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丹 杨盛翔
自阿拉伯世界兴起后，欧亚大陆就被大体分割为四个各自成就卓著的文明体系：中国文明体系、印度文明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体系和欧洲文明体系。就地域范围来看，前三者共同组成了传统上相对于欧洲而言的东方文明，也即本文“东方”一词的指代对象。
物类的内容涵盖自然物和人工制品。自然物即天然生成之物，意指未经人工加工的东西，如禽兽、鱼虫、花草树木等；人工制品是由人选择物质材料，经加工而制成的物品，如瓷器、漆器、家具、装饰品等。自然物是文化的生成基础，人工制品则是文化凝练的结晶，是文明传播的物质载体。
综观欧洲与东方交流史这幕大戏，物类的交流是其中高潮迭起的一场。当文明之间囿于交通阻断等时代限制无法充分展开对话时，少数受利益驱使的商人和好奇心诱惑下的旅行者却敢于探访异域，将远方物类带回故乡，自身获益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构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原初认识。当欧洲与东方交流日深时，物类传播又往往应时代所需而加强，一般而言，大规模的器物贸易是双方交流密切的重要标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物类（尤其是自然物和文化凿痕不甚明显的加工制品）相对独立于文明立场之外，这使得物类交流总能在欧洲与东方因为宗教、政治等因素陷入矛盾时冲破樊篱，被对方珍视。东方器物展示在欧洲人眼前，不仅直观地呈现出东方的原料品质、加工工艺，还间接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烙印，欧洲人往往借助东方器物来印证和填充自己对东方文明的认识与想象。
故此，对西传入欧的东方物类进行梳理将是一项有益的尝试。通过分项归纳、门类比较和绘制表格，本文试图更加清晰地展现东方物类西传的原貌。
一、东方物类西传的路径
东方物类输入欧洲的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期，然就地域而言，阿拉伯世界因地理上毗邻，长时间与欧洲保持着频繁接触，二者间的物类与思想文化交流往往是同步的、互为验证的。而阿拉伯以外的东方（如中国），在新航路开辟前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则一直以物类作为对欧洲输出的主要甚至是唯一内容，欧洲人在赞叹东方物类的魅力的同时，只能揣测物类背后的东方文明的模糊面貌，经常诉诸瑰奇的幻想。直到新航路开辟后，伴随着身为欧洲文化精英的传教士们从东方传回更真实深入的报道，东方的物类才得到了欧洲人相对准确的认知定位。
（一）新航路开辟前的路径
古罗马帝国的商人早在公元2、3世纪就往来于罗马与中国之间。许多来自东方的商品，如丝绸、青铜器和陶器等，都曾出现在古罗马的市场上。很多产自东方的物种，亦很早时候就被引入欧洲，得到栽培，如花茎甘蓝、柠檬、桃、杏等。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就叙述了很多从东方输入到西方的发明：蚕在550年左右从中国输入希腊地区；棉纸在7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养蚕业传入意大利，1100年左右；磁针之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年左右；破布造纸，14世纪初叶……
地理大发现以前，东西交流中最为著名的路径即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这是古代东方与罗马和地中海贸易的重要路径。丝绸之路肇始于西汉，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经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成为横跨亚欧大陆的主要交通通道。丝绸之路在西汉时期曾一度繁荣，到公元7世纪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中国长安城成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通过丝绸之路，各国使节和商队将中国的丝绸等货物源源不断地输往波斯、罗马，中国的丝织等技术也随之远播海外。
8世纪后，中国的丝绸开始通过海路传播至西方，这是一条以岭南粤地为出发点，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的海上航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送的东方货物远比陆上丝绸之路要多。据载，每年仅从罗马到印度贸易的商船就多达百余只，它们多在夏季6-7月份从意大利出发，穿越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10月份抵达印度西岸的港口。在那里进行交易并停留到翌年4月份，再趁东南季风返回。产自中国的另一精美器物——瓷器，也通过这条海上航线辗转入欧，不过，此时的外销瓷器，数量还较少，未成规模。各国的使团、僧人和商旅活跃在此条航线上，东方货物以朝贡、私人贸易等方式大批流向海外。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阿拉伯人扮演了欧洲和东方之间的中间人角色，东方物类通过阿拉伯人的摆渡大量地输入欧洲。凭借篷车和帆船，东方货物由中亚路上商队和阿拉伯海陆商队运抵地中海东岸，随后交由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把持，面对纷至沓来的欧洲商人，他们待价而沽，从中牟取高额利润。在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等繁荣的大港，数百年来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规则健全的转口贸易体制。
直到13、14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在短暂的蒙古治下和平时期，保持着盟约关系的十字军国家和伊尔汗国直面相对，欧亚大陆两端才真正实现了直接交流。但就是在这百余年间，蒙古帝国对欧洲至东亚的广大区域实行了有效管理，交通状况大为改善，旅行者的安全得到保障。为佛罗伦萨巴尔迪银行工作的意大利商人佩格洛蒂在1340年写了一部《通商指南》，称当时从顿河口的塔纳（Tana）去中国（Cathay）的旅途日夜安全。国王和大汗的使者、商人、游客及传教士活跃在从威尼斯与北京间的旅途上，将许多东方物类介绍回西欧。蒙古帝国还通过建立集市牟利，1303年蒙古人在阿塞拜疆索达尼亚建立集市，夏季一连数月开张，向欧洲商人提供印度和中国的商品。
在新航路开辟前，东方物类主要是通过贸易、馈赠、贡礼等形式流入欧洲。此外，各国的传教士及怀着猎奇心态的旅行家也带回不少东方物品，还有些物类则是被东侵的十字军带回欧洲。
（二）新航路开辟后的路径
伴随着地理学知识的日益丰富以及航海、造船技术的进步，欧洲人的视野不断拓展，开始了一连串的海外探险。终于在15世纪末，欧洲与东方的物类交流迎来了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新航路的开辟。
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中亚草原再度陷入纷乱，帖木儿的短暂征服对贸易并无裨益，兼之奥斯曼土耳其与欧洲的对立日益加剧，而中国明朝终于无力控制回疆，丝绸之路又一次失去了往昔的喧闹。
与此同时，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拓殖却大获成功。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到达卡利卡特。他将丝绸、锦缎、肉豆蔻、丁香、胡椒、干姜，以及印度半岛的手工业产品样本等，大量运回里斯本。接下来的几年葡萄牙人在柯钦、卡利卡特、科伦坡等地建立了商馆，并建立堡垒来保护各地商馆。葡萄牙从阿拉伯手里攫取了印度洋的航运霸权，随后又窃居澳门。与此同时，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以果阿、澳门、马尼拉为根据地，葡萄牙、西班牙建立了繁忙的远洋航线。
从具体路径来看，葡萄牙商路为：从里斯本出航，沿非洲西海岸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在印度中转后赴东南亚香料群岛，经南海到澳门。西班牙商路为：从塞维利亚或加的斯出航，跨大西洋至西印度群岛，穿越美洲大陆，从墨西哥启航，然后通过著名的阿卡普尔科—马尼拉大帆船商路到达菲律宾，再转至东亚。这两条商路又分别被称为好望角航线和太平洋航线，一个世纪后，荷兰又在好望角航线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远南航线，但本文认为这可视为好望角航线的支线。随着北方航路的勘探受挫，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前，这两条线路也就成了后来数百年中西欧联系亚洲的两条主要干线。跟随葡萄牙、西班牙的步伐，荷兰、英国随后也参与到这场远洋贸易中，并且逐步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地位。
在新航路开辟后的几个世纪里，西欧先后出现了一批与东方联系密切的中心城市，例如里斯本、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等，这些城市成为航海家、水手、商人的聚集地，从这里出发，一批批航船驶向东方，带回无数东方精美的器物。同时，众多专门从事远洋贸易的官方公司开始在欧洲各国出现。在东方，英国于1553年发现白海不久便建立了俄罗斯公司，接着又成立了土耳其公司。进入17世纪，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更在印度以东的亚洲千帆竞逐。以中国为例，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记录，一条返回欧洲的商船可装运多达25万件中国瓷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18世纪间运到英国的中国瓷器数量高达300万件，1770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宗的进口商品即购自中国的茶叶，历年来进入欧洲的中国商品的数量可想而知。以这些城市和公司为中心，东方的物质文化传播辐射至整个欧洲。
由此可见，新航路的开辟无疑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大规模海上远程贸易以及愈加频繁的传教、游历、拓殖等活动取代了程度极为有限的传统交流方式，开创了东方物类入欧的新纪元。
二、传入欧洲的东方物类
输入欧洲的东方物类不胜枚举，除了已广为人知的香料、丝绸、瓷器和茶叶之外，其他物类亦是品类繁多。笔者查阅了《不列颠百科全书》、《药用植物百科全书》及其他相关资料，将文献中记录在案的西传入欧的东方物类进行梳理，根据其属性和用途大致分为五类：植物类、动物类、手工制品类、艺术文化类、军事用品类。
（一）植物类
在植物类中，我们将分为植物和植物提取物来分别进行论述。
1.植物
植物的西传历时久远，往上可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期，如肉桂，原产于斯里兰卡、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和缅甸，在公元前500年即于埃及和部分欧洲国家入药。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这一时期亦有许多东方植物输入，其中有一些是11至13世纪历次十字军东征时带回欧洲的。及至新航路开辟，植物类开始更广泛的输入，这尤其表现在香料等调味品上，葡萄牙、西班牙的一批批航船驶过印度洋来到马拉巴尔海岸，满载肉桂、胡椒、豆蔻等香料返回欧洲。17、18世纪，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把许多东方的药用植物介绍给欧洲。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植物学家跟随使团来到东方，发现了不少植物新品种。如马戛尔尼使团中的第二号人物斯当东（Georges Staunton），身为医生和植物学家的他于1793年在浙江发现了“苦柏树”。1816年陪同阿美士德勋爵访华的植物学家阿裨尔（Clarke Abel），将多种当时不为人所知的中国植物输入英国。
传入欧洲的植物种类繁多，笔者将之分为以下四类：
（1）蔬果及粮食作物
蔬果粮食类作物在很早时候就传播至欧洲，并得到栽培。如起源于中亚的小麦，约在公元前5000年得到推广，后来成为欧洲人的主食之一。水稻同样起源于中亚的干旱山谷，欧洲人在古代就从印度引入稻米。东方的胡萝卜、桃、杏等于公元前后即在地中海得到栽培。中世纪以来，大量蔬果经阿拉伯人之手输入欧洲，如罗勒、柑橘等。
引种欧洲的蔬果和粮食作物大致如下：罗勒、花茎甘蓝、胡萝卜、菠菜、黄瓜、茄子、莴苣、薯蓣、冬瓜、桃、杏、柑橘、柠檬、酸橙、甜瓜、石榴、柿子、椰子、柚子、榴莲、木瓜、巴旦杏、枣、猕猴桃、金橘、甘蔗、小麦、水稻、薏苡等。这些蔬果和粮食作物逐渐融入欧洲各阶层的日常生活，极大地丰富了欧洲人的餐饮文化。
（2）香料等调味品
香料是具有芳香气味的热带植物的总称。新航路开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穆斯林商人垄断了东西方的香料贸易，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经过重重转手后运抵欧洲市场的香料往往价值不菲，这激励了一批批航海家前赴后继去东方冒险、寻找香料。15世纪末，达·伽马开辟了到印度的海上航线，他的航船从印度带回来了肉桂、丁香、姜、肉豆蔻和胡椒等香料。随后，葡萄牙开始筹建驶往印度的新舰队，尝试直接与印度进行香料贸易。此后，运往欧洲的香料数量激增，贸易总量持续上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葡萄牙、荷兰、英国为争夺香料贸易的垄断权展开了激烈的厮杀。伏尔泰曾有语：“1500年之后，凡在卡利卡特所得之胡椒无不侵染着红色血迹。”
输入欧洲的香料主要是：黑胡椒、小豆蔻、肉豆蔻、肉桂、丁香、蒜、姜、姜黄、洋葱、罗勒、柠檬、沉香木、乳香、安息香等。这些香料满足了欧洲人的味蕾，对日后西餐烹饪风格的成型至关重要。
（3）药用植物
药用植物是指植物的全株或某一部分可作药用，或其分泌物和所含成分，可直接入药的，或提炼后可制成药物的植物。
公元前几个世纪就有东方的药材传入欧洲，入欧的东方药材有许多也同时是香料和果蔬类植物，如肉桂在公元前500年就在部分欧洲国家入药；柠檬于公元2世纪在欧洲首次引种，维生素C还未发现前，柠檬曾是为船员治疗坏血症的良药，西班牙古代医书中有许多关于柠檬的专著；丁香于中世纪时被引入欧洲，到公元8世纪，它的芳香和防腐止痛功能已为多数欧洲国家所认识；洋葱在中世纪的欧洲被成束地挂在门口以祛除瘟疫；公元1世纪时，希腊医生迪奥斯科里德已了解到石榴具有驱虫的作用，但这一功效在欧洲被遗忘，直到19世纪早期，一位印度草本学家用石榴治愈了一名英国人的绦虫病，这才引起英国医生对石榴药用价值的研究兴趣。此类物品还有酸橙、榴莲、甜樱桃、冬瓜、萝卜、豆蔻、桂皮、生姜等。
在药用植物的传播方面，通过阿拉伯人的摆渡，印度和中国的多种药材逐渐传播至欧洲。如人参，原产于中国东北、俄罗斯东部和朝鲜北部，公元9世纪阿拉伯人将之带回欧洲。高良姜也由阿拉伯医生于9世纪输入欧洲，因其具有调节消化的功能，长期被用于治疗晕船。最迟到公元10世纪，中国药材如大黄、人参、肉桂、茯苓、川芎、甘草等数十种，已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
入欧的药用植物种类繁多，一份苏格兰修道院议员的挖掘记录表明，修道士使用外来的草药，如将罂粟、大麻作为镇痛药物和麻醉剂。成书于11世纪的由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曾明确指出17种从中国进口的草药，包括细辛、姜黄、桂枝、肉桂、大黄、荔枝、樟脑、麝香、芦荟、玳瑁、莪术和郁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