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代文坛点将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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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叶文玲(1)

1.叩问灵台

叶文玲

人说如果常常沉溺于回忆,就是年老的标志。年过花甲,当然可归入老年。但我好像没有“沉”更没有“溺”——虽然因为写作,心屏常常闪烁记忆的火花,但我却不大能够真正幸福地沉溺于回忆之中。

是的,能够全身心放松地沉溺于回忆中,不管所回忆的往事是大痛苦或大欢乐,不啻是件幸福的事,就如窗前明月枕边书,总是一种心灵的休闲。我之所以说自己“不大能够”,是因为最近在长篇小说写作暂告一个段落的间歇中,忽然发觉自己这辈子活得很傻,有时候连这种起码的自我调节式的“歇闲”都不会,都不曾。六十余年的生活,抛开青年和中年为谋生存而劳碌不堪的状态自不必说,从进入专业写作开始,照理说能够清闲自在地安排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可是,“生就的性,钉成的秤”,在生命的进程中依然故我,仿佛身后老有一根鞭子在催赶着自己,三天不碰“笔”(如今是电脑),那心情,对了,就像老家一句生动的比喻:仿佛狗没有屎吃一样无滋味。

其实,这都是自己逼自己,我的生命状态,永远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我挤压。

但近日,忽然有了放松的机会——兄长和老伴的校友,也是本人的老朋友,著名评论家何镇邦先生的一份稿约,给我创造了一种休闲的良机——按镇邦兄的编纂要求,这种可贤、可圣钩沉往事式的回忆,使我一下子就“沉溺”其中了。

这一“沉”,就沉入了回忆的汪洋大海,这一“溺”,更教我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天,我什么时候已经“花甲”了?六十年,六十年,那可是人生的大半辈子,往事并不如烟,血色更会留痕。余生也晚,虽然颇多坎坷,自是没有什么足可教人惊心动魄的经历。但是,虫蚁之辈亦有行迹,世事和阅历毕竟是一点一滴堆积的,即便是寻常人生,毕竟也有那么多往事涛起浪伏地冲击脑海,若要剥茧抽丝,真不知从哪里着手为好。

就手拿起了时代文艺出版社年前为我出的一部“人生笔记”:《六十年的原声带》。

《六十年的原声带》是我的第四十二本作品集——如果不把那八卷本文集包括在内的话。

四十二,是数字符号,但对于我,却与生年有关——1942年是马年,在这年暮秋出生的我,仿佛和马也有了一些命运的关联。

有史记载,1942的马年是个大灾荒年,但在我的故乡——鱼米丰饶的浙江玉环县,好像不曾有什么太大的动静。我对饥馑的亲历,是在青年时代,那时我在山头海角一座古庙改建的一所小学当教师。只影孤灯,食不果腹,就这般清汤寡水的清贫生活,却没教我觉得太多的困苦。因为那时文学托梦,书籍为伴,青年时期勤奋不倦的苦读,支撑并构建了我的精神世界。儿时的文学梦,从十三岁那年在县报上“将名字变成报上的铅字”起,已经愈渐美丽浓烈。自与文学结缘,哪怕命运屡屡向我展露的,是一张严峻的面孔和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却从未妨碍我对她坚韧不拔的挚爱和追求。

虽然在故乡见识的世界非常有限,但是,与她耳鬓厮磨了我的青少年时代,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感情的绿荫,创作的摇篮。二十岁时我远去河南,故乡更像母亲一样,成为我心头永远的思念和牵挂。正是这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分,使我在中原大地重圆文学梦后,结集的第一本散文集,便以《梦里寻你千百度》为题,传递着对她的呼唤,而今整理几十年磨墨生涯的结晶,血肉相交的篇什中,全是亲情的沉淀。

人的一生经历,有一定的命运因素,但往往也有更多的性格使然。也许正是“马”的属性,使我注定了像马一样不驯顺于命运的摆布,大半生负重如枷,六十余年日子,“劳碌”是基本的概括。但我亦不以身累为“累”。当在几十年奋斗的路上依次经历过学生、教师、农民、工人、干部等职业,当渐渐见识着变幻无常的大千世界、吞咽过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当深深体味着世海沧桑安然于而今的荣辱不惊以后,我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多舛却可算丰富。从常情说,人过花甲之岁家庭安宁儿孙绕膝,也堪称晚年有福。可是,对幸福有别解、与“满足”二字永不沾边的我,却依然有点“不尽然”,总觉得此生仍有太多的欠缺和不足。

这最大的欠缺和不足,便是生有涯知无涯的“知”和“识”。

书到用时方恨少。虽然自学不倦,却遗憾连书海的小小一角都未游遍;虽然也到过海内外的不少地方,却都不过是蜻蜓点水;虽然常常痴思长绳系日,总归精力有限;虽然亲人无数,却难长年团聚;虽然挚友不乏,也非早晚得晤说见就见;自己也许生活尚可,可是你的周遭、你的亲朋故友、你的邻居熟人,却有种种不幸和困顿……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就是我们的精神“常态”。当无尽的思念充溢心头,当时时陷入无以言诉的惆怅,当面对丰富多彩而又广袤多变的大千世界,你无法不叹息世事古难全,人生太有限!

有了种种叹息,便有我们的文字;有着种种感喟,便有我们的呼吁和呐喊。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完成了长篇小说《无梦谷》。我曾在题记中写道:命运之神安排了生活中的一切,却偏偏不给人们剩下一个“假如”!

现在,我想说的是:假如生活能够从头开始,我仍然不懊悔的,是我所走过的路,我不怨懑我所经历过的一切。假如生活从头开始,我愿意仍然做我自己,重新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所有的不幸和苦难。

这种无怨无悔,就是实践了文学之梦带来的自信,这种自信之源,正是文学的力量所在。于是,回顾人生,小结六十余年的劳碌日子,我依然认为:此生最大的幸福,是能与文学为伴。

所以,哪怕再历艰难,只要能与文学同在,我对生活依然充满希冀。

所以,哪怕再过十年八年,我也依然希冀自己起码还是一匹“渴饮一斗水,饥食一束刍”的驽马,是一匹扬镳奔驰不厌远的老马,是一匹“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好马!

写作是我们的宿命,一本本书稿便伴随终身。但是,作家们都有一本无尽头的书,那就是录刻在他心头的人生笔记。

几年前有出版社约稿时,我觉得为时尚早。因为人生未到尽头,现在就来审视那些脚印,所用的规尺是否得当?真正想诉诸人世的话语是否合了时宜?众所周知,作品不管大小,都有一定喻世或警世的作用,我对一些板正了面孔充当教师爷的作品总是不敢苟同。君不见如今的读者大多是青年,如今的青年才俊聪敏活跃见多识广,如今有兴致读书的青年,更是一些身生绝域“自矜无匹俦”的骐骥。现在的世上很多事,特别是洋洋文学世界,青年们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哪里还能让上了年纪的我们一味的自以为是,充当令人讨厌的“谆谆教导”者的角色呢!

最怕的就是写成那样一本人生笔记。

人生笔记虽然不等同于个人自传,毕竟是事事亲历件件是实的“写真”,完成这么一部“写真笔记”,用心更可能用血泪。写这样的人生笔记,等于教自己重度了人生。而回忆,如上所说,是我们这个年纪该有的常情;思念,更是最能牵引感情的一瓣心香。

如是一想后,我终于从“暂且放下”的念头中解脱出来,一打开往事的心屏,记忆的金沙顿时如泉涌集。如是一想后,好像不费思索,故乡的山风海月,物产习俗;亲人的音容笑貌,悲欢苦乐;老师的教诲之恩;朋友的相挽之谊,全都化成了最简朴的“原形”,活生生地在我心头翩然而现,用不着捕捉,用不着编织,一切的一切,全然本本真真地来在眼前。而当我不无感戴地回首一个个的“他”和“她”;当我搬出那上百本影集,检视这几十年走过的山山水水,特别是凝视那些已然“作古”而音容宛在的老师同学亲朋好友时,我无法不心头滚烫而又热泪潸然!哦,此生最可宝贵的日子在刹那间融会,此生最值珍视的人与情,都在这本书里齐集,此生有关小说和散文甚至是风花雪月的“说道”,也在这里袒露无遗!于是,我终于不无感慨地明悟:这一切,就是我的一生,正是这一切,组成并丰富了我的人生。

当我终于将这些可贵的金沙一颗颗地装入记忆的小舟时,我欣然觉得:那真是一艘思念的诗船,它使我将六十年的人生“原声带”,真实地奉献在读者面前。

书写(回忆)至此,忽然又想起了另一部也在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生爱》。我同样地感慨万端。

在北京召开《三生爱》的讨论会时,众多朋友冒着寒风来为我的《三生爱》把脉,对于这番深情厚谊,我想,只道一声感谢,当然是太轻太轻了。

但是,也只有这声最起码的感谢,多少能表达这一为我铭记的厚谊深情。

对于文学,对于几十年来矢志不倦的写作,在面对非常熟知我的创作状况的师友面前,在大家为之如此苦口婆心地论说以后,我想,无论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浅显甚或是言不及义的。时间如此仓促,那天,在将讨论会的时间一再延长、许多评论家朋友准备了发言稿却没有来得及说的情况下,我更无法细细报告在长达五年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的万般思绪,只能趁难得的机会向师友们叙述一种心情。在巴金先生倡导并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开作品讨论会,这心情如果归结为四个字,那首先应该是:实话实说。

我曾屡屡说过:书是我的第一情人。自与文学结缘,我就“命定”了要与它拥抱终生。哪怕这条命运之途永远荆棘丛生,也不会妨碍我对她海枯石烂至死不变的一往情深。

这段话,是我几十年坚持文学创作的“老底”,也是为什么五年前我刚放下完稿的《常书鸿》,本来想休整一下,却又一次“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三生爱》的创作的根本缘由。

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笔下的人物,很多时候是我们心灵的影子,我们的外部世界有着太多的嘈杂,我们的内心世界,却常常孤独无比。对于真正有定力、能够坚定地守望自己精神家园的作家来说,孤独是无形无痕的精神状态,孤独也许正是作家特有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孤独促使其更沉静地思考。所以,我很赞成这个说法:每一次写作,都是作家自己与笔下人物的邂逅和交谈。在沉淀了无数孤独而不无痛苦的思考后,终于又一次打开了心的一角闸门,任思想的洪流倾泻而出,在倾诉中再次咀嚼感悟并宣告人生的意义,这便是我们的职责和良心所在。

我的许多小说就是这样的产物。《三生爱》也无例外。2003年春,我第二次出访美国。当我在“9·11”的废墟前沉重而忧伤地徘徊时,面对那抹阴霾的暮色,我突然感悟了眼前的有霄壤之别的两重世界,也感悟了人生幸福的真正要义。这种前所未有如醍醐灌顶的感悟,不光注定了本书主人公无可逃遁的命运结局,更使我郑重地省悟了人类的共同而至高无上的目标:和平。

和平是人类幸福的根基。

在这个大目标下,其他的一切欲望和追求都相形见小而微不足道。虽然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有许多惨痛的血流成河的付出,但是我相信人类最终也是最大多数的根性是趋善趋和的,必然要为这个目标的实现而生生不息地一代又一代地奋斗。

所以,哪怕再历艰难,只要能与文学同在,我对生活依然充满希冀。多年前我亦曾以一篇小文表达过:百年了悟唯一字,这个字,就是“爱”。人类之所以绵延世界,爱是支撑一切的根基。为了和平,为了爱,我们更要鞭挞邪恶,珍爱亲情,珍惜生活。

这部小说的原名叫《无桅船》,船与桅的关系,为什么会“无桅”?书中已说得很透彻。之所以改成《三生爱》,是因为社长出于“卖点”的考虑,说服了我——小说书名最好不要太典雅,最好有一个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有寓意的。我同意了他的建议。这当然是外在因由,内里的因由,就是源出于我在写作过程中所深切感悟的“爱”。

三生爱,既是三生之爱,也是三代人的爱;三生爱,是爱的盟誓,更是爱的苦斗,爱的礼赞。能寻觅到真爱,能享受到挚爱的人,是多么幸福!可是,世上许许多多欲寻欲得的人,就像一位评论家深刻指出的:更多的时候,只是心灵的呼唤,只是一种“独语式的精神访问”。

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有文学,而文学的本义,文学的宗旨,就源出于这个神圣而又艰难的字:爱。

现在,当我将这缕缕思绪归结成这篇真实而零乱的文字时,却想不出一个很好的题目。眼睛再次扫向书架,看见了兄长叶鹏前些年赠我的一本书:《灵台叩问录》。

熟知我经历的人都知道:我的兄长叶鹏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于他,特别是青少年时代,在许多时候,我都是“言听计从”的。众所周知,灵台,周台名。灵台即心灵之府,叩问灵台,即是心灵的审问,人心的探究,是真伪美丑与善恶的辨析。

鹏兄在序言中引了皮日休的话:“慎杖我心,俾平如砥。”就是讲的自我克制、自我鞭策和自我砥砺。这也是文学的一种责任。

多年前,我曾对鹏兄说,你是校长又是教授,教绩卓越,平常教惯了学生,谆谆循循;但写散文,不可总有这种理长情肃的“教师”味,否则人家不爱看。鹏兄在随后赠书的扉页中这样题写:是你教会了我写散文。我们兄妹间常有这样的友爱和调侃。但他这本以《红楼梦》人物说事的随笔,言简情浓,颇有真知灼见,更有信手拈来悉成话题的大况味,这个书名,令我佩服。于是,我也“信手拈来”,权且借用。自己老哥,不会与我打笔墨官司。

而更重要的是,我想,我们与文学,一言透底,就是要无日无休地叩问灵台。

2.千里闻铃音

叶鹏

三十年前,在那些个用辘轳把摇落红日的黄昏,我不止一次涌起这样的渴念:假如文玲这会儿来看我,她会和我一起摇这辘轳,深深的井底将映着她的两条毛茸茸的发辫,空旷的四野会飘散着她天真的笑声……然而陪伴我的寂寥的,却始终只有这大坟丘一般的邯山,这块渗透着我青春热汗的黄土地。

我爱文玲。她不但是我的众多弟妹中最教我喜爱的一个,更因为命运的独特牵连——我没想到,当我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有罪枷锁时,罪枷的阴影首先笼罩的是她。

那时她才十五岁!

那时她奋发自强考上了省内的重点中学——黄岩一高,她在给我的信中叽叽呱呱地叙说着她的憧憬。她说:“大哥,再过半月,我就要去报到了,我真快活!现在,我常常有滋有味地想象着过了三年后再去报考大学的情景,我一定考中文系,我要考北京大学,北大不是比复旦还有名气吗?我一定要上北大!”

妹妹的这封信犹如报春的小鸟,每一句每一声都是快乐的鸣啭。可是,彼时我尽管为之庆幸,却无法提笔回信,挨了半个月后,我才硬着头皮告诉她:“得到你录取的消息,我很高兴,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在这次‘反右’运动中,我竟成了可耻的右派……”

写这封信时,正是我离开复旦的前夕。当我被驱使着在一份什么“材料”上签上名字时,连日来纠结于心的愤懑、鄙夷、委屈等,在这一刹那,一起化为麻木。我一面心如木石,一面却怀着一种异样的摆脱感,悄然踏上了北去的列车……