知识和长期经验，他选择盖仑和黄帝的著作作为比较的基础。盖伦是西方第一位用脉搏来辨别疾病的医生，而黄帝及《黄帝内经》则是中医理论和哲学的根本大纲，弗洛耶试图把希腊医学和中医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此外，他根据自己的经验，修正了盖伦书中的一些错误。弗洛耶的著作主要谈到脉及其解剖学、疾病的诊断方法和预后，以及根据脉搏的情况对体弱的治疗，这些内容是结合盖伦医学、自己的经验和中医的基础形成的。很明显，弗洛耶受到了中医哲理的影响，他把脉搏和人体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即通过人体的小宇宙来体现脉，脉是小宇宙和谐或不平衡的指示器。在其著作的序言中，弗洛耶解释了关于中国脉学价值的观点：“虽然希腊人和中国人都不知道脉的器官的构造，也不知道其真正作用和用途，也不知道体液的循环、脉的原因；不过，希腊人发现了各种疾病、体液和感情有不同的脉；中国人则把他们的医学理论建立于脉和它的差别的基础上……和希腊人相比，我将更喜欢中国的做法，中国人的做法更为明显、确定和简短，我还相信，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立所有医学的做法。”从此序看出他对中医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为自己测量脉的方法找到了间接的佐证。在“关于中国的切脉艺术”的导言部分，他引用了自己熟悉的资料，包括基歇尔、曾德昭、李明、闵明我（D. F. Navarrete，约1618—1689年）等人的著作；此外，他还参考了1655年荷兰来华使团的报告。
弗洛耶对中国脉学非常推崇，他说：“我将首先证明中国人确实在脉学上具有伟大的知识，在把脉艺术的基础上，他们建构了行医的做法。……通过下面的叙述，我将证明中国人已经发现真正的把脉艺术。”他还认为中医的成就是不能由现代学术进步超越的，并介入了著名的对古代和现代学术的争论。他坚持捍卫中国传统的医学思想，在中医脉学的西传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针灸的传播
公元18世纪以前现知欧洲最早关于针术的材料，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总外科医师邦特（Bondt）在东印度自然史和医药的书中（1568年）的记述。他亲见当地医生采用针术治病情况，称赞其“简直超越了奇迹”。至于最早记述灸法的材料则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荷兰职员布绍夫（Baschof）用荷兰文写成的《痛风论集》。此书完成于1676年，专门介绍了以艾灸治疗所患14年脚部痛风的疗效，后被译成英文。同年，吉尔弗西斯用德文在马尔堡出版《灸术》。公元1683年，哥荷马在汉堡出版了《中国灸术治疗痛风》。公元1677年，一位名叫坦蒲尔的外交家在参加国际会议时，患痛风症发作，被灸法治好，故后来撰文热情对灸法予以介绍。欧洲人多患痛风，故灸术治疗痛风成为中国针灸术西传的契机。针术开始尚不多用，但也同时有了介绍。法国17世纪一位天主教士迪·艾尔贝（Du Helbe）已将针灸术全面作了介绍。法国戴谟比所著《中国针灸医学研究》中即曾指出：“天主教上，在17世纪曾将大好的中国针灸医学作了介绍，并绘有各穴道图表。”
在17世纪的欧洲，记述针灸疗法最详的当推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瑞尼（Rhijne），他于公元1673年在日本长崎期间，用荷兰文、拉丁文，从日本转译针灸材料，书名《论针刺术》的专著，于1683年出版，成为西方第一部详细论述针灸的专著，引起较多反响。瑞尼的这本书共50页，附插图5幅，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绪论，针灸穴位图及释文；第二部分对欧洲外科和东方的针灸术做了比较研究，并附有针的图形和用法；第三部分为跋语和附录。书中对针灸疗法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并把中医关于风的概念与希波克拉底的理论加以印证，还提到希腊的四体液说与中医的阴阳平衡论的一致性。书中还提到了针灸铜人，列举了针灸治疗有效的疾病，包括头疼、眩晕、神经性痉挛、癫痫、风湿、抑郁等，并认为针灸对肠绞痛和由“风”所致的其他肠道疾病都有效。瑞尼在跋语中提出了西方应对针灸进行研究的建议。瑞尼的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得到了一些西方医生的注意，之后的荷兰人布兰卡特（Blankart. S）在所著的《痛风论》中便引用了瑞尼的材料。类似从日本学习针灸再向西方介绍的情形也出现在德国医生身上，他1690年至长崎，即随日本医生学习针灸，1692年回到欧洲，著《海外珍闻录》（1712年出版），其中对日本经历、皇宫内情况、中国针灸术等作了描述，特别介绍到“艾，被认为是最好的灸术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