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要殖民国家贩运华瓷，不同时期各有相对稳定的发货地、中转地以及往返航线。贩运的方式大抵为：1.直接贩运。即在中国的澳门、台湾、广州、厦门等地装船，“各东印度公司的绝大部分瓷器都直接从中国贩运”。澳门和台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葡萄牙和荷兰的基地。2.间接贩运。由中国船或其他从事亚洲居间贸易的船只将华瓷运至马尼拉、巴达维亚、巨港、万丹等南中国海以外的亚洲主要集散地。西班牙利用马尼拉殖民地东运西属美洲，经由那里转运欧洲。葡、荷、英、法等国则利用巴达维亚等其他集散地装运到印度。苏拉特、科罗曼德尔、卡利卡特、果阿等若干南亚港市是西方远洋船只停泊和转运之地。远洋航海与殖民时代，印度半岛在欧洲和远东贸易中的地位，恰如内海与河道贸易时代威尼斯在欧亚贸易圈中扮演的角色。原因在于明代以后，随着中国船队的多次下西洋，中印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联系，中国的外销商品在南亚可谓一应俱全，吸引了西亚和非洲以远的客商前来采买。加上印度又位居欧洲和中国远洋贸易航线的中部，中转站的地位尤其突出。印度的沿海港市中，苏拉特和科罗曼德尔是中国瓷器西传的两个最重要的中转站。华瓷经由这里分转波斯、穆哈等地，或西行绕经好望角运抵欧洲，或按传统的途径运销印度腹地。16世纪，德国迪林根刊行的教会布道信札曾提到，中国制造的宝山堂（Pozzotan）瓷器，行销印度全境。同一时期，羁旅印度6年之久的荷兰旅行家简·范·林索登在其《旅行日记》（Itinerario）中也说，每年都有华瓷输出到印度。印度的果阿有一条街，充塞着本地印度人，他们出售从中国运来的瓷器珍品。印度蕴存的大量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成为先期殖民者争相寻捕的猎物。
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利用率先开通到达印度的航路就从这里运回了不少中国瓷器。1522年，葡萄牙国王宣布从印度回来的船可以携带占整船货1/3的瓷器。16世纪后半期，香料和华瓷成为葡萄牙人在印度贩运的大宗商品，以至于16世纪中期欧洲形成这样的观念：“瓷器来自印度，但由中国制造”。很快，英国人也将印度纳入其殖民范围。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独占了好望角以东到达印度的贸易航线。英国的海外冒险家纷纷涌向印度淘金，沃尔特·科普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怀着这种热望实现了印度航程，收集的物品中就有中国瓷器。
此外，欧洲一些殖民国家也从与西亚地区的贸易中零散地获取中国瓷器。如英王伊丽莎白的首席顾问威廉·塞西尔（1571年后的伯利领主），于1579年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座领事馆，作为英国与奥斯曼帝国重要贸易的开始，以后，他得到一些中国青花瓷器。
可见，追逐华瓷已构成西方早期殖民国家海外殖民掠夺的重要内容，这些国家纷纷利用本国在海外的各种优势，各展其能，各出其招，以不同的方法、途径，在中国或华瓷广布的亚洲各地，源源不断地将攫来的中国瓷器运回欧洲。
四
西方各东印度公司运回的瓷器，多在本国主要港埠卸货和拍卖，如葡萄牙的里斯本，荷兰的米德尔堡、鹿特丹、阿姆斯特丹、霍恩，法国的南特，英国的伦敦等。由于荷兰远洋航船多，贩运规模大，加之国际商港不少，富商巨贾云集，因此，这里自然成为华瓷销往欧洲腹地的转运中心。除荷兰本国船只以外，欧洲其他国家的货船也常在这里卸货，当时欧洲著名的报刊《欧洲贸易》和《阿姆斯特丹报》就经常刊登满载瓷器和其他中国商品的英国船抵达阿姆斯特丹的通告。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鹿特丹、德尔夫特、霍恩、恩克霍伊曾等许多荷兰城市都拍卖过瓷器。荷兰的瓷器拍卖有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是泽兰议院的《拍卖汇编》（共7卷），汇总了泽兰40多年时间里卖出的全部商品和每一批货物价格及买主情况。18世纪20年代以后，每次拍卖都有30名甚至更多的买主在这里竞拍和成交。登录在册的大瓷商或商行先后有比尤克拉、卡斯珀、保罗斯兄弟、鲍戴恩、里鲍特、塞柯里尔、内德文、阿布拉罕、斯密特兄弟、斯柯夫特、布尔西商行、萨珀维莱和史密斯商行、黑兹博梅商行以及西特斯和卡托商行等，他们一次性成交的瓷器均达数万件，有时甚至在10万件以上。T. 沃尔克尔和A. 乔格先生分别就不同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并拍卖的瓷器作过统计。1619—168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1000多万件瓷器运到了欧洲，1730—1789年，装运并拍卖的瓷器约4250万件。至18世纪80年代末，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的瓷器已在6000万件以上。按通常的比例，除去约1/4的日本瓷、北部湾瓷等，华瓷应不少于4500万件。加上缺乏材料、无可稽考的活动和年代，数字会更大。
外销华瓷分为细瓷和粗瓷，“欧洲需要的是细瓷，各种各样的粗瓷是不需要的。而这些粗瓷在马来群岛的市场上却很走俏”。一位当事人也说：”粗瓷适用于我们的印度殖民地而不是欧洲。“运销欧洲的细瓷，大部分都是餐具。输出的华瓷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内瓷外销。即原本国内市场销瓷的外流，以人物、山水、鸟兽、花草、典故、传说、乡俗、物产等为其主题，体现了中国传统造型和瓷绘装饰艺术。二是特瓷专销。根据销售地的社会背景和世俗民风特制的瓷器。此种瓷器特征鲜明，适销对路，有时由销地瓷商送来图样定做。一部分专销欧洲的华瓷正是中国瓷工和瓷绘艺术家们按欧人的要求，或根据他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审美观念设计的式样和图案，以西洋名画、神话、《圣经》、航海等为其主题，投欧人之所好，如“采樱桃者”、“帕里斯的审判”、“灵童果盘”、“欧洲人夫妇”、“两个荷兰人”、“远东图标”、“苏格兰士兵”、“逃往埃及”、“耶稣受难”、肖像画、纹章瓷等。但我们通常在这些饱经世纪风雨得以幸存下来的瓷品中，强烈地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气息。以西洋名画为例，英、法、荷、意等著名艺术家的版画、素描和其他绘画作品由东印度公司的买主提供给中国以后，在各种瓷具上出现瓦托、朗克雷、西普里亚利等人的绘画绝非原作的翻版，而是经中国艺术家们的修改、加工和再创作，注入了他们的情感和思想、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法国画家瓦托的《幽会的情人》搬上瓷盘后，取名“采樱桃者”，按中国风格配以花坛等饰物，原作中的伤感情调已荡然无存。另一法国画家朗克雷的一幅作品经过修改，画中的人物及文化背景也完全变形，诚如M. 伯德莱所言：“着路易十四时代装束的一对情侣似乎正演出一幕中国剧。”有时，在同一器物上也出现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艺术的拼合和对应现象。如有的瓷盘，中部主图为西洋社会生活场面，边框则衬以中国的传统瓷绘图案或纹饰；有的瓷器上的航海图，描绘了大航海时代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式样的大型远洋船舶风帆竞张、桅旌高悬的远航场面。可见，欧洲绘画和图模经中国人之手，在销往欧洲的特瓷上，嵌合出一幅东西方文化对照和交融的图景，使欧洲人在艺术鉴赏中不知不觉地熟悉并接受了有着悠长历史的远东文化。当然，也有的特瓷是以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为其宗旨，在西方存世的华瓷精品中，以中国古代天文仪器——浑仪为装饰图案的酒壶，堪称借助特瓷向西方系统介绍中国科技知识的典型。
特瓷的装饰图纹和风格，往往由于时间、销地的不同或者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交错变异。如正德年间（1506—1521年）伊斯兰教传播得到朝廷的重视，销至近东的青花瓷常以阿拉伯式的图案、风格化的枝叶、阿拉伯文的《古兰经》短语和波斯铭文装饰；1516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以后，景德镇制作的青花瓷器开始出现葡萄牙铭文；17世纪，荷兰铭文又因荷中通商出现在当时的外销瓷器上。尔后，法文、德文、英文等西方文字也相继出现。西方博物馆中陈列的形状各异、风格迥然的大量瓷器，反映了各个时期出口华瓷的典型特征。
纵观明代以后瓷器大量外销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出口的华瓷，是一部中国历史文化、科技知识、地理交通、世风民俗、物华天宝、各种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造型和绘制艺术的简明史书，同时，还是中国数百年内政外交的剪影。
外销华瓷的西传，解开了欧洲人世代相袭的“神秘东方”之结，使远隔重洋的欧洲人对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化倾慕之余，遂在欧洲掀起一股华瓷收藏的热潮，中国瓷器一时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为了占有更多的华瓷，随之，试制硬瓷和仿造华瓷之风亦盛行于欧洲各国。中国的造瓷技术在欧洲推广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欧洲广泛传播。欧洲人在对中国瓷器长期的接触、使用和仿制过程中，通过瓷绘艺术和造型艺术，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了解，提高了艺术鉴赏的品位，并逐渐产生了崇尚中国文化的社会观念，以瓷器为肇端，直接形成近代欧洲洛可可装饰艺术的独特风格。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